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岁之前跟爷爷奶奶生活在疗养院，爷爷是疗养院的中医大夫。

疗养院依山而建，进了医院大门，迎面一座楼是门诊部，向左上一道长长的坡，就到了住院部，向右下一道长长的坡就是生活区。

王大夫，今天没坐诊？范大夫提着一只暖水瓶走路一跳一跳的从坡上下来了。

爷爷坐在门口太阳底下，戴着老花镜看书，他年纪大了，不用每天上班，医院有了疑难杂症才请他坐诊。

小范，你下班啦？爷爷从老花镜上面看着范大夫。

范大夫是盲人，医院里的按摩大夫。他三十多岁，也许是职业的缘故，他很墩实，五短身材，圆脑袋，圆鼻头，阔嘴巴，胳膊上的肌肉很发达，一块一块的，只好把两只胳膊架着，走起路来脚把地踩得咚咚响。

范大夫住在我家隔壁，他走到门口，侧着脸，眉毛往上挑着，眼皮子忽闪着，掏出钥匙熟练的开了门。把暖水瓶放在家里，端着水杯又出来了。

婶子，中午给王大夫做西红柿鸡蛋面吧？范大夫冲着我家厨房对我奶奶说。

是呀，你的鼻子就是灵敏，中午在我家吃饭。奶奶索索着一双三寸金莲走到厨房门口客气地说。

我已经在职工食堂吃过了，是洋葱青椒炒肉片，主食是花卷，米饭。他舔着嘴唇，意犹未尽地说。

其实吧，洋葱青椒炒肉片也就是闻着香，吃起来就那么回事。范大夫又说。

爷爷放下书，说，你反正是一个人，干脆在我家搭灶好了，你婶子做不了大餐，家常便饭可是很拿手。

不了，婶子年纪大了，不麻烦了。

范大夫转身回家去，嘴里嘀咕着，婶子做饭不光闻着香，还有妈妈的味道。

我们吃过饭，范大夫端着水杯就又来了，进门径直走过去坐在他惯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把腿抻得长长的，看起来既放松又舒服。

小范，这个星期天天气不错，回家看看你妈吧！奶奶爱怜的对范大夫说。

不了，眼睛看不见，在路上净给别人添麻烦，再说了，家里房子小，回家还得打地铺，我走后我妈又要收拾半天，我妈腰椎间盘突出，弯不得腰。

叔叔，那你不想妈妈吗？我插嘴说。

想呀！每当想妈妈的时候，就想妈妈做的饭，穿上妈妈做的衣服，因为那上面有妈妈的味道。范大夫摸着我的头，努力的把眼皮往上翻，他翻眼皮露出的全是白眼仁，就像死鱼的肚皮，挺吓人的，我赶紧跑开了。

看范大夫走了，我才溜回家，问爷爷，范叔叔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

爷爷说，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你范叔叔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妈妈感染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在他眼睛发育的关键时刻侵袭了细胞。第二是，他的父母一方基因有缺陷，遗传给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治疗，你不是医术高明吗？我天真地说。

因为是先天的，所以治不好。

唉！我叹口气。

等你长大了，那时候医学肯定就会很发达了，说不定在娘胎里就能发现胎儿的某些细胞缺陷，及时的进行修复呢。爷爷安慰我，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晩上范大夫又来了，奶奶说，小范，你成个家吧，你这样总归不方便。看人家高大夫，梅大夫，还有刘大夫，不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将来孩子也能照顾你。

我是先天失明，遗传率百分之百，我不想害人。

怎么说是害人呢？你可以找个哑巴或者瘸子，只要眼睛是好的，你们可以互补嘛。要不然让你婶子给你在乡下找个健康的，乡下人朴实，不会嫌弃你。你看刘大夫，也是先天失明，嫁了个脚有毛病的，生了两个小孩不都是健健康康的吗？你也别太悲观了。爷爷安慰他。

范大夫走后，我自做聪明地说，高大夫和梅大夫是瞎子找瞎子，所以生的孩子也是瞎子。

小孩子不许胡说。奶奶训斥我。

推拿室的四个大夫全是盲人，范大夫和高大夫是男的，梅大夫和刘大夫是女的。四个人的年龄相当。

高大夫和梅大夫是俩口子。当年高大夫追梅大夫，梅大夫反复地追问高大夫，眼睛是先天失明还是后天失明？高大夫指天发誓说是后天失明的，而且有模有样的说是小学二年级一场高烧烧瞎的。

