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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和乡村人口的三种变化
本书和年代系列里下一本The age of capital都把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发展和结果。这本书里，前七章介绍发展。从这一章开始，作者分析之前的种种发展的成果。
土地是首当其冲的变化点，因为工革腾飞需要的人力资源还“冰冻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系统和乡村社会关系中。要除掉这个冰山一角，露出底下的经济发展的肥沃土壤，需要发生三种改变：土地需要变成可流转的商品；需要流向愿意好好经营它们的人的手里；需要把大量乡村人口转变成自由流动的挣工资的人（wage-worker）。还有一个有利但很难实现的变化，即怎样补偿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理位置差异，消除较差的土地拥有者的因此产生的负担，以维持土地的流通性。关于采取何种调节手段，比如税收、法律甚至国有化，在工业化的英格兰进行过激烈讨论。
这些变化的主要障碍有两个，还没有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主和传统的农民阶层。在英美，后者被消除，而在美国，二者都没了。对于怎么越过这两个障碍，经典英式解决方案的结果是国家4/7的土地被4000人拥有，25万人在其上耕种并雇佣着125万雇工和仆人。经典美式方案是商业农夫，用机械化弥补雇工人口的不足。经典普鲁士方案是把封建制地主转化为资本主义农夫，把农奴转化为雇工。还有一种方案是丹麦式的，通过改革创造了大量中小商业农夫。
在转变过程中，除了少数认同启蒙运动，“坚强清醒”的农民，大部分乡村人口一致抗拒痛恨这个变化。只有同时不利于地主和传统农民的政治法律革命才能为这类少数人变成理性的大多数提供条件。这个革命的历史就是书中时期（1789-1848）大部分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的农业生产关系的历史，虽然它的结果到19世纪后50年才显现出来。
对于贵族的地产庄园，限制继承权（entail）和其他阻碍销售或流通的禁令被终止。教会土地的命运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出售。共有（collectively owned）土地，包括乡村和市镇社区土地，共有田野草地森林等等，被分成个人拥有和经营的小块圈起来。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假以时日自然能为能干幸运的经营者扩大土地。对于第三个目标的达成，即产生自由流动的劳工，则需要废除不具经济性质的纽带和义务，比如奴隶制、农奴制、对领主的献金等。这三个转变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产生剩余人口，从而促进后者投入工业生产，促进其发展。
这三类变化基本上等同封建制的废除。在书中时期，这个过程基本完成，中欧约在1848年，俄国和罗马尼亚则在1860年代。在美洲也是，除了巴西、古巴和美国南部。另外还包括在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和印度，以及土耳其。
封建制的废除
在英国，大块土地拥有人和农夫已经部分成为了bourgeoisie，因此不需要类似法革的变革。因此英国的手段是继续对传统的农民阶层施压，进一步提高土地经营效率和流动劳工数量。从1760年开始，在圈地法案（Inclosure Acts）下实施的约5000次圈地划分了约六百万英亩的共有土地和田野。之后的济贫法们（Poor Law）则旨在刺激在农村活不下去的人迁出去从事任何能找到的工作。
丹麦的特别在于在法革前的1780年代即已完成改革，废除封建制。其主要受益者其实是农民，改革废除共有开放土地后，鼓励农民持有自己的一小块。瑞典也进行了类似但没那么激烈的改革。由此带来的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剩余人口增加导致后来土地贫瘠的挪威和瑞典出现持续整个世纪的美国中西部移民潮，丹麦次之。
在法国，拥有土地的农民人数有增加趋势。土地条件总体上来说不错。甚至在光景不太好的1847-8年间，除了在雇农中间，也没有出现真正的艰难。另一方面，这也使剩余人口流向市镇进程放缓。
在拉丁欧洲，低地国家，瑞士和西德，封建制的废除是法革占领或激发的结果。
不过法革不是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唯一推动力。一些受过启蒙运动熏陶的专制君主意识到了合理利用土地的经济利益，也回应以类似答案。比如哈布斯堡帝国的神罗君主约瑟夫二世早在1780年代就废除过农奴制，并世俗化了大量教会土地——不过在他死后其开明专制也随之倒塌。在普鲁士，法革、经济利益和贵族的贪心促成了农民从封建制关系中的解放。
如果没有本地工业发展，加上生产一两种作物，那么容易促进大型地产庄园和无地雇农的出现。相反，如果有本地工业发展，那么由此带来的市镇多样食物需求有利于小块地种植户。因此，在书中时期的终点1848年，土地的法律变革虽然里彻底完成还有一大截，但已经能明显看出，总体来说，庄园主和少数生活舒坦的农民获益良多，但农民阶层的主力日子变差了，而且无地雇农的数量在快速增加。
名叫自由的孤独
