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筹备中央紧急会议

（1）

在汉口俄租界临江面的一个巷子里，夜已经很深了，却依然灯火通明。这里不时传来俄国人叽哩哇啦的说笑声和缠绵悠扬的风琴声。原来，这里是俄国人的夜总会。后半夜，夏日的微风开始吹来，许多人都打开窗户把稀有的凉气放进屋来。

在屋顶一个小房间里，有几个人正忙着。尽管他们把窗户遮得很严，但只要会观察的人，还是能看出从布幔中透出的微光来。不过如果和下面的歌厅相比，那简直是微乎其微。除了有人怀疑这里睡觉不关灯，还能猜测出什么呢？

这几个人是中共中央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罗明纳兹正在起草《告全体中国共产党员书》，而瞿秋白在作翻译，李维汉在作校正。至于罗明纳兹带来的那个助手纽曼，今天意外的躲在门外当警戒。他两眼死死地盯着远处，耳朵却一直在听着附近是否有脚步声。

罗明纳兹每写一页就交到瞿秋白手里，瞿秋白马上对照俄文把汉文的意思翻了出来，然后一起交与李维汉，李维汉读了一遍原文后，再看译文。对不通顺的地方稍微修饰了一下。

李维汉现在的名字不叫李维汉了，在中共中央转入地下活动之际，他重新起用了自己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名字，叫罗迈。不过，他并不姓罗，这是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取的名字，原义取之于“罗曼蒂克”的谐音。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高层有一条内部规定，就是为了安全起见，通通使用化名，于是李维汉就把自己曾在国外的名字“罗迈”重新用了起来。如今罗迈不光是中央组织部长，还兼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职务。

当时，中央常务委员有五人，其他四人是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张太雷。此时，这些人中，有三人已经去了南昌，只剩下了罗迈和张太雷二人。当然，后来又新添了瞿秋白，并被指定为总负责人。

罗迈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过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新民学会，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直到一九二三年才回国。之后，在湖南干了四年的中共湘区委书记。今年四月“五大”召开后，他才从湖南调到中央。

在天快要亮时，罗明纳兹终于写完了最后一页。然后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而瞿秋白和李维汉却不能休息，他们得赶到天亮前译完。

在这里，他们已经坚持了三天。

（2）

当东方开始泛白，江边已经起雾的时候。瞿秋白和李维汉终于译完了那份两万多字的《告党员书》。瞿秋白站起来伸了一下懒腰，问李维汉道：“你觉得怎样？”

“一剂清热散，好极了！”李维汉有些兴奋的说。他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份清醒脑筋的良方。瞿秋白也有同感，他说：“早该如此，现在人家都把刀架在脖子上了我们才清醒，这未免也太迟了！”

李维汉一听也有同感，但作为下级，他不好表什么态，只是沉默。

瞿秋白见李维汉不做声，顿时明白了刚才的话有些直露，于是话锋一转：“不过，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清晨，瞿秋白和罗明纳兹留在了原地休息，李维汉带着刚写好的报告回到德林公寓的中央机关。他一进屋子，就看见秘书邓小平已经开始工作了，——邓小平正在伏案誊写一份文件。

李维汉问邓小平：“你的上级还没有到吗？”邓小平知道问的是秘书长邓中夏，马上回答道：“他昨晚一直没有睡，一早又出去了。”

李维汉问：“来开会的人到齐了吗？”

“还没有，现在就缺武昌方面的几个人。”邓小平站起来回答。

“通知发出去了吗？”李维汉一听还缺人，马上注意到必须要从源头追问才管用。

“通知发出去了，是通过湖北省委的地下交通线发出去的。”邓小平回答道。

“毛泽东有消息吗？”李维汉问邓小平，因为毛泽东曾是他在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同时又是他在湖南工作的前任书记，所以他特意问了一句。

邓小平还不认识毛泽东，他翻出记录本看着说：“还未做过登记，听湖北省委汇报说他又转移了地方。”

“会址选好了吗？”李维汉又问。

“选好了，在俄租界三教街。我和顾顺章去看了，那里外国人多，便于隐蔽，又能随时转移。”邓小平回答道。

针对大革命的失败，中央决定要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因此要秘书处负责通知五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并选好开会的地点，这样邓小平就开始忙起来了。

