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尊心，除了自己，我容不得任何人去评价，直到现在。

中学期间，我们真的是一群“穷学生”。如果同学中间有人能够拥有一个MP3，那已经是一件很“耀眼”的事情了，大家会羡慕的不得了——扎堆凑过去，都想去听一会儿。如果有按键式的诺基亚，甚至是一台小灵通，就会成为我们“膜拜”的对象，羡慕里又有些许嫉妒，但那时还不会有“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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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踏入大学的校门，那时手机上网还不完全属于我们穷学生的“潮流”，短信套餐却是我们的共同“钟爱”。军训休息期间，同学们就会拿出各自的手机发短信、听音乐，“业务”不忙，也在使劲儿按着手机按键，只是为了一种存在感。那时候，自己是穷学生中的一员。当大家有的东西，而你没有，心里多少有些失落感。这就是我们年轻那会儿的攀比心理，坦白，也不可否定，至今这种心理仍然存在，不曾离去。为了实现自己拥有一部手机的“梦想”，我开始过上了更加清贫的生活，省吃俭用，苦苦熬了几个月后，终于，第二学期开学后，在家里给自己的生活费里硬是挤出几百块钱，买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手机——一个只具有通话和收发短信的功能机。虽然有拍照功能，但可以忽略不计，只有三十万像素。即使不能上网，但在当时，我已经十分满足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有了，即使不如别人的好。

我熟知这种攀比心理对自己的影响，更加懂得它在我们花季雨季年龄那种不可撼动“偏执念想”蛮力。如果有人想要打消自己的这种执念，想要让这种心理不平衡继续下去，我就会有一种拼命相搏的冲动。这种攀比心理是我丝毫隐忍不了的，这是一种青春之“毒”，无论是谁，都会被这种“青春之毒”所“毒害”过，而大姐在她的花季年龄中隐忍了许多本该属于她心中的那些“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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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破旧的二八“洋车”承载了大姐那些年的青春年华。

为了让二姐和我获得更好的教育，母亲决定让我们转学，就这样，二零零一年秋季开学，母亲将我和二姐送到邻镇初中上学。由于从家到学校大约有五六公里的样子，步行是肯定不行的，需要自行车代步。家里只有两辆老式三角横梁“洋车”，一辆是父亲平时用，另一辆是大姐上班用。当母亲说让二姐骑着这样“洋车”去上学时。二姐说什么也不干，气得直哭，因为她觉得骑着这样的自行车出去太惹眼，觉得——丢人。我理解二姐的心思（想法），当看到二姐哭的样子，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辆从二姨家借过来的自行车，母亲给了我。那辆“洋车”不仅有横梁，最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比较大一点，不，是很大，在我看来，只有像父亲那样高高的个子，坐在车座上脚掌才可以着地。

二姐终拗不过母亲，还是骑着“洋车”去上学了。那是我和二姐第一次出远门，吃住全部在学校，每周回家一次。过了有一个月左右，母亲给二姐买了一辆全新的自行车，二姐非常欢喜，我也很高兴。那辆“洋车”，其实，不一定必须是给二姐使用，只是母亲偏爱自己而已，二姐替自己承担了那一个月的不愉快。

我已经能够感觉到，我和二姐这种攀比心理的“重要性”，因为它事关自己那点不是荣誉的“荣誉”。

自尊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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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回想起来，丝毫没有回忆起大姐当时的态度（变化），或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她骑那辆“洋车”的眼光，她骑的时间太久了，或许心理上已经习惯了。直到大姐出嫁前，大姐每天上班还是骑着那“经典款”的二八“洋车”。

记不得是谁说起的，或许是父亲，或许是母亲，也或许是大姐自己：像大姐那样，不到二十二三岁，骑着二八横梁“洋车”上下班，全厂几百名女工中，也唯有大姐一个人了。

而我们转学的那一年，大姐正好十八岁。

她的青春是在那辆三角横梁“洋车”上度过的，它承载了大姐的青春，也因为“洋车”本身就是个“大块头”，使得大姐没有像我们一样曾经“风光”过的十八岁。

我也曾试着猜想，当她看到二姐在伤心流泪努力向母亲争取属于她那辆自行车时，大姐心里其实也是想拥有一辆属于她自己的青春象征——不求最新，仅仅需要一辆与其他同龄女孩儿一样的自行车——一辆“像样”的自行车而已，而不是父亲的那辆。

与我们年轻时的攀比心相比，她似乎没有争抢过什么，至少，我的记忆里没有，至少，没有和父亲和母亲争过什么，至少，没有和我们抢过什么。

自己想要的不说出来，不去争抢，就是一种隐忍。

这种隐忍保护了我和二姐刚烈的性格，保护了我们“坚决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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