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看到她时，她应该超过六十岁了，微微发胖的身材穿着一套过时的花衣服。花衣服花裤子的花色、材质各不相同。耳朵旁边分别扎着两个短短的羊角辫，是三十年前的小姑娘扎的那种小辫子。几十年没见了，她脸上没有皱纹，看不出她的真实年纪。年复一年的风雨岁月，多少人老去，而她就像被时间和人们遗忘了一样，默默地、无声无息地活着。她走路时双眼总是定定地看着脚前的地面，有点外八字的步子轻飘飘的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好像这个世界就是她一个人存在。
她出生在一个双职工的家庭，是独生女。她在跳芭蕾舞的时候我还背着书包在上初中。她是我们那个水乡小镇唯一一个考上省芭蕾舞剧团的舞蹈演员。据说小镇所在的县城已有很多年没出过这样的人才了。她像个小仙女，用她的美貌，用她的芭蕾舞给我们这个水乡小镇带来了灵气，带来了荣耀。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我们只能在报纸上看到她的舞姿，或者在她母亲拿出来的照片上,一睹她穿着芭蕾舞鞋踮着脚尖的模样。小镇的人们竭尽美好地想象她的未来，她是仙女，她在天上，离我们太遥远，人们仰望着她就像仰望北京天安门，仰望中央首长一样。她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从一个漂亮的、出色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优美的符号，珍藏在人们的心里。
突然有一天，小镇的人们有些神秘地在传递着一个消息，说她生病了，并且得的是一种让人难以启齿的病——花痴，她被省芭蕾舞剧团送回家养病了，不能再跳芭蕾舞了。很快地，这个消息在小镇上传开了，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猜测，但消息的真伪谁也无从知晓。
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体体面面的。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有一天，她突然跑到了街上，披着长长的拖地的白纱巾跳起了芭蕾舞，口中还念念有词“我去找他，我去找他”。她母亲连忙追到街上拉住她时，已经围了一大圈人，看着她两眼发楞的目光和赤裸的双脚，小道消息被证实了，她真的疯掉了。面对人群中好心人的询问，母亲痛苦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这个消息在小镇炸开了锅。人们综合了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得知了她发病的真正原因。
在剧团里，她是女一号，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她的舞蹈天赋，加上她勤奋刻苦努力，曾为剧团赢得不少荣誉，深得剧团领导的重视，团长把她定为重点培养对象。
包括她自己，谁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她爱上了男一号演员的他。他扮演《白毛女》中的大春。朝夕相处的排练、演出，使他们从同事、搭档变成了亲密的朋友。豆蔻年华，情窦初开，她满心欢喜地爱上了他。
有一次演出结束，卸完妆，所有的演员都走了，剧场的大灯都关闭了，他们俩坐在舞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聊天，他们手拉着手，背靠着背的在聊着他们喜欢的话题。突然，一道强烈的手电筒光照到他们脸上，他们吓得直哆嗦，是剧团巡夜的值班干部。接下来，他们俩被送到了剧团的会议室，又来了几个干部，开始轮流询问，直到她承认是和他谈恋爱，他们俩都写了深刻的检查书，才放他们回去休息。
尽管进剧团时他们都经过了严格的政审，但是谈恋爱也是需要经过领导审批的，何况他们俩是学徒工尚未转正。学徒工谈恋爱被单位处分和开除的比比皆是，他们剧团也不例外，具体情况全看各单位掌权领导。
文化单位，对单位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尤为重视。他们俩的事情远远没完。接下来他们的日子很难过，被无休止地思想教育，无止境地写检查。由于在批评教育过程中她的思想态度比较生硬，悔改之心不够坚决，她被停职了。“大春”的母亲得知此事，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找到剧团领导诚恳地表明态度，痛改前非，并且保证儿子坚决同她一刀两断，请求领导给他一个机会。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剧团同事们原先的猜测已没有意义，她成为剧团某位领导的儿媳妇完全不可能了，因为，这次接手这个“案子”的领导偏偏就是某位领导。
