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江南，潮湿多雨。推开城市的窗，除却依旧料峭的寒意，便只能透过街面橱窗里霓裳的异彩纷呈感受春的讯息。而在郊外，那片广袤的平原上，到处摇曳的是扑面而来的黄，耀眼的，醒目的黄；毫不掩饰的，张扬的黄；一片片，一株株，特立独行，骄傲地恣意地热情绽放着。

又是一年江南油菜花开。在这样的日子，凝满目摇曳的油菜花金黄的颜色，脑海中不设防的会幻化浮现出一张久违的似已模糊的面容，或是在耳边回旋一种高亢的歌声。是她的歌声，总会不合时宜的在这个季节的晚上响起。

而关于我季节性的焦躁、忧郁、孤傲的表现，也经常被友人在“油菜花开了.....”的善意调侃中予以宽容。奇怪的是我似乎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冥冥中偶尔也会蓦地被一种无形的东西触动。想她会不会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或者已变成另外一种形式潜遁在每一个角落，执着或专注地关注着她所关心的一切.......

我与她，其实无关联。

八十年代初期，年幼的我随母亲从乡镇返迁回城，搬进那排红砖黑瓦的集体宿舍。城市的一切对于懵懂的我都是稀奇的，包括她。

每间集体宿舍住着四个人，四张不同的床错落有致的摆放着，当中仅容一人转个身的过道，让房间显得很窄也很暗。让我这样一个从空旷的农村出来的小女孩，每天在这样的房子里显得格外的不适应。她住在隔壁，只是她一个人一间房。所有的大人当时仿佛都很忙，每天只能在中午或晚上下班后才看见他们的身影。而她，也只有她每天显得很闲，一个人在宽敞的房间里慢慢地收拾打扮。妥当后也见她出去，但从没在母亲上班的工厂见过她，除了食堂开饭的时候。我对她很好奇，但没人有时间给我答案。

母亲也忙，忙得周六周日也加班。我更加孤独，一个人呆在那个我不适应的黑屋子里。当然还有隔壁的她。后来不知是哪天当我路过她房间时，她喊住了我：“喂，小姑娘？！”竟是一口标准而柔和的普通话

“ 我吗？”我四下望了望，只有我在。我好奇而又吃惊地望向她。

“ 来，我帮你梳梳辫子！”她出门拉住我的手。“蛮漂亮的小家伙，怎么不梳妆一下？！”

我这才想起母亲早上走得匆忙竟然忘记帮我梳头发。迟迟疑疑地随她进屋，突兀的立在房中间，任她忙乎。她的手很轻，不像母亲平日因为匆忙而扯得头皮生疼。不一会，两个小而俏的辫子垂在两边。她又随手拿她箱子上的小镜子给我看。偷偷瞟过去，觉着很美，心里突然觉得和她亲近起来，话匣子也 打开了。告诉她家乡还有个弟弟跟着爸爸；家里房子很宽敞，旁边还有条小河，河边长满垂柳；自己来县城后最惦念的是家里的小黄--一条可爱的小黄狗。

后来只记得她和我聊得很开心，带我去逛了县城最热闹的一条街，还给我买了看着就馋的冰棍。我们逛得忘了回家的时间，临近傍晚才拿着满手的东西（扎小辫的花皮筋.小人书.水果糖）走进巷口。却瞥见往日沉寂的巷口站满人，老远看见我就喊开了：“回来了，回来了！”母亲最先冲出来，一把拽住我，眼里竟然还有泪：“你去哪里了？去哪里了？”当她们看见身后的她时，竟都一怔，又都不发一言，只是把我往自己的房间里推，然后又急急地关上门。

“你怎么和她在一起？你怎么能和她在一起？”她们生气地问。

“她给我扎辫子，她带我去逛街，还给我买了这！”我小声但兴奋地回答说。

“啪”的一声，手里的东西被母亲打落在地。“谁让你和她在一起的？谁让你和她出去的？”母亲边拍打着我的身子边吼着，着急的样子使人害怕，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你不能和她出去的，因为她是个神经病。神经病，知道不？就是疯子！”同宿舍的阿姨拦住母亲拉过我，低声告诉我。

什么？疯子？她是个神经病人？我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我不相信那个刚刚还教我跳舞唱歌的女人竟然是个疯子。我也无法将刚刚在我身边说着柔美普通话和我逛街的女人和记忆中的家乡的那些个肮脏的痴呆的疯子联系在一起。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夜我一言不发，只是呆呆的发怔，让她还急了，以为我是被吓着，背的里让父亲在家乡的野外烧点纸钱帮我叫魂。

那以后，我便避着她。她喊我也不理，只是慌慌地跑开。有时瞥见她的眼神，觉得里面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但形容不出来，只是觉得很瘆人也很怜悯。

她依旧每日很闲的梳妆打扮，很闲的逛街；有时一个人在她房间里唱着曲调很婉转的歌；有时也模仿电台播音员朗读一些新闻和诗歌。每每那时，我总会停下手中的事，仔细专注地听着。听过之后，幼小的我心底竟有一个声音在低低地叹。