有一天他们在院子里散步，高大夫指着花圃里的花说，我能看见那里都有些什么花树，你看，左边是一棵痒痒树，右边是一棵合欢树。痒痒树开着粉红色花，一咕嘟一咕嘟的，可好看了。

他把梅大夫拉到树底下，用手捉着梅大夫的手，在痒痒树的腿上挠了挠，说，你看，痒痒树痒痒了，在嘻嘻笑呢，笑得连枝头都在颤动呢。

梅大夫翻着眼皮，也没看清树枝的颤动。她抽回手，快走几步说，单位里熟人多，拉拉扯扯的影响不好。

高大夫一听有门，跑上去拉着梅大夫的手说，脚底下有一窝水，小心踩上。高大夫说谎的本领很高，又没下过雨又没洒过水，哪里会有水窝。

梅大夫是先天失明，但是她有很微弱的一点光感。她是医生，明白如果两人都是先天性失明，后代的遗传率就是百分之百。如果有一方是后天失明，遗传率就降到百分之五十。

高大夫长着一张柿饼脸，眼睛很小，使劲翻才能看见一点眼白。梅大夫眼睛凹陷，眼珠子又瘪又小。她看不见高大夫指天发誓的表情，就信了。

两个人不久就结婚了。

第二年梅大夫生了个女孩。

女孩生下来眼睛看起来亮亮的，再大一点，能随着大人的逗弄笑得咯咯的，走路也不摔跤，说明视力是正常的。

第四年梅大夫又生了个男孩，姐弟俩都长着柿饼脸，笑起来跟爸爸很像。男孩跟姐姐一样，眼睛也是亮亮的，特别爱笑，逢人一逗，就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后来蹒跚走路，也很少摔跤，视力也是正常的。

姐弟俩到了上学的年纪。先是姐姐，起先还能看清楚黑板上的字，后来一天天模糊起来，到最后简直是黑乎乎一片。

那时候姐姐七岁，高大夫似乎也不着急。因为是疗养院，都是慢性病，没有眼科，梅大夫就带着女儿找单位懂点眼科的医生看，医生翻开女孩的眼睛，用手电筒一照，女孩眼球浑浊，瞳孔的边界模糊，知道女孩逃脱不了父母的命运。皱着眉头，在心里说，高建群，你是作孽呀！

梅大夫看不见医生的表情，就静静的等着，医生知道高大夫是个惹不起的人物，就委婉的跟梅大夫说，你回家跟高大夫商量一下，到大医院看看，别把孩子耽搁了。

梅大夫回家跟丈夫一说，丈夫心知肚明，就敷衍妻子说，也许孩子用脏手揉眼睛，把细菌带进去了，让她勤洗手，过两天就好了。

梅大夫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上了丈夫的当，丈夫当初根本没说实话，他分明就是先天失明。

梅大夫就跟丈夫闹，高大夫挑着眉毛，翻着眼皮，色厉内荏，唾沫星子飞溅着为自己狡辩，为了证明他没说谎，第二天就跟妻子领着女儿去了省城。

省城的眼科权威看过后，下了结论，孩子就是遗传基因出了问题，属于半失明状态。

梅大夫就搞不明白了，孩子七岁之前，眼睛一直是好好的，说明不是先天失明，为什么后来又失明了呢。

大夫说，因为孩子有先天基因缺陷。怕梅大夫听不懂，就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基因缺陷示意图，画完才记起来患者家属是盲人，不禁自己哑然失笑。

于是换了一个方法跟梅大夫解释，打个比方，孩子体内正常的基因就好比一根电线，因为长度的原因，只能把光亮输送到一定的距离，后面的基因因为有缺陷，断了，自然就照不到光亮了。

那把电线接长点不就成了吗？梅大夫幼稚地提议。

道理虽然是这样，可是不行。因为咱们的医学水平现在还达不到，也许将来能攻克这个医学难关。

高大夫躲得远远的，手捂在脸上，一言不发。

女儿眼睛没救了，儿子的眼睛在七岁时也看不见了。梅大夫只好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把两个孩子转到盲人学校继续上学。她悲观地想，将来让两个孩子接他们的班，做推拿大夫吧。