两位“涉案”人员，一位在岗，一位被关在会议室里写检查。她把能够认识到的错误都做了深刻的检查，不该在学徒期间谈恋爱，这是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在写检查反省期间，她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终于有一天，她的思想崩溃了，她撕碎了所有的检查书，撕碎了自己的衣服，冲出了关押她的会议室，直到父母把她领回了小镇。
父母在不停地给她寻医问药，始终没见她好转。相反，由于药物的作用，她已微微发胖，再也不可能跳芭蕾舞了。
后来，她的工作关系被转到了地方文化馆。由于她的病情时好时坏，文化馆没有安排具体的工作给她做。她有时会呆呆地坐上几个小时，像个安静的小姑娘。有时她会翩翩起舞，跳她的白毛女。她发病时跳，不发病时也跳。发病时她会突然在文化馆的阅读大厅里跳起舞来，引得读者放下手中的书报，把惊艳的目光投给她，赞叹她是一个基本功扎实的芭蕾舞演员。不发病时，为满足同事们对芭蕾舞的好奇，她会给同事们跳一段，同事们被她优美的舞蹈折服，同时，也为她感到悲哀。
药物治疗似乎没什么效果，春天时她发病仍然很频繁。
不能做一名出色的舞蹈者，那就做一个平常的女人吧。她母亲听人说女儿的病只有找一个男人嫁了才会好。母亲没有奢望找一个优秀的男人，只要身体健康能过日子就行。于是，邻居大妈把自己的一个远房侄子介绍给了她。
那是一个黑瘦的小伙子，个子不高，人老实勤快。关键是他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在一家国营饮食店做烧饼。他是顶替父亲进入这家单位的，他的工作就是在临街的炉子上烤烧饼。街上的人都认识他，烧饼烤得香，见人又总是笑嘻嘻的，小镇的人友善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烧饼”。“小烧饼”从小家里很穷，没钱念书。由于住在煤场旁边，童年的记忆就是在煤场捡煤屑让母亲生煤炉煮饭。工作后，他把工资存起来，一分钱也不舍得花，他希望存够了钱可以娶个媳妇成个家。
姑妈把这个好事告诉了“小烧饼”，他将要娶一个曾经跳芭蕾舞的美丽的姑娘为妻，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他知道她的故事，但长辈们都说得这种病的女人结了婚就会好的。反过来，如果她不得病，你“小烧饼”这辈子想见她一面都很难。于是，姑妈做主把这桩婚事定了下来。
在筹备结婚这段日子，她没有发病。每次她从他的烧饼店门口走过，她都会深情地朝他点头微笑。人们都说是爱情的魔力，她的病神奇地好了。
结婚之事如期完成。
后来她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有时她也会走到“小烧饼”的店里玩会儿，他给她现烤一个加了葱的大烧饼，她会坐在店堂里慢慢地吃，他笑嘻嘻地看着她把烧饼吃完，然后扶着她慢慢地跨过店堂门槛，嘱咐她路上小心，然后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的拐角处。
街上热心的大婶大妈除了恭喜他要生儿子当爸爸了，还教给了他如何伺候产妇的一些方法，他都一一铭记在心，他感谢大婶大妈，他掰着手指计算着妻子的预产期，盼望着那一天早日来临。
自从结婚以后，他原本爱笑的嘴更是没合拢过，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街上看到熟人都要热情地打个招呼，叔叔婶婶大哥大姐地叫个不停，嘴像抹了蜜一样的甜。有时他也想念爸妈，要是他们还健在那该多好啊！但思念的忧伤瞬间被强烈的喜悦所取代。他要做爸爸了，他娶了一位貌若天仙的妻子将要给他生个大胖小子，这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能不高兴吗？
妻子待产的医院离家很远，白天他得上班做烧饼，晚上得在医院陪妻子，累得人瘦了一圈，本来就瘦小的人更小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她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婴，体重5.8斤，母女平安。虽说他一直幻想是个儿子，生个女儿他也非常高兴，长得像妈妈多漂亮啊！