“我们的通知只能送到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其他地方没法联系。”邓小平对李维汉说。

“现在国民党已经开始了封锁，——时间也很仓促，看来只能如此了。”李维汉无可奈何地说。

（3）

在警卫团出发不久，武昌的另一个码头也在走兵。所不同的是，这支军队里有许多带眼镜的，同时还有女兵。

夜色已经降临，虽然能借助对岸租界的灯光看着每个人在走动，但他们的面孔已模糊不清，只有声音却是清晰的，欢快的，因为他们到了码头，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嬉闹，还有的却在惊呼……

这是驻守在武昌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他们和警卫团一样也是奉命开拔，目标都是九江。原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也给教导团发了同样的电报，要他们速去九江。接到这份电报后，团长侯连瀛却是没有多少顾虑，马上找来副团长杨澍松、参谋长季方，共同确定了到九江去的行动计划。

俗话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命令来了，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到九江就到九江吧，这样可能部队还要安全些，呆在这个武昌城，始终不是个事，说不定哪天唐生智的部下就从汉口开来一个师，然后把他们一口吞掉。这是侯连瀛拿到电报后所想的，同时又是向杨澍松和季方所说的大概意思。

这样，教导团去九江的事情就这样确定了，接着就是和警卫团一样，开始了开拔前的一切准备。

教导团驻守在南湖营房。在二十天前，或者说半个月前，这个教导团还不是什么教导团，它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直接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可是现在却不同了，它不能听命于那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了，它得听命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关于这个变故，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4）

教导团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来的，也就是说，教导团的全体成员是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

校址在武昌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武汉国民政府直辖的最高政治军事学府，这个学校以前在广州，也就是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那个黄埔军校。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或者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在广州东面黄埔岛上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随之迁移了大批学生来武汉，这样在武汉也就有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武汉分校。

但是，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被国民政府罢免了一切职务，当然也包括他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的职务。这样，在武汉的分校，也就成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本部。

七月以来，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裂已不可挽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已面临被解散的局面。因为这毕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肯定会进行大清洗的。在军校主要负责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出走后，留下一封信给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和教育长侯连瀛，这封信后来发表在武汉《民国日报》上，题目是《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

通过这封信，恽代英看见了“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于是便开始秘密进行军校归属问题的大奔走，他先是把总政治部及其系统下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转移到了军校成立一个教导营，由总政治部参谋长季方任营长，并在政治学校挂职，同时又通过邓演达的关系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联系，准备在危机的时候把军校拉出去，让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收留。

果不其然，事情正如恽代英所估计的那样，在陈公博继任总政治部主任之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墙上已经出现了“打倒军校内共产党的徒子徒孙”等标语。于是，军校在恽代英、侯连瀛的带领下，以“打野外”的方式拉出了武昌城，向洪山黄琪翔的第四军驻地进发。这样，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被改编成了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5）

暮色已浓。在码头的一角僻静的地方，有几个人正凑在一起。

一个说：“今天突然调兵，我们得高度注意！”一个四川口音的说。

“别又要我们去‘打野外’？”又是一个四川口音。

“不会吧，我听说是调我们到九江去！”还是四川口音在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高度注意眼前的局势，不到关键时刻，不要暴露自己。”这是先前的那个四川口音，“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向大家透个底，张发奎调我们去肯定没有好事。如果他也背叛了我们，我陈毅是决不答应的！”他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叫陈毅。

原来，陈毅正在召集教导团中的共产党员骨干们开会以应付眼前的突变。他是今年四月从重庆撤离后到武汉的，后被党组织分配到军校任校党委书记。为了便于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

现在，陈毅把特务连连长肖劲、一连连长叶镛、三连连长陆更夫、教官王侃予、学员唐维等叫到甲板上，是向他们作应变的指示。除了肖劲外，其他几个都是四川人，难怪听起来都是四川口音。

原来共产党在分校的最高组织由党代表、政治总教官恽代英负责，但此时恽代英去了南昌，这个最高组织的领导就落在了毫不起眼的准尉文书陈毅的肩上。但是后来陈毅的行动还是被人发觉了，比如在这里开会的叶镛，就是第一个发现他的。

