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问：什么是真理，如何理解真理？
答曰：
友人此问，意味着承认存在一种东西叫“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答案；在不同人的认识中，有着不同理解。
起初，真理是能为感官所把握的东西。
德谟克里特明白地说：真理就是现象，与显示于感官的东西毫无区别，凡是对每一个人都显现，并且每一个人都觉得存在的东西，就是真的。 德谟克里特认为，感官会对理性说这样的话——“无聊的理性，你从我们这里取得了论证以后，又想打击我们，你的胜利就是你的失败。”
但在质疑了理性的能力之后，他对感官在何种程度上能把握真理也产生了怀疑。在名叫《规范》的著作中，德谟克里特说，“有两种认识：真实的认识和暗昧的认识。属于后者的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但是真实的认识与这完全不同。”他指出真实的认识优于暗昧的认识，接着又说：“当暗昧的认识在无限小的领域中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见、再也闻不出、再也尝不到、再也摸不到，而研究又必须精确的时候，真实的认识就参加进来了，它有一种更精致的工具。”
至于德谟克里特所谓的精致的工具是什么？不得而知。只知道它是在感官“退位”时开始发挥作用，以得到真实的知识。
在真理的获得上，很多人无法否认感官认识的确切——我看到一盆花，甚至我能叫出它的名字，我闻到它的香味，触摸到它，这一切都真真切切，无可怀疑。但你之所感就是真理吗？如果有人与你看到的花的颜色、闻到的花的气味、对花的触感不尽相同，真理会站在谁的一边呢？再或者，如果我请你用更为精确而全面的语言来讲述“这是什么？”，你会怎么说？相信感官认识是真理来源的困难之处，就在于此。
后来，真理只能为挣脱了枷锁走出洞穴的智者所拥有：
据说，那时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着，甚至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认为白墙上的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后来，其中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惊喜地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真实的事物在洞穴之外。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这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他们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柏拉图认为，真理就是事物的本质。人只有摆脱感官的枷锁，放弃由感官认识到的幻影，运用理性去把握它，也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跨越本质与现象之间的深渊。
常言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想必讲过以上洞穴故事的柏拉图会深表同感。凡人只能在洞穴中看着事物的影子，唯有智者能往真理一瞥。而且这一瞥，瞥向的是我们身处的现象世界之上的理念世界，唯有那个世界里的一切才是真实的。你所看到的桌子是真实的吗？不，它只是分有了理念世界里“桌子”的真实性。
尼采说：“真实的世界；——智者、虔信者、有德者可以达到的；——他生活在其中，他就是它。”真理如此小众，对真理的思索成了固定人群才会从事的。
紧接着，伊比鸠鲁将对感官和理性的信任糅合到了一起，认为二者不矛盾。
人一方面运用理性求知，以摆脱无知与恐惧；另一方面借助感官的证据去判定由理性推理获得的意见是否正确。简言之，真理最终凭理性获取，而判定的标准只有感觉能掌握。
后来，真理是宗教才能提供的东西。
以犹士丁（公元100到165）为代表的哲人们认为，基督教是上帝的启示，唯有基督教能认识真理，人们关于上帝的观念和普遍的道德观念都是与生俱来的。上帝以逻各斯创造圣子，圣子通过“道成肉身”而成耶稣。上帝又以智慧创造了世界。逻各斯普照世界，就连异教徒中的优秀分子诸如苏格拉底也受到了上帝理智的启示，但只有基督教徒才能完全把握真理。
尼采说：“真实的世界：——现在不可达到的，但许诺给智者、虔信者和有德者（‘给悔过的罪人’）。”这意味着，认识真理的人群又重新被圈定，真理进一步变成了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
再后来，诞生了“双重真理说”——哲学与神学都可以对真理加以把握，而哲学在表达真理上略胜一筹。
经院哲学家阿威洛伊（阿威洛伊，1126到1198）提出，同一理论在哲学上可以解释，在神学上可通过寓言进行表达。哲学可揭开寓言的面纱，且真理的科学公式只有在哲学中完成。
就这样，真理在感官与理性、哲学和神学间游走，哪里都有它的身影，但似乎哪里都不能完全呈现它的模样。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很久很久。
终于，一位英国医生在与一帮朋友进行了一夜唇枪舌战而一无所获后，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首先来确定一下我们是否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吗？”
洛克的言下之意是，万一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回答某些问题，我们的争论就完全无意义。
