于欢案暴露出中国当前存在的多项体制问题。
一是于欢家族企业在无法生存下去时，不能从国家银行贷款，而是选择了知道存在很大风险的高利贷。这里，可能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无法继续维持下去，银行通过评审，认为不能再给予贷款；二是该企业还能维持下去，但因为一些“关系”没处理好，银行本来可以抬起来的一只手结果压下去了，而正是这压下去的一只手，直接指向了当地非常盛行（涉黑）的高利贷行业。
二是当地政府默许了高利贷无底线的利息增长模式。政府的睁一眼闭一只眼，使得高利贷行业肆无忌惮，甚至成为当地的土霸王，竭尽全力榨干每一个因应急而贷款的不幸的人。
三是当地警察的不作为。在一群可能有涉黑背景的催债人面前，当地警察产生了畏惧、息事宁人的心理，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只能草草留下一句不疼不痒的话，匆匆离开，以甩开包袱的心态完成了一次出警。
四是法院判决太荒唐。这样的法院和法官，手里握着国家给的还民公平公正的权利利器，却干着让人不齿的荒唐事情。被人欺负到这种程度，还不能反击自卫，国家真是为强盗土匪做主啊。
想想就觉得可怕，如果不是于欢案发，当地的百姓，还要在这样的弊端氛围下，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地生活多久，当地的恶霸，还会鱼肉百姓到什么程度。
可叹！可恨！可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