叶镛当时任分校政治部组织科长，是专门监视共产党人的，他发现陈毅成天在各连队瞎串，根本不像个准尉文书，就怀疑他是共产党，于是专门找到陈毅说：“你在我们四川是有名的，怎么会当文书呢？你一定是共产党。”

陈毅正思考如何回答时，叶镛却又说：“你不要怕，共产党并不是坏人，我很崇拜他们的献身精神。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不会出卖你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愿意加入共产党。”陈毅开始不相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觉得叶镛的确是个进步青年，于是向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并发展他加入了共产党。

（6）

在黑暗中，陈毅分析了眼前的形势，估计到九江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后嘱咐大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教导团里的党组织不能暴露。陈毅说：“现在是风云变幻的时刻，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得准备几套班子以应付突变。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各位应该组织一个党小组，以应付突然事变。”

“老陈说得对，我赞成！”这是叶镛的声音。

“为了更好的隐蔽，我建议这个党小组长由唐维来担任。”陈毅补充说。

“我才疏学浅，可能干不了！”唐维马上说。

陈毅耐心地劝导：“你别慌，听我把话说完。我为什么提议由你任这个小组长，因为你和在座的各位都不同，你是分校的学员，这不会引起注意。”

“对，就这么办！”几个人接着随声附和。

之后，大家商定了以后的接头暗号，这才各自散去。

码头上喧闹了一会儿后，两千多人的教导团已经全部上船，这时大轮船开始鸣笛起航。

后面被拖着的九艘大木船也在移动，它们渐渐地离开了灯火通明的武昌码头。

（7）

武汉三镇极不平静，自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暴动的消息传来后，大街小巷更加强了戒严，同时到处都在抓人，偶尔还传来“呯呯”的枪声。

在武昌一个僻静的小巷里，有一个人急匆匆地走着。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额头，一双浓眉大眼使本来不太匀称的面孔显得有些虎气。咋看起来，显得有些憨厚。刚进入巷口，他就听见有拉枪栓的声音，接着就是一声粗暴地喊叫：“站住！”

年轻人向左右看了看，觉得在叫他。只好站住，接着几个警察向他跑来。

一个警察对年轻人说：“你是什么人，难道不知道全城戒严吗，还到处乱串什么？”

“我是《民国日报》报社的人，我要回家去。”年轻人说。

“你是编辑，这谁信呢？把证件拿出来看看！”一个警察说。

年轻人下意识地在身上摸起来，这时为首的那个警察从怀中摸出几张照片，然后不停地翻着，他一边翻一边看这个年轻人。当翻到一张唇下有一颗痣的人的照片时，他突然不翻了。而是一边看照片一边看眼前这个人，然后嘟噜着：“不对呀，照片上这个人有颗黑痣，而他怎么没有呢。”

这时，年轻人已经拿出了证件。警察们一看，上面印着：周彬，湖南人，民国日报干事。

“湖南人？”为首的那个警察问，“那你应该认识这个人吧！”然后从照片里拿出那张唇下有痣的照片来。

“不认识。”年轻人平静地说。

“原来他就住在都府堤这一带，不知现在又搬到哪儿去了。”有一个警察边说边比划着，好像在给年轻人提示。

年轻人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此事跟他无关。

这时，为首那个警察马上说：“走吧走吧，懒得给你说那么多！”

“找不到毛泽东，我们怎么去向队长交代？”一个警察说。

另一个警察却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找不到也没办法。反正是队长去向局长交差，又不是我们。”

“你瞎说什么呀？你就不怕丢掉饭碗？这里到公安局很近的，如果吴局长听见了，那我们都会吃不了兜着走！”那个年纪大点的警察训斥道。

（8）

是的，他们说对了，这里的确距柏寿巷武汉市的公安局很近，他们现在的位置是要不了多大的工夫就会到公安局长吴德峰那里去报到的。

吴德峰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市的公安局长，但他是一个实打实的共产党人，因此在国民党全面反共后，他还得硬着头皮在公安局苦撑着。