站在整个哲学史长河中看，理性主义者笛卡尔和经验主义者洛克几乎同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这是由早洛克一个半世纪的笛卡尔提出的。
如果不能回答“我们是否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标榜追求真理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一场自娱。
于是，笛卡尔开始怀疑一切，洛克只相信经验。二者都认为，真理就是清楚明白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如何获得呢？前者认为，是心灵的直观。比如，一块点着了的蜡，在火焰灼烧下，不断发生着变化。起初，一个人认定这是蜡，是因为他知道人们将这样的东西命名为蜡，但后来，这块蜡逐渐熔化，原先的形状已经走样，但会影响它是蜡的事实吗？不会。由此证明，把握事物本质的不是视觉、触觉或其他感觉，而是一种不受表象迷惑的心灵直观。而心灵直观之所以值得信任，得益于一个无可否认的大前提，那就是笛卡尔著名的论断——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怀疑一切，甚至他产生了同庄子一样的茫然——无法确定自己身处现实还是梦境。他曾写道：“同时，我必须记住我是个人，因此我有睡觉和在梦里出现与疯子们在醒着时所做一样、有时甚至更加荒唐的事情的习惯。有多少次，我在夜里梦见自己在这个地方身穿衣服，坐在炉火旁，然而实际上我是一丝不挂地躺在被窝里！这一刻，我确实认为自己是在用醒着的眼睛看这张纸。我晃动的脑袋并没有睡着，我有意地、自觉地伸出我的手，并且感觉到了它，而睡梦中出现的情形似乎没有那么清楚，那么明白。但是，仔细想―想，我就想到自己时常在睡梦中被这样的一些幻象欺骗，想到这里，我就明显觉得没有什么确定不移的迹象能够使我们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清醒和睡梦，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以至于我几乎能够相信此刻我就是在做梦。”这几乎与庄子所谓“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困惑如出一辙。
就在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时候，他有些无所适从，他甚至开始要求自己必须找到一个稳定的根基，以此确立整个真理的大厦。终于，他领悟到，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当我在怀疑时，证明我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也就是“我思故我在”。就这样，笛卡尔以此为完全值得信赖的出发点，开始考察事物，寻求真理。理性（包括心灵直观在内）成为他认识真理的工具。
不同于笛卡尔透过理性认识真理，洛克相信一切都从经验而来。根本不存在什么值得信赖的心灵直观，人心就是一块白板，是经验了事物之后，白板上才添加了印记。经验世界如果无物存在，心灵的白板依旧一片空白。他如此巧妙地驳斥那些认为存在“原初观念”的人们——
“在我看来，说灵魂上印着一些灵魂并没有知觉或理解的真理，几近于自相矛盾。因为，所谓印着，若有所意义的话，无非是说使某些真理为人所知觉。因为，把任何东西印在心灵上却不为心灵所知觉，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如果儿童和白痴有灵魂、心灵，它们上面有着那些印象，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必定会知觉到它们，并且必然会认识和同意这些真理。既然他们没有知觉到，那很显然，并不存在这样的印象。因为，如果它们不是自然地印在心灵上的观念，它们怎可能是天赋的？如果它们是印在心灵上的观念，它们怎么可能不为人知呢？说一个观念印在心灵上，同时又说心灵对它一无所知，未曾注意到它，这等于说这印象什么也不是。”
什么是真理，如何获得真理的问题，走到这里形成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分岔。两类哲学家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的说法有道理。但就在此时，杀出一个“哲学终结者”——休谟，他既不相信理性能带领人认识真理，也不相信依靠经验能让人认识真理，他的意思是，都别吵了，与其追求真理还不如洗洗睡呢。
他彻底的怀疑论甚至延烧到让前人奉为智慧之化身的形而上学和神圣的神学头上，他如是说：“神学书或经院形而上学的书，我们就可以问，它里面有任何关于量或数的抽象推理吗？没有。它里面有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的经验推理吗？没有，那就把它投入烈火中吧，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诡辩和幻想。”
这位终结者给哲学带来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他用一把叉子，一面叉中了运用理性进行证明的推理，一面叉中了运用经验所进行的事实的推理。这位神叉手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他认为，对于出于理性的推理，无非是源于这样一条观念——一切事情都有其原因，这被称为普遍的因果关系原理。正是这一原理让人们解释过去预测未来，获得真理。然而，人们所认为的因果关系归根结底是源于经验，而非理性。例如，手被火炉烫了，感到疼痛。前者被认为是因，后者被认为是果。但可以确信疼痛的结果来自火炉这个原因吗？不能，因为结果并不在原因之中。如此分析，普遍因果关系并不值得信任。他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命题：