转眼我小学毕业，她还是一个人一间房，还是每天很闲。只是安静了不少，每天还会和其他的同事说话聊天，而那些同事也会叫着她的名字回应她。听母亲和其他同事聊天才知道她的病症似乎轻了不少。心里莫名地高兴。

毕业的那个暑假，有天中午我路过她的房间去外面找同学玩。看见她坐在一张小凳子上，趴在床边的皮箱子上写东西。好奇驱使我走进去，看见旁边有本相册，我伸手拿起，她侧头望眼没说话也没阻止。我于是放心地翻起来。是一些年轻人意气风发的样子，北京，上海，湖南，武汉.....惊奇的发现她的身影，在一群人或三五人间，知性贤淑，眉眼间舒展的是欢快的笑容。

“这是你吗？！”我指着那个活泼的精灵问。

“恩，是我。那些是我的同学。”她开始指着相片里的人逐个介绍。全然忘了先前我对她的态度，就像是对一位老友絮絮而谈。

晚上母亲回来，我缠着问有关她的事情。母亲也叹可惜。原来她是一位高材生，只是经不起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运动所带来的命运转折，神经错乱，后被安排进母亲工作的工厂。有人说她是云南人，也有人说她是湖南人，但从未见过她的家人。“所以啊，人要信命的。”母亲最后总结说。

再后来，竟听说她在一次单位组织的看电影活动中和县城粮食部门的一位男子在影院一见钟情，随后羞涩而又狂热地谈起恋爱。对方似乎在某些方面也有些缺陷，所以双方单位的工会权当父母替他们安排了婚事。那是我见过的她最美的时候，我们又熟络起来，她每天打扮完总会问我好看吗？我总会歪着脑袋对她调皮笑笑，她便微笑着出门了。

不久，她的房间空出来，又被另外新来的同事搬进去住了。我也好久不见她。只是偶尔听母亲她们提起她的名字。

一年后，又无意听大人们说她在县医院生了个儿子。我心底又莫名地松了口气。慢慢的，淡忘了她的名字。

初中时的学习很紧张，每天忙着进进出出。突然有天发现宿舍最旁边的一块小空地有几个工人在堆砌房子，问母亲是干什么，母亲又叹气。“是她要回来了。”

“谁？”

“她可能知道老公不要她了，半夜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到院子的树下坐着哭，所以她老公跑到单位闹坚决不要她了。唉”母亲自顾自说着谈着。

那样的一个身影，那样的一个声音又突然在我脑海浮现响起。

几天后她依旧拖着那口红色的皮箱回来了，住进那间矮矮的窄窄的毛坯房。只是她不理我了，谁也不理，一老天一老天的呆在屋子里没有动静，但晚上，特别是下雨的晚上便可以听见她的哭声，起初小小的抽泣，后来便是嚎啕大哭。我总是被这种哭声从梦中惊醒，然后守着一夜的雨声。

几个月后，她终于出来了。但那个模样吓了我和周边人一跳，往日干净整洁的她不见了，不修边幅，蓬乱着头发，拖着一双鞋，满脸污垢，双眼血丝，旁若无人，端着一个盛满污物的盆子走过去，嘴里边还骂骂咧咧的。 她也出去，回来不再似以往般拿回些花草或报纸书籍，而是带回些肮脏的痴呆的典型的疯女人，相互说着一些只有她们才听得懂的话。所以周边的同事又开始嫌恶她，指责她弄脏宿舍的环境。她置若罔闻，谁也不理，依然进进出出，也从来不看我的眼神。那时的我开始看尼采的书，每次看着她的背影便在心底叹道：人，又少了一个！

至此之后，每当油菜花的时节，她总是会在深夜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妈妈的吻》；也会在无灯的屋子里大声标准的播新闻；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在下雨的夜里哭泣。母亲总会在这样的时候摇头，：”菜花黄，痴子狂呐。“

到八十年代末期，母亲的单位便不景气了。所以先前的工会也无暇顾及她，常常看见冬天她也只盖一床薄薄的毯子。便让母亲将家中的旧棉絮偷偷丢在她床上。到后来，因为重建，宿舍要拆了。我和母亲也搬离到新买的房子，从此，我再也不见她的身影。母亲说好像她回老家了，又说好像有人在街上看见过她，还说她好像去找过她的儿子。但我却是一次也没见过她。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有天到昔日密友家去玩，她住在原来母亲宿舍那个巷子。刚进巷口，远远瞥见一个依稀熟悉的身影倚在旧日的宿舍的那个院门边。走近，竟然真的是她。她亦怔怔地望向我，终无言。我向前走了两步，又转回到她面前，从口袋里掏出20元钱默默地递给她。她也默默地收下。

密友问我：“她还认不认识你？你给她钱！”

“你是囡囡！我知道！”我还未回答密友的话，她在身后说。

” 怪人呐！“密友叹道。我摇摇头。又想起她柔美标准的普通话，想起她优美的舞姿，想起那个相册中活泼的身影，还想起那个夏天恋爱中她甜甜的笑.....

再后来我也结婚生子，但在三月的江南，在潮湿多雨的春夜，在油菜花开的季节，总会不设防的想起这么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