刚才他和符向一接了头，也就是在江汉关码头和军警兜圈子的那个符向东。

符向一字向东，所以许多人都叫他付向东，而把他的大号却只字不提。不过，他这大号也是后来才改的，向一，向一，就是向一个目标，向一个方向的意思。他真正的名字叫符福山，广东海南岛琼海县人。他是随北伐军一起来武汉的，来了之后，就在本地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工作。那时，吴德峰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军委常务委员、武汉市军事委员会书记。

现在，符向一已经接到省委的命令要到鄂南去开展工作，在临走时他来看看吴德峰。这倒不是因为吴德峰曾经是他的领导加搭档，而是因为他这次去的地方又有可能和吴德峰是领导加搭档的关系。因为，中共湖北省委已经把鄂南那几个县列入了秋收暴动的重点地区，要马上在那里成立一个鄂南特别委员会，要符向一去打前站，把特委的工作先抓起来，而拟任的特委书记却是吴德峰。

这几天，武昌也开始在大量抓共产党了，看来吴德峰这把保护伞已不起作用了。尽管吴德峰在武昌竭力拖延抓捕共产党的时间，但这是掀天逐浪，仅凭他一人的力量那是徒劳的。弄不好，还得把自己卷进去，而且卷得无影无踪。因此，他也得虚张声势地喊几句，也得象征性地做几个动作，不然又怎么能“交票”呢？

但是，在暗中，他却是在盼着上级快来指示，让他赶快撤退。这个地方他着实不想呆了，也不能呆了，看着自己的同志被逮被杀，心里那种滋味就别提了，而更难受的是自己还要指使警察去抓去逮，并且还要奖赏那些抓得多逮得大的人，你说这不是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吗？好在今天听符向一一说，心里好受多了。

听说在崇实中学里抓了不少人，幸喜符向一已经把自己的未婚妻漆元德送走了，要不然，说不定就会连她一起抓。这是吴德峰早就预料到的，所以他趁早做了安排。虽然漆元德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所做的事情他完全知道，而且她所做的事情也完全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做的。这有什么含糊的呢？一旦出事，就会全部牵涉进去。

在一个僻静处，吴德峰送走了符向一。临别时，符向一告诉他，省委已经正式通知他撤离，只是要他不能马上离开，因为中央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这里还得让他这个公安局长发挥点作用，也就是把那种光打雷不下雨的动静搞大一些，让敌人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在武昌来，这样中央那边相对就会安全些。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吴德峰终于明白，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看来在这里也得用上了。

“至于撤退，更要做得巧妙。”符向一说，“不能让敌人把自己困住，要做得自然而安全。”

“这我知道，先不管这些，过了这几天再说！”吴德峰应允道。

（9）

送走符向一后，吴德峰想，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最近不是通知过他，说他大材小用应另有高就吗？其实就是想撤下他这个涂过“红”字的公安局长。到那时，自己再来个“金蝉脱壳”。当然，这里边也有“拉拢”的意思，因为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毕竟是他和几位共产党人在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亲手建立的，那时国民党组织在武汉市几乎就是个空白，所以也算是立下了功勋的。如果他不公开打共产党的旗帜，他们肯定会该拉拢还得拉拢的。

这时，吴德峰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陈公博，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邓演达出走后，又在汪精卫的授意下继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要借助于曾经与陈公博有密切关系这一点，把撤退这件事做得滴水不漏！

吴德峰是去年十一月北伐军进驻武昌后兼任这个公安局长的，当时，他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当然，他还有一个未公开的身份，那就是共产党在武汉地区的军事委员会书记。

吴德峰是一介书生，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四年书后，就一直在湖北省省长公署第一机要股当科员。中共建党后还任过中共湖北区委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的社长。后来由于形势需要，他只得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于是从秘密加入共产党起，就秘密当上共产党的军委书记。好在他对军事并不陌生，因为在他就读第一师范前，他曾当过一年兵，还任了班长。

（10）

在北伐军进军武汉之前，国民党在武汉的势力基本是没有的。尽管这里曾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发难地，但自宋教仁被刺、蒋翊武被杀后，国民党在武汉的势力早就淡然无存。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国民党在武汉的势力是在北伐军进城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而这一显著成效却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密不可分。