（1）我承认我过去的经验里有某种因果关系；
（2）我预测未来也会有类似的因果关系。
从（1）到（2）的过渡，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言自明的，而休谟认为，这种通过理性论证因果必然性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能通过经验观察研究因果关系的本性。经验探讨的结果是，关于因果必然性的看法只是习惯使然的幻觉，人们只是错误的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有某种必然性原因结果之间除了接近和持续的关系外，还有一种新关系——恒常结合。这种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经验事例基础上的归纳结论。让我们毫不犹豫地进行因果推论的，就是这样一种恒常结合关系，而这一推论完全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其可信度有多大，值得怀疑。
休谟是一位给人以绝望的怀疑论者，罗素这样形容：“休谟的怀疑主义结论……既难以反驳，同样也难以接受。结果就成了给哲学家们下的一道战表，依我看，至今还没有够得上对手的应战。”
可惜，罗素错了。
一位被誉为“蓄水池”的哲学家横空出世了。他就是伊曼纽尔·康德。据说，康德之前的哲学都流向了康德，康德之后的哲学都自康德流出。这位“蓄水池”哲学家，在攻破休谟之叉的同时，还不忘绅士地致谢：
“我坦率地承认，正是大卫·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我的独断论的迷梦，并且给我在思辨哲学领域的研究指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我根本不赞成他的结论，他之所以达成那样的结论，纯粹是因为他没有从问题的全面着眼，而仅仅采取了问题的一个片面。如果我们从别人传授给我们的一个基础稳固但未经发挥的思想出发，那么，我们通过坚持不懈的深思熟虑，就能够希望比那位见解高明的人更进一步，当然也是多亏他的第一颗火星，我们才有这光明。”
康德是如何帮助人们重树追求真理的信心的呢？说来话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
首先，他提供给我们一些关于真假的判断方法：
1.凡是那样一些主张，它们是我们必须借以解释我们的经验的法则，都是真的——而且必然是真的。
2.凡是那样一些主张，它们与我们必须借以解释我们的经验的法则相矛盾，都是假的——而且必然是假的。
3.凡是那样一些主张，它们不是我们必须借以解释我们的经验的法则，则要么是分析的、偶然是真的，要么偶然是假的。
4.最后，凡是那样一些主张，它们无法通过诉诸我们的经验的法则加以确定，而且无论如何都对我们的经验毫无影响，则不能成为知识的可能主题。
总之，康德认为我们确定为真的东西只有“我们必须借以解释我们的经验的法则”。
就像下棋一样，规则是由我们自己制定的，什么时候走棋，如何走，这些都是游戏规则。在游戏内，无论你走得好还是不好，都必然受规则的规范，谁若怀疑规则的真实性，无疑是荒谬的。因此，真理不再是我们的观念与实在之间的符合，而是我们自己借以构成我们的实在的法则体系。
当我们谈论真理时，我们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无非是我们根据法则来谈论的经验。就这样，在康德手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获得了调和，二者皆是追求真理不可或缺的部分。
至于谈论经验的法则是什么，就要涉及到康德的范畴说了。简单讲，康德确定了十二个范畴，并声明：
1. 这些是人类先天范畴，因此每个人在做判断时都必须经过这些范畴的“过滤”；
2. 当感官接受的信息经过这些先天范畴联结，便产生出判断 ，即知识；
3. 因此，经验知识是可靠的，因为感觉信息和范畴本身是没有错误的。
根据康德的说法，无论人与人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不同肤色、种族、文化、国度、信仰，都不能有一套通用法则的存在，只有这一种构成经验的方式，不用问你是谁，来自哪儿。也就是说，一个世界，一个真理。如此而已。
尼采说:“真实的世界：——不可达到、不可证明、不可许诺，但已经想好——它是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
就在人们以为康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真理问题时，故事发生了大反转，他的追随者费希特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
这一表达与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遥相呼应，将一个真理的定论打破，再次回到“诸多真理”的相对主义论域。
这突然而来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还要从康德所谓“法则”的确定性上谈起。
的确，康德通过法则赋予了理性和经验在认识真理问题上的价值，可问题来了：所谓真理，必然是独立于人类而永恒为真的。但如果一切知识的合法性都来自于人，那么人类如何才能得到独立于人的纯粹真理呢？
换句话说，是否我们人类永远只能看到人类的世界而非世界本身（物自体）？
康德明确表示，是的，真理只有一个，但——
“真理不可知！”
“那我们还看你的书干嘛？”
“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也是一种解放啊 !”