高大夫家住在厕所旁边，我上厕所时看见他们一家人拿着一个长颈玻璃瓶子，就像研究什么宝贝似的，先是高大夫，把瓶子凑在鼻子尖上，用仅有的一点光感，左看右看，看完又放在鼻子底下闻，接着梅大夫又把那动作做一遍，第三个是女儿，学父母的样，放在鼻尖上瞅，鼻子底下闻，儿子也不罢休，学姐姐的样，有模有样，又是瞅又是闻。

一家人传递接力棒似的，一个传一个，配合默契，谁也不说话。

后来他们又走到门口，由爸爸开始，瞅，闻。传给妈妈，还是瞅，闻。再传给女儿，瞅，闻。最后传给儿子，瞅，闻，结束。

我回家跟奶奶一说，奶奶说，都是高大夫作孽，当初要是说了实话，也不至于一屋子全是瞎子。

后院的刘大夫，是先天失明，她也没瞒男方，老老实实说了自己的情况。男方是个瘸子，他的瘸可是与众不同，正常人的两只脚都是脚尖朝前，脚跟朝后，他两只脚也是脚的形状，可是方向却反了，是脚跟在前，脚尖在后。

本来个子不低，因为脚的方向不对，整个扭了个过，两条腿弓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个子自然就低了，走路时使劲的扭动身子，才能带动两条腿前行。

刘大夫的丈夫在另一座城市上班，有时候来探亲，罗着两条腿，不停地忙碌，洗衣服做饭打开水。开水房在住院部，他一只手各拎一只铝水壶，一摇三晃地从坡下扭上来，打门诊部门前走过，一摇三晃地扭上坡去。打了开水，回来是下坡路，走起来不那么吃力，惯性使他走路的速度快了许多，仿佛有人在后面推着他。

由于身子扭得太厉害，铝水壶也跟着一摇三晃的，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就跟在后面，扭着脚摇着胳膊学他的样。

回到家我表演给奶奶看，奶奶给了我一巴掌，说，那是人家的缺陷，你拿来学，该打！

刘大夫比梅大夫性格好，她会织毛衣，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什么水草花样，元宝花呀，什么插肩袖呀，平肩袖呀，没有她不会织的。

如果有人织错花了，或者衣服不合适了，就跑去请教她，她不管手上正在干着什么，立马放下来，接过活计，眨巴着一双盲眼睛，认真地摸索一阵，就找到问题的症结了。

喏，这里少了一针，这里忘记跳针了。她一边说，一边替对方重新织好。

刘大夫第一胎生了个怪胎，据说长得像南瓜。第二胎生了个女儿，可是脖子是歪的。第三胎生了个儿子，很正常。

女儿长到八岁，到医院做了矫正手术，脖子就正了。

两个孩子长得都跟爸爸像，白净秀气，单眼皮，嘴唇红润，像涂了口红。身材挺拔，尤其是腿，直溜溜的，见人很有礼貌，学习也好，跟爸爸一起住在城里。

放署假，我跟同学玩捉迷藏，玩着玩着就跑到门诊部后头，门诊部是四层楼，一楼的窗户很高很大，我们很好奇，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就趴在窗台上向里张望。

我看见了范大夫，很高兴，张嘴就要喊他，我看见他的表情很怪异，就没敢喊。他穿着白大褂，面向着窗户，站在床前正给病人推拿。他仰着头，眉毛往上挑着，舌头舔着嘴唇，一副馋相，再看他手下的病人，是个女的，俯卧在床上，女人头发盘在后脑勺上，很丰腴，两条腿很粗很白。

范大夫从女人臀部下开始，一寸一寸的往下摸，一直摸到脚踝处，连一点力都没使。我见过他给爷爷推拿，用的是拨，按，压的手法，每一次下手，仿佛是用了四两拨千金的力量，痛的爷爷嘴里稀稀嘘嘘的，夸他手劲大，穴位找的准。他也许得了鼓励，干脆用胳膊肘在爷爷腰上碾，把爷爷痛的呲牙咧嘴的。

范大夫的手又换了女人另外一条腿，这回是从脚踝摸起，一寸寸往上摸，摸到大腿跟处，女人也许意识到了什么，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整理好衣服，什么也没说，出去了。