换句话说，国民党在武汉的地方势力就是共产党在武汉的地方势力，因为那时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的基层组织里，基本都是双重身份的人，即既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也就分不清谁是谁的了。正因为如此，陈公博曾经就竭力想“拉拢”吴德峰其人。

陈公博表面上也是一介书生，但骨子里却是响当当的势利政客。在他的眼里，什么人对他有利，什么人对他无利，他是会看的。有利的他就拉拢或利用，至于背景如何，那可不管。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 。这用在陈公博的为官之道上太贴切不过的了，所以他认为只要用金钱和地位去引诱于“拉拢”，没有过不去的桥。

为了拉住吴德峰，陈公博曾答应吴德峰担任武汉市副市长，后又答应再兼上一个武汉市党部书记长的职务。因为在武汉，他需要吴德峰这样的人。

可是，在没有党内明确指示之前，吴德峰是不会去“上套”的，但也不能拒绝太早，这样会引起对方警觉，所以只能虚与委蛇。

所以，吴德峰想，自己要安全撤离，就拿这个背景来做文章，看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他一下。

（11）

那个差儿点被抓的年轻人离开警察后，飞也似的跑起来。

刚才在看照片的时候，他就有些紧张，但努力使自己镇定着。

他岂有不认识照片上的那个人，那是他大哥毛泽东。

原来他是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是汉口《民国日报》经理部总主任，化名周彬。毛泽东一共有两个弟弟，二弟毛泽民现在武汉，三弟毛泽覃为参加南昌暴动早已去了九江。

现在，国民党已经公开制裁共产党了，原被共产党控制的《民国日报》也没法办下去了，根据社长董必武的意见，大家实行了总辞职。这样毛泽民就离开了报社，然后想过江来到武昌看看大哥一家。可是刚上岸走到大哥曾经住过的都府堤一带，就遇到了警察。

大哥一家原来是住在都府堤四十一号的，既然警察在这一带搜捕他，看来他目前还没有被抓，应该算安全的，只是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呢？毛泽东边跑边想。

跑了一会儿，毛泽民见没有人追他，就缓步走起来。他一边走一边看，然后想着，大哥家应该在哪儿才合理。凭经验判断，大哥家应该不会搬得太远，不然自己人找不着他那就更危险，于是他就在附近的深巷里转悠起来，希望能发现一点线索。

当他走进湖南会馆附近的一个巷子时，突然背后来了一辆黄包车，车夫跑得很急，边跑边喊：“借光，借光！”毛泽民看见前面的巷子太窄，于是垫着脚尖站在一家房门前让这辆黄包车过去。哪知他不留意地靠在了这家门上，结果奇迹却发生了。只见有一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然后把他拉了进去。

毛泽民吓了一跳，马上回头看时，竟惊讶地叫起来：“嫂子，你怎么在这里？”

（12）

原来抓毛泽民一把的是他的大嫂杨开慧。这真是太巧了，他本来在找他们，居然在这里遇见了。

杨开慧示意他不要多话，然后插上门，带她到了里面。原来，里面是一个露天的院子，院子有晒着的衣服，还有几只鸡在地上啄食。

这时，杨开慧才问：“你怎么来这里？”

“我们现在已经无事可做了， 我来看看你们。”毛泽民说，然后问道，“你们不是在都府堤四十一号吗？怎么搬到了这里？”

“那边搜查的厉害，你大哥说必须搬家！”杨开慧说。

毛泽民又问：“我大哥呢？”

“在阁楼上写东西呢。”杨开慧边说边朝阁楼那边看。

这时，阁楼上有两个人在那里悄声谈话，一个说：“我们必须在中央的新政策宣布之前定好这个湖南暴动计划。”

另一个说：“据可靠消息，中央要在最近开一个紧急会议以确定大政方针，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和我一起去开会。”

原来，在毛泽民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有人来了。

杨开慧带着毛泽民上了阁楼，然后推开了门：“润之呀，你看谁来了！”