由于是自然分娩，并且顺产，医生说第五天就可以出院了。他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服服贴贴，准备着把妻子接回家好好地坐月子，彻彻底底地把身体养好。
第五天的早上，他一早起床买回了老母鸡炖在煤球炉上，等下午把妻子接回家给她喝鸡汤补身子加催奶。
就在临出院的那天早上，省芭蕾舞剧团的一行人来到了她生产的医院看望她。他们听说了她的情况，都为她感到高兴，特地大老远的赶来祝贺她做母亲。
她怀抱着护士从育婴房送过来的女儿，女儿的额头上贴着她的名字，她无声地笑了。医院真逗，是她生的就写她的名字，生怕搞错吗？怎么会呢？她十月怀胎，几天前撕心裂肺的疼痛，然后医生托举着一个粉嘟嘟的肉团告诉她是个女婴时，她由衷地笑了，高兴自己生了个女儿，做母亲了。
当同事们推开房门，异口同声地“恭喜恭喜”时，她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用手臂紧紧地护着怀里的孩子，怕孩子受到惊吓。一时半会她没有反应过来，当同事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话时，她仿佛如梦初醒，她瞪大着眼睛在一张张脸上扫视，突然，她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英俊、秀气、又带着几分成熟，他就是那个曾经和她搭档的男一号“大春”，“大春”温柔地注视着她，“恭喜你”，听到这三个字，她像被施了定身魔法，整个人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惊诧的表情凝固在苍白的脸上，足足有一分钟，然后是“啊”的一声大叫，紧接着用她那惊恐的目光扫射怀抱中的婴儿，她又是一声狂叫，接着把婴儿扔到了床上。听到叫声的医护人员火速赶来，急忙抱起被她扔到床上的婴儿，接着她指着护士手中被惊哭的婴儿歇斯底里地大喊“这不是我生的，我要杀了她”。来看望她的剧团同事们全傻了眼，他们还没有搞明白怎么回事，她已经从床上下地，赤裸着双脚，紧紧地抓住“大春”的衣襟，用哀求的声音说“你带我走，我没有生孩子，这不是我生的”。此时，同事们已经明白，他们好心的看望已经酿成了悲剧，她的病复发了。
后来，医生给她打了针让她安静下来了。后来根据家属的同意把她从妇产科病房转到精神科病房。婴儿由“小烧饼”抱着回家，没敢让婴儿跟她见面，因为只要她一醒过来，就喃喃自语“不是我生的，我要杀了她”。
几个月后，她出院了。怕伤着孩子，她被接回了娘家，由母亲照看。“小烧饼”带着女儿一起回家。他用背带把女儿背在背上干活，把奶瓶装在口袋里，不时地给女儿喂上几口。女儿在一天天长大，开始会发出类似于“妈妈”的声音了，他多么希望她的病快点好起来，女儿需要妈妈，他需要妻子，需要一个正常的家。
然而，她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她经常披着她的白纱巾在街上跳白毛女，雨天，白纱巾拖得满地泥浆变成拖把，溅得她满身泥浆。好心的大妈劝她“孩子，天晴了再跳吧”，她好像没听见。但只要人群中有人问起她的孩子，她立马横眉竖目，从衣袖里摸出一把剪刀，口里喊着“不是我生的，我要杀了她”，然后四处寻找孩子。后来，她随身携带着这把剪刀，白纱巾和剪刀是她跳舞必不可少的道具。好心的大妈有时会帮她把变黑的白纱巾洗干净，但那把剪刀谁也骗不下来。有时，她说剪刀是用来杀“黄世仁”的，“王世仁”强奸了喜儿；有时，她说剪刀是用来杀那个女婴的，那个女婴是“黄世仁”抢来的。
她的女儿在四五岁时就知道了自己有一个疯子妈妈，是跳芭蕾舞的，并且时常拿着剪刀要刺杀她。有时女儿会躲在店门板后面从门缝里看她妈妈在街上跳舞，她不解地问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发疯？妈妈为什么要跳芭蕾舞？爸爸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抱着女儿，把她抱得更紧。
后来，他调离了小镇的饮食商店，带着女儿搬走了。后来听说他娶了个农村女人为妻。再后来就没有他的音讯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穷孩子不容易啊！
后来，这个小镇进行了规划改造，农贸菜市场已经从老街道的两边搬进了集中的有规范摊位的市场，老街上也就少了从前扎堆看热闹的人了，她也只有偶而地跳几次舞。再后来，我们这些跟着她屁股后面看舞蹈的人都陆续长大，离开了小镇。
再后来的故事一概不知，直到前几天在一个小区里看到她，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