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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我就有了一个人生目标：离开父亲。

初二那年，我在代数、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六门测验中都交了白卷。父亲到学校里扇了我两个耳光。晚上，我拎着书包跑到农村同学家里，吃了一顿平常轻松的家常饭。饭后我在田埂里散步，那时候麦田和工厂家属楼相距不远，大多数不过一墙之隔，趴在窗上就能看到滚滚麦浪，麦田里不断地飞出白蝴蝶。那天我有的是时间，一路深入走到麦田中心，回顾住宅区星星点点的灯光，发现每一家的灯光色彩都不同，每一家都温暖，每一家都孤独。我朝着那些人间美景吐出烟雾，品尝着因为离开家而感到的欢乐。

我家并不是完全没有欢乐。一度父亲经常带我们去逛公园，他买了个理光相机，安排我们站在假山上，皱着眉头对焦、曝光、指导我们往前站，脸朝右，弄弄头发，把口袋塞进去，在倒计时的最后一秒笑起来，咔嗒一声，呀！没开镜头盖！唉呀！他满脸遗憾地慨叹着。那会儿，摄影作为一项爱好还不多见。

我7岁到11岁那四年间，他拍了很多家庭照。他买的是一个廉价的相机，但他反复阅读说明书，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中，把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那些灰色的相片中，出现了锐利而层次丰满的效果。有几张肖像，和爱德华怀斯的素描一样精彩。父亲选了一张照片，压在木桌玻璃板下面：7岁的弟弟站在饭桌前，扭转身体看着镜头，我戴着帽子坐在桌子远角，听话地看着镜头。母亲坐在桌子近角，穿着一件有热带雨林花色的套裙。桌上立着水壶扣着茶杯，墙面上有一张马拉多纳带球的海报，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一家人看着镜头的目光非常清澈，亮色、浅灰色、深灰色，以及像油墨一样的深黑色构成了层次丰富，厚重清晰的素描。我们一家像印第安人和他们质朴无华的环境。父亲当时说这张好，我们都不赞同，都不喜欢脸上那些土得掉渣的颗粒感。

那个阶段的最后几张照片，是我升入初中的时候，十三四岁。我在照片上不爱笑了。不是苦着脸，就是若有所思，照片中的弟弟笑得更欢了，笑到整个脸上只有一张嘴和两个鼻孔，衣服也不扣，脸上戴着一副蛤蟆镜，胸前挂着一副望远镜。我感觉有一种裂痕。那个阶段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我和堂哥的合影，堂哥高我一头，穿着黑色中山装，歪着弧形的寸头，严肃而优雅地仰着头看向天空，我穿着灰色学生装，头发遮着眉毛，我也向上看，但我看的是自己头顶上的天空。那幅照片是个杰作。

我们朝着快乐又走了一步。父亲买来一台樱花录音机。花了5块钱买了一盘原版邓丽君的专辑《我和你》，上面有宝丽金标签。磁带塞进录音机，转动起来，天籁之音像流水灌满了房间。午饭、打扫、午睡前的时刻，被多情的倾诉浸润着。我感受到了南方。即便在多尘的西安，每个树杈，每个纱窗，每个墙角里都有南方。也许忧伤是更根本的感受。台湾和香港的情歌像流水一样浇灌着大陆一边苏醒一边做梦的城市。我们那一代，经常在小街边的音像店里流连不去，追随着齐秦、童安格、张国荣、崔健、邓丽君、高胜美、张蔷，把那些新鲜多样的情感收入心底。不为别的，只为那心中美丽的草原。那一年，人们都发现自己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那场时代的音乐盛会落幕的阶段，在吸足了营养之后，大多数歌曲中的情感表述开始褪色，例如小虎队，青苹果乐园的浪漫远离了七十二中的真实。轻飘飘随年代远去。

我在胡家庙村成片的正在加盖二层楼的一间阁楼上听歌。那是村委会的值班休息室。那里提升了地平线，天线和铁丝上晾晒的内衣床单，孩童的尖叫和车来车往的背景，让音乐有了更宽阔更粗旷的情绪。黄昏，我们接通电线杆上的喇叭，开始听崔健。香烟、啤酒、跟着崔健一起唱：1、2、3、4、5、6、7，1234567！

那会儿，我对学校里的学习还抱有兴趣。学校围墙上刷写着邓小平的号召：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块标语嗅上去新鲜遥远。我也理解老师在黑板上讲的内容，总能得到正确答案。一年四季由上课、下课、上学、放学划分的整齐有序，这些节拍中充满了乐趣。老师迟到了，有人说俏皮话了，转来了漂亮的新同学，厕所墙塌了，和邻校学生打起来了，赢得了新城区集体舞冠军，琼瑶出小说了了，金镛的质量下降了。《陈真》大结局了，《几度夕阳红》要上映了。连普普通通的走路都很有趣，那一段林荫道风雨阴晴，从不令人厌倦。男孩招惹着走在前面的女孩，一路跑跑停停，哭哭笑笑。生活像推送来的海浪一样，从不停止这种充满爱的生机。美好生活同时带来了怅惘，我找来一沓有厂办抬头的信纸，用钢笔写了一篇小说《喂，南飞的鸟》。我觉得还有许多生活存在，为了回应传来浪花的生活的彼端，小说是必要的。

父亲翻了我的书包。他发现了那篇小说。小说里写了一个男生选择了文科，和一个女生发生误解，继而暗恋了一学期，之后突然消失，寻找到对方却只能天各一方的故事。父亲读了这个小说，用红蓝圆珠笔在上面，圈圈点点，对我思想当中的倾向做了批判。他没放过任何一个危险。他在信纸上空余的部分，写下语重心长的结语。最后，父亲还发现我的学生证夹缝里藏着一张女同学的照片。在一个写完作业还没开晚饭的时间，他同我谈了话。他问这是谁？她住在哪里？他说他可能要和女生的家长谈谈。我等待着谈话结束。

我想像着一列火车，想像自己爬上那列火车的前前后后，那列火车去了新疆，我逃离了和父亲面对面场景。既有被抓住的流氓又有被抓住的小偷的糟糕。不辩解是耻辱，辩解更是耻辱，这是一种什么被摧毁了的无言。这一年来，我的成绩已经是全班第一。我参加了华罗庚数学竞赛，西安*京都中学生书法交流赛，西城区中学生作文大赛三等奖，前前后后很多乱七八糟的比赛。每次获得表彰时，我在台上偷偷望向那个女生，和她的眼光碰一下。我耐心等待六周，会和她成为中间两排桌子的邻桌，仅此而已。

第二天，代数测验试卷发下来，我写上了名字，扫视着那些反复演练过的考题，空洞的让人呕吐。女生还在教室另一侧努力地分析题面，一溜鬓角在下颌边翘起。但教室里的一切都改变了。我站了起来，交上了一份白卷。

多年以后，我和三个朋友去了崔健的演唱会现场。

老崔在台上，问现场观众：你们过的好吗？大家说，好！老崔站住说，我不信。大家笑了。他接着问，你们过的好吗？大家说，不好！老崔摇头：说不好可就让人瞧不起了。老崔第三遍问，你们过的好吗？大家说，凑活！老崔笑了。大家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