范大夫的手还举在空中，愣在那里，我想对他说，那女人已经走了。你早上没吃饭吗？有气无力的。

回到家我跟奶奶说了，奶奶一把捂住我的嘴，小孩子家的懂得什么？出去不许乱说。我挣脱开来，撅着嘴说，大人就是虚伪，我就是看见了嘛。

奶奶哄我说，只要你不把看见的说出去，中午给你做土豆烧牛肉。

想到奶奶做的土豆烧牛肉，那才叫香，馋得我口水都出来了，就把看见的给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两个乡下亲戚，像母女俩，那女儿傻傻地，长着龅牙，红色牙龈露着一大截，也不说话，就知道咧着嘴笑，上嘴唇粘在牙龈上，半天下不来。

奶奶听见范大夫在开门，就出去了，两人嘀咕了半天，范大夫才扭扭捏捏的进来了，坐在他惯常坐的那把椅子上，两只手规规矩矩的搭在膝盖上，眉毛往上挑着，嘴角也往上挑着，眼皮眨着。

原来他们是在相亲。

母女俩走后没多久，那母亲很快就捎来了话，她不中意这个女婿，原因是范大夫的面容带着一股色相。范大夫对女方很中意，买了一双皮鞋放在家里，准备再见面时送给对方。

奶奶很为难，不忍心伤范大夫的心，只好说她没看上女方，正在重新给他物色。

又过了一星期，有一个背着小孩的女人敲我家门，奶奶打开门，那女的一见我奶奶就叫大姑，拉着我奶奶的手，再也不舍得松开，仿佛是很熟的亲戚。

奶奶说，范大夫一会就下班了，我把情况大概跟你说一下，他有个老母亲，在城里生活，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弟弟跟母亲住。

那他一个月拿多少钱工资？那女人迫不及待地剪断奶奶的话，问。

具体我也不知道。奶奶眉头皱了一下，说。

他是推拿师，粮食定量高。奶奶避重就轻地说。

那女的嘴里哦了一声，问，那你知道他每月给老娘寄钱吗？

那是人家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奶奶面露不悦。

奶奶可能觉得自己话说得生硬，就和颜悦色地说，我记起来了，去年发大水，他家住在城河边，被水淹了，他没给家里钱，却随着单位给灾区捐款，据说是单位捐款最多的。

傻子呗！那女的尖利的嗓门脱口而出。

门外响起了很响的脚步声，接着响起了范大夫掏钥匙开门的声音，奶奶说，你坐着，是范大夫下班了，我去去就来。没等奶奶回来，那女的也跑出去了。

范大夫刚把门打开，那女的就挤了进去，屋子里很黑，吓得小孩哇啦啦哭起来。女的吓唬小孩说，再哭熊瞎子就来吃你了。小孩立马不哭了。女人也许觉得当着范大夫的面说瞎子是犯了忌讳，就挤出一脸的笑来，把一张脸笑得跟个菊花似的。想想范大夫看不见她的笑，笑也是白笑，白白浪费感情，就收起笑容，说，我是刀子嘴 豆腐心，往后你就知道了。

奶奶站在旁边，一直插也不上嘴，突然后悔把这个女人介绍给范大夫，她觉得他俩不合适。

女人大方的自我介绍，我叫李菊花，今后就叫我菊花，好记。我男人去年冬天上山砍柴，让熊给吃了。这回她长了记性，没说瞎子俩字。

我也不管是聋是瞎，是瘸是拐，只要管我娘俩三顿饭就成。女人滔滔不绝地说，奶奶觉得这里好像没她啥事了，就回家了。

范大夫像个木头人，呆呆的站着，菊花上来拉着范大夫的手，反客为主说，别愣着呀，坐下休息吧。

菊花打进门起就成了女主人。

她很勤快，中午饭也不吃，就给范大夫的房间打扫卫生，把范大夫的被子褥子一卷，准备拿出去晾晒。范大夫的存折和钱都压在褥子底下，想起来就跑过去拿，到底是取熟了的地方，一拿就拿到手了。菊花的眼睛就放亮了，嘴角一撇，意思在说，哼！别看现在在你手里，早晚还不是要回到我手里。