这时，毛泽民见大哥和一个人正说话，那个人他认识，是和大哥在广东同过事的湖南老乡彭公达，于是他叫了一声大哥，又顺便和彭公达打了招呼。

“啊，是咏莲呀，你终于来了！”坐着的毛泽东马上站起来，然后笑着说， “怎么，今天有空来看我了？”

“你们谈吧，我去给你们做吃的！”杨开慧说着离开了这里。

这时，毛泽东让二弟坐下，问了一些汉口的情况，特别是《民国日报》报社的情况。之后，他还特意问道：“你们的主笔沈德鸿呢？他也辞职了吗？”

“都辞了，沈德鸿也离开了那里。”毛泽民答道。

他们说的沈德鸿就是后来的沈雁冰，浙江人，曾经是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时的秘书。

“他没说要到什么地方去吗？”毛泽东马上问毛泽民。

“他有些心灰意冷，说是要到上海去！”毛泽民说。

毛泽东感慨地说：“革命真到了十字路口，连沈德鸿这样的人都犹豫了。”

（13）

毛泽东在这里已经住了半月，在此之前他已搬过一次家。

七月十五日后，原来住的都府堤四十一号已不保险，于是在组织的催促下他搬到南郊去。可刚住下不久，那里开始搜查起来，他带着妻子及孩子又开始搬家。

自七月四日参加中央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他就一直在武昌关注着湖南方面的情况，他一边接待从湖南省委来的同志，一边制定一个叫《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的文件。这是他在六月下旬回到湖南后决定要做的。

针对当时险恶的形势，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有人提议毛泽东应远离湖南，转移到四川去工作，而他听后却非常生气，觉得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因为前进的路上遇到了困难而退缩的，相反，应该是哪里有困难就应该到那里去，所以他没有听取那些好心人的意见，却主动要求回湖南。

他认为我们不能被唐生智军队的大屠杀所吓倒，而应该在革命基础较好的湖南、广东等省发动农民暴动，由此他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思想。他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后来，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暂留武汉，并委托他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的状况，并筹划湖南的秋收暴动。

在《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这份文件里，毛泽东写道：“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这个大纲，现在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已经转发到了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的手中，也就是说，中央已经基本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接下来就是筹划具体该怎么做了。

（14）

“你来了，现在又没事可做，那你嫂子和几个侄儿的事就托付给你了。你把他们送回湖南老家去吧。这样我们动起来也方便一些。我们在这里只是暂时的，我们都要回湖南去的。”毛泽东对毛泽民说。

毛泽民听后有些顾虑，没有马上答应下来。

彭公达见状，马上说：“至于你的组织关系，还是由湖南省委解决吧，你放心去吧，我会报中央组织部的。”

他见毛泽民还在疑惑，马上又补了一句：“这是我们研究后做出的组织决定，不是个人行为。”

毛泽民这才答道：“那好吧，我服从组织安排。”

这时，杨开慧从楼下端来了一小锅鸡汤，几张煎饼，然后对大家说：“来，吃点东西，你们可能饿了。”

“可不是吗？我早已等不及了。”毛泽东笑着说。

“呀，清炖鸡肉，真好！”毛泽民揭开小锅惊讶地喊道，“嫂子，现在物价这么高，你哪来的鸡？”

杨开慧只抿嘴的笑着，没有吭声。

毛泽东替她说道：“大家不是要回湖南吗？我叫她把自己喂的鸡给杀了一只，你们今天遇上了，真是好运气。来，大家开开洋荤！”

毛泽东说着，在簸箕里拿了一张煎饼揪下一块，然后往嘴里塞。

杨开慧给大家盛鸡汤。这时，彭公达对杨开慧说：“嫂子，你也吃一碗。还有侄儿们呢？别把他们忘了！”

“他们有，你们就放心地吃吧！”杨开慧笑着说。

毛泽民马上问：“嫂子，孩子们在哪，我怎么没看见？”

“在楼下。你来之前，在院子里玩游戏，你来时，已经睡着了。现在刚醒，正在喝鸡汤呢。”

正说着，楼下传来了孩子的哭声。毛泽东忙说：“去看看，准是岸英又把岸龙打哭了。”

杨开慧和毛泽民不由自主地都跑下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