我个人认为，康德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告诉人类在何处止步，而非鼓励人盲目进步。
如前所述，康德确立的法则几乎在获得承认的同时就遭遇了质疑——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法则？虽然一盘棋的规则是既定的，但具体到每一步棋怎么走，还是人人各异。我们需要一个成功的论证来证明法则的存在，而不是由自己来制定某一法则并自称其为真。不同的人完全有权利确立自己所钟爱的法则和真理。真理，从来就不是一个。
尼采说：“真实的世界：——不可达到吗？至少没有达到。没有达到，也就是未知的。因此，没有安慰，没有拯救，也没有义务：某种未知的东西如何能让我们承担义务？”
就在真理走向相对主义的虚无境地时，人类中还有一类人，执着于探讨真理，在他们眼里，真理是一定的又是变动不居的。这类人，以黑格尔为代表。
在黑格尔看来，像康德一样执着于一个确定的真理并不足取。因为世界本身是变化发展的，这一代人口中的真理并不适用于下一代人。但这不是拙劣的相对主义，相反，这才是真理的真义。真理不是主观的，它存在于世界之中，我们要以整体的眼光看待真理。以整体眼光看待真理意味着，不存在某种真理“曾经是真的，但现在是假的”，而是表明我们始终一步步朝着一个更为完满的真理概念前进，前进，前前进。
就在黑格尔举着真理大旗在历史长河中高歌猛进时，一个叫尼采的哲人狠狠地泼了盆冷水——“究竟什么是人的真理？——不可驳倒的谬误便是。”
简言之，真理就是谬误。
不同于黑格尔认为的代代相传代代发展的真理观，尼采认为，所谓真理只与具体时期的具体人有关，空谈一个悬置在特定历史外的所谓真理，简直荒谬。他高喊：
“真实的”世界——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观念，甚至不再使人承担义务，——一个变得毫无价值的多余观念——因此是一个被驳斥的观念：让我们废除它！
多情的人啊，要担心了，废除了真理，不就只剩谬误了吗？那将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世界。然而，这在尼采看来纯属多虑——他说：“真实的世界：——我们已经废除。剩下的是什么世界？或许是那个虚假的世界？但是不！随着真实的世界的废除，虚假的世界也被废除了。”
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让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来解释吧。
该派认为事物有三种基本规定：
1.按照殊异；
2.按照对立；
3.按照关系。
简单讲，殊异是别于他物的是其所是；对立是一个事物与另一事物完全相反；关系是一物独立于一物，却又与该物发生关系。
在对立中，一个的发生意味着另一个的消灭，反之亦然；在关系中，二者同时生，同时灭。
如果按照对立来理解真理与谬误，在真理被废除后，就由谬误一统天下了；如果按照关系来理解真理与谬误，真理被废除，与它相反相关的谬误也一并遭到废除。
尼采选择了后者。
于是，没有真理，没有谬误，整个世界安静了。
……
后来的后来，再惊人的理论也都可以从上述历程找到相应的足迹，因此，真理之路就叙述到此。
探寻真理仿佛是人戒不掉的瘾，遇事爱问一句“真的吗？”几乎也是我改不了的“恶习”。约翰·杜威说过，真理的探索因困惑而生。相信自己的看法是真理的人，不大可能投入对问题的探索中，除非他们是好为人师卖弄学识。不过也有人是这样，如苏格拉底，为了提升人的灵魂，甘愿把自己变成招人讨厌的“瘟疫”，惹牛反感的“牛虻”，强留住那些不愿和他说话的人，使他们从肉体上继而从心智上来思考问题，逼近真理。
看到了一位朋友颇有诗意的描述，爱不释手，抄录至此：
如果愿意，你依然可以带上那顶绝对真理的帽子，披甲上阵，寻找他。
你去到科学家中，发现那里的人大多信奉实证主义，至于是不是超验的绝对真理无所谓。
你去到艺术家中，发现那里的人大多是相对主义，各玩各的，好不快活。
最后你去到哲学家中，发现这里的人好像活在自己世界中：虚无主义也可以很虔诚，相对主义也可以很教条；有些人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汲取意识科学最前沿成果；也有人依然带着寻找绝对真理的帽子前行，仿佛一切又回到那个上帝尚未诞生的黎明。
真理存在么？我不知道。过了几千年，我们唯一确定的就是，永远寻找，永远怀疑。
真理能成为你永恒的家园，唯有当你将寻找它视为永恒的航行之时。
最后，表个态：关于真理，我欣赏苏格拉底，同意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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