菊花是个见面熟，在院子里晾被褥，见人就打招呼，一副范大夫家女主人架势。

菊花晚上就住在范大夫家了。

范大夫犯了迷糊，觉得自己在做梦。早上去上班，走了十几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路竟然走错了。下了班还在犯迷糊，坐在推拿床上发愣。

菊花做好了饭，左等右等不见范大夫回来，就一路喊着，范大夫！范大夫！找到了推拿室。范大夫本来听力很好，这回菊花都喊到耳朵根了也没听见。

眼睛瞎了难道耳朵也聋了？菊花不客气了，拿出了女主人的姿态。

下班了吗？时间过得真快。范大夫这才惊醒，站起身，菊花体贴的要搀扶他，他拒绝了。

奶奶在屋里唉声叹气，看来她这个红娘是当得憋屈。范大夫吃过饭到我家来串门，屁股还没坐稳，菊花就跟过来了，拿张凳子坐在范大夫跟前，温柔地替范大夫回答着奶奶的问话。范大夫说不上话，无可奈何的枯坐在那里，实在是无聊，就回家了。

回到家还是很无聊，菊花拿着个木头匣子在他耳朵边说，你眼神不好，存折和钱就放在这个匣子里，怕你不放心，锁子都配好了，两把钥匙都挂在你腰上。

范大夫咽了一口唾沫，没说话，菊花又说，我知道你不放心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以后你就知道我的为人了。

菊花拿着范大夫的手，摸着匣子上的袖珍锁，那锁子只有指甲盖大，范大夫就笑了，心里说，真应了那句话，锁子是什么？防君子不防小人。

范大夫知道不答应的话，他耳朵根就别想清静，只好拿出存折和钱放了进去。开始两把钥匙都在范大夫腰上挂着，过了几天就不见了。菊花解释说，挂在你腰上不安全，你想呀，你的病人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万一被人顺走了，损失可就大了，那可是咱家的身家性命呀。

范大夫只觉得心里堵得慌，可又没有什么办法，自我安慰说，女人大抵如此吧？抓住了钱，就抓住了主动权。他一辈子就接触了菊花一个女人，根本没有跟女人打交道的经验，仅有的一点理论，也是从同事那里听来的。

转眼半年过去了，菊花丰腴了很多，笑起来脸上也没有那么多褶子了。孩子养得白白胖胖，整天端着个假枪，嘴里噼噼啪啪的朝来人扫射。

忽然有一天菊花跟孩子都消失了，她还算有良心，带走了她和孩子的一应东西，木头匣子里的存折和钱原封未动封在里头躺着。

有知情人说，菊花和一个住院的病人走了，那病人比菊花还小，两人是打开水的时候认识的，据说是一见钟情，分都分不开，就私奔了。

大夫和病人产生感情，医院里发生过好几例，药剂科的黄大夫，还是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足以当他妈妈的女人，那女人为他离了婚，两个人就结婚了。时常看见黄大夫摩托车后面载着那个打扮得妖冶的女人，在街道上风驰电掣，呼啸而过。

不光是大夫，连院长都是因为迷恋上了歌舞剧院的女演员，踹了跟他出生入死的结发妻子，宁愿院长都不当了，爱美人不爱江山。

范大夫闷闷不乐的，走路脚底下也没有以前有劲了，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奶奶就叫我给他送两只蒸红薯，或者两个煮玉米棒。范大夫屋里很黑，晚上也不开灯，每次我进他屋先站在门口喊一声范叔叔，根据声音判断他在床上还是在椅子上。

借着微弱的光线，我看见他鞋也没脱，半躺在床上，脖子下枕着被窝卷，我把红薯或者玉米棒递给他，黑暗中我看见两排牙一闪，知道他在无声的对我笑，我心里很难受，不知道说什么好，就退出来了。

九月份下了一个月连阴雨，下得人心里都长了毛。星期天范大夫难得的到我家来串门，坐在他惯常坐的那把椅子上，没有像以前那样抻长腿，而是把腿屈起来，不停地抖动。

我偶尔也会抖腿，爷爷就批评我，说女孩子家，坐就要有坐相，抖腿是坏毛病。见范大夫抖腿，我就学爷爷的口吻说他，抖腿是坏毛病！范大夫就停下来，脸上讪讪的，爷爷怕范大夫尴尬，就岔开话题，说，听说毛主席爱看红楼梦，我也借了一套来看，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

