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忧”是什么？一株草或一杯水都解释不了这个词语。当我试着用《健忘村》中道士田贵的语气——像贪婪一朵花香那样深吸一口气，再闭着眼睛挑起眉毛缓缓将二字吐出：“忘~忧~”，王千源这一动作拿捏得极好，像极了进入无忧之境的惬意。在《健忘村》这部电影里，“忘忧”既是动词也是形容词，它可以是工具，是一件来自周朝的宝物，只要将此物戴在头上，把一只蚕放入某个端口，摇动几下手柄，那些想要忘掉的烦恼便成为一颗轻飘飘圆滚滚的蚕茧，忘忧后的脑袋空空，倒真成为一个无忧之人。
听起来很美，谁不想尝试一下忘忧呢？换言之，哪个成人还没点烦恼。可人一旦进入忘忧状态，如电影所现，“裕旺村”变成了“健忘村”，男人们忘记了名字就由脑门上的甲乙丙丁代替，女人们则以脸上的花瓣区分：一花，二花，三花。道士田贵利用忘忧删除了村民的记忆，摇身一变成为权力顶端的村长，领导一群自以为身在天堂的傻白甜掘地寻宝，闹剧由此展开。
而我却感到深深的寒意。当人追问“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时，都会被这种恐惧扼住咽喉。像极了一个醉酒的人，一场颠倒梦想后在次日醒来的清晨，抱着脑袋承受记忆一次次连接失败的挫败感，此时若在自己的绝望中试图将旁观者（见证者）的只言片语乃至一个欲说还休的暧昧眼神作为救命稻草，那么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必将进行一场“他人即地狱”的自我审问。对自己的历史失去话语权的恐惧，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现在，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谁也没想到因为一伙土匪蓄意已久的入侵，彻底打破了健忘村乌托邦式的平衡。由舒淇饰演的一花被一叠情书唤回了记忆，揭穿了田贵的骗局。但是很不幸，手握“忘忧”的她又以恢复村民记忆的名义将大伙儿的记忆重新洗牌，影片的最后，不管是村民、土匪、田贵还是昔日的情郎，都对她露出了花朵般天真无邪的笑容，在一声声“村长好”的赞美中一个新的乌托邦诞生了。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后悔药”和“忘情水”，必然也会有等量甚至更多的“脑残片”和“绝情丹”。忘忧只是人类的一个愿景，是“一个美丽而荒凉的手势”。那些生活中让我们沉溺麻木的东西，都或多或少有着反智的嫌疑。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舒适安逸也是人的本能，但各异的忧愁痛苦成全了各异的人，而人的难，是如何与忧愁握手言欢。
有较真者说，“忘情水”是确乎有的，那就是孟婆汤。如此一来，便不存在个人对“是谁，在哪，干什么”的追问，那又何以谈人生呢？蚤子虽恶，但旗袍依旧的华美的。熊培云先生在《权力桃花源》中提及“在〈健忘村〉中，桃花源指向的是人性中最隐秘的贪欲。在那里，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对此，我的观点是，群体性的乌托邦只能成为闹剧般的讽刺，而个人的桃花源则指向与忧愁的和解。人人都应有一个隐秘之地，在此源中，忘忧即见忧，见忧即忘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