种种举措之后，土地的这种大规模重新分布并没有像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希望的那样，催生大批有企业主进取心态的地主或商业农夫，而是出现了比以往地主更严厉的土地“巨头”们，尤其以南欧为最严重。那些购买了土地城市中产阶级，比如律师商人土地投机者，并不想到欠发达地区苦心投资打造农业生产，而更多地只是想当上过去当不上的地主老爷。
另一方面，在农民接收到了土地的国家如法国、斯堪的纳维亚，也并没有自动形成中小农业企业主。原因很简单，农民想拥有土地，但很少想要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济。传统旧系统能给人很多社会关系的确定性和（很差的）经济保障。因而在农民角度来看，法律变革没有赋予他们太多权利，却拿走了不少。比如公共田野、草地和森林的分割圈隔可能引起某些人认为属于他的那部分被拿走了。另外还有一些旧制度下贵族的法定或约定成俗的义务也不再。农民得到了自由，也感到了不曾有的孤独。因此，在农民得到土地的地区，传统主义下抵抗着自由主义的侵蚀。没有得到地的地区则相对更支持革命。
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法革，那么书中时期所有不反对外国/族君主或教会的重要农民运动几乎都是以教会或统治者名义进行的。农民支持的是理想中的公正的国王，会惩罚作恶的地主；不过他们支持现实生活中的教会，因为乡村牧师是他们自己人。因此当时农民群体参与革命/反革命有着不确定性，取决于他们认为国王和教会站在当地地主富人一边，或者革命运动里有没有跟自己一样出身、说一样的话的人。
把农民反叛从政治上偏保守转变成偏激进的趋势要等到1848年之后。因为土地和农业经济变革的效果显现在19世纪下半场，尤其是1880年代的农业大萧条（great agrarian depression）时。
亚非殖民地，拉美
如上所述，在欧洲大部分，法律变革像是一种从上施加的外部力量，一场人造地震。而这种变革在没有bourgeois经济元素的亚非殖民地（主要是印度和阿尔及利亚）推行时，其人造性质更加明显。
在印度，自由主义经济的影响首先是英国统治者寻求征收地租的简单有效方法的结果。印度本土的地租方式多样，总体来说有两原则:自治团体（部落、氏族、村子等）是土地的实际控制者，政府得到一部分出产。在孟加拉，直接处于英国治下的第一个大型区域，莫卧尔（Mughal）帝国的地租由税吏Zemindar负责收取。在后来的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约20%地区采取了把Zemindar看成地主的地租体系。另外超过一半地区则采用Ryotwari体系，把土地分到个人，分别收租。教条似地推行法律上的个人主义，其中掺杂贪欲，造就了大灾难的成因。英国曾经面临过二选一的时刻。辉格派（whiggish，持进步主义观点）治理者和传统商业利益认为小型土地holder勉强糊口可以，但不能积累农业资本从而改善经济，因此他们偏向孟加拉式的体系。而追求实用性的治理者不希望出现基于土地的贵族统治，因此偏好土地国有化和大批小holder。
更重要的是，随着工革的进展，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地区利益愈发与英国工业的总体利益吻合，实用派政策可以确保英国严格的控制和高出很多的税收（1/2收入 vs 英国之前传统的1/3收入），从而被采取。这个给农民带来极重负担的政策没能催生开明的地产拥有阶层或者有力的自耕农群体，而是导致了印度持续受困于规模广人数多的大饥荒，其程度在所有欧洲或类欧洲政府治下地区里，哪怕包括沙皇俄国，是最严重的。
英国工业利益驱使在印度造的另一个孽是印度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为了为英国商品腾出市场，几十年内，曾在乡村里广扎根基，带来部分收入的手工业被系统破坏殆尽。
在拉美，独立后的各政府致力于发扬法革和边沁式教条（Benthamite doctrines）的精神，继续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包括社区土地的个人化，废除继承权限制等，不过效果有限。贵族土地的释放造成了某些庄园的洗牌，不过那些大型的典型南美庄园hacienda们，还有estancia, finca之类的，仍是大多数共和国里的主要私有土地形式。在本质上，虽然出现了议会、选举和土地法一类的东东，那块大陆和之前基本没什么两样[1]。
土豆，爱尔兰
对于农业社会而言，除非有特殊反常的条件，只用经济手段很难对其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大灾难。之前说的印度的去工业化是一种方式。而发生在爱尔兰的变化是另一种方式。
事情得说从一个简单的技术革新说起，即用从南美传来的土豆代替其他作物，成为广为种植的主食。同样的土地，种土豆能养活更多人口，虽然饮食变得令人发指得单调。在地租最大化需求下，极小块土地的holder数量相应增加，相应地，农场劳力的需求也增加了[2]。在18和19世纪间，爱尔兰人口增加，以土豆糊口，每人每天平均10-12磅（9-10斤土豆）[3]，一些牛奶，偶尔吃鲱鱼打牙祭。
这种缺乏多样性的农业和饮食必然是脆弱而极其危险的，后来的1847年爱尔兰大饥荒（Great Famine）造成惨痛而深远的影响。在1846年爱尔兰人口估计约850万，在饥饿和移民两重影响下，五年后，人口缩减到650万。此外，从此开启的移民潮使得人口持续减少。
First published on Jun 25,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