那是为什么？范大夫问。

看不懂。爷爷说。

你那么聪明的人会看不懂？听说你是咱们院认识字最多的一个人，以此做为罪状还被关过牛棚？范大夫问。

爷爷想给范大夫使眼色，让他别说这种话，小心隔墙有耳。可惜范大夫看不见，爷爷只好大声咳嗽几声，范大夫是个聪明人，立马会意。

隔行如隔山，望闻问切还马马虎虎，文学就搞不懂了。爷爷笑着说。

那是因为你的心里全是病人，容不下别的事了。

范大夫倒会安慰人。奶奶在旁边说。

就是哄不了女人嘛！范大夫叹口气。

奶奶没接范大夫的话，她很自责，觉得是她害了范大夫。

王大夫，你说人在下雨天为什么会想起伤心事？

下雨时天空灰蒙蒙的，人的情绪受到色彩暗示，就会变得低落，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自然就会想起不愉快的事情。

说到色彩，爷爷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盲人是感受不到色彩的，跟盲人谈色彩，这不是拐着弯的戏谑人家嘛。

雨的嘀嗒声，潮湿的空气，都会引起人情绪低落。爷爷说。

也许范大夫只是需要一个倾诉对象，他并不把爷爷的话当回事，幽幽地说，小时候并不觉得眼睛看不见有多不好，甚至觉得看见和看不见是一回事，因为从来没看见过，所以也不觉得痛苦。

自从菊花来了又走了，我忽然觉得很痛苦，并不是因为我单身过不下去了，而是怕我妈为我担心。如果我一辈子都是单身，我妈也许就没念想了，问题是我结婚了，我妈会认为我一个人没办法过。我现在就觉得是我妈的累赘。

奶奶悄悄的抹起了眼泪，我也哭了。

十三岁我该上初中了，妈妈把我接回城里了。

好不容易盼到了寒假，我归心似箭回到奶奶身边。

到家天都黑了，放下行李，我就打开了话匣子，我可是积攒了一个学期的话要跟他们说。范大夫推门进来了，说，一听就知道叶子回来了。我跟他问了好。他说，叶子的声音变了，一听就是大姑娘了，个子肯定也长高了。

可不是，个子蹿了一大截呢。奶奶自豪地说。

范大夫坐到十一点才告辞。走的时候笑眯眯的，看来他还是单身，要不然他媳妇早喊他回家了。我送他到门外，嘱咐他慢点走，他说，反正是瞎子，白天和黑夜是一个样，不碍事。

后来疗养院盖了家属楼，爷爷搬走了，范大夫因为是单身，再加上是盲人，还住在平房里，我回家就见不到他了。

十多年后，我跟同事在护城河的桥上走，我俩边走边聊，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过头，看见桥上支了一张单人床，铺着雪白的床单，床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声音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

我没带眼镜，看不清楚是谁，就走到跟前，认出来是范大夫叫我。

岁月的痕迹在范大夫脸上也看不出来，他还是我印象中的形象。

范大夫眉毛往上扬着，闪动着眼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是你范叔叔吹嘘，就是在一大拨人中，我都能听出来你的声音。

没等我问，他就告诉我，疗养院几乎要倒闭了，公费医疗一取消，没人愿意自己掏腰包疗养了。院长把疗养院变成了休闲度假山庄，接待各种会议和旅游团体。前年他退休了。

退休后我回到了城里，姐姐和弟弟对我很好，可我也不想在家吃闲饭，高大夫开了一家盲人按摩院，我是技术入股。

生意不好吗？还要在街上摆摊。我问。

生意还行，以前在疗养院住过院的病人，有找到按摩院的，由他们口口相传，基本有固定客源。今天是星期天，市容管的比较松，高大夫就让在这摆摊，扩大影响，拉拉客户。

高大夫就是脑子活。我说。

正说着话，有一位老大爷躺在了床上，说，范大夫，你一边给我按摩，一边跟熟人聊天，可好？

那不行，一心不能二用。范大夫认真地说。

范大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你也三十多岁了吧？肯定有颈椎病，这是现代人的时髦病，有空去我那里，我给你按摩按摩，你还没见识过我的手艺呢，不是吹嘘，我的手艺很不错呢。

我答应他一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