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之间聊天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老家哪儿的？”，这个问题也是上大学那会儿，男生找女生搭讪的一个惯用“伎俩”，确实，不少恋人起源于“老乡”这层关系。然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我来说却不太容易回答，很多时候我都是搪塞而过。因为我也说不清。
我父母是地地道道山东人，快要解放的那几年，家道中落、父母双亡的父亲带着年幼的妹妹（我的姑姑）到闽北投奔亲人，作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很快都在政府部门找到工作，过了几年太平日子。然而好景不长，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父亲别过相恋了七年即将成婚的恋人，回了山东老家。一待就是二十年。期间经人介绍与我母亲认识，生下了我和哥哥。在我6岁那年，父亲“平反”，“落实政策”回到福建，被安排在闽北的一个小城工作，我们全家从山东潍坊迁居到福建。6岁之前在山东的记忆很模糊。在我出生之后，政治环境已逐渐宽松，孩提时代的我一点也没有“世态炎凉”的感受，比我大5岁的哥哥则不然。
到了福建之后，我们一家是彻头彻尾的外地人。语言、民风到风俗习惯都差别迥异。当地人方言很多，相隔几公里的村镇之间，就说不同的方言。当地人说普通话的特点，牛刘，黄王很难区分，也不用儿话音。我说的山东话，在音调上稍加调整，就成了“标准”的普通话，因为这一点，我上小学的时候备受老师青睐，老上台字正腔圆地读报告（什么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之类的）。我和小伙伴儿们整天个上山、下水疯玩儿，倒也没觉得自己是外地人。不过那时的我，不知为何，所设想的未来生活场景中，都是在远方的某个地方。
在闽北小城读完了小学、中学，又到杭州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西湖的婉约，秀气和校园的美丽都让我欣喜不已，不过我也从没动过留下的念头，冥冥之中还是觉得未来在远方的某个地方。二十年后，有大学同学说当时他感觉我是“志当存高远”，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自己，心有多高不敢说，远是肯定的。我于杭州，又是匆匆一过客。
然后是胶东那座民风淳朴的城市，在这里度过了短暂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刚刚大学毕业、二十出头的我，在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之后，自己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没有之一），之后顺理成章地离开，到了冰天雪地的冰城哈尔滨。
哈尔滨又是四年。坐火车的时候，窗外那一望无际的黑土地扑面而来，心胸一下子开阔起来。那时才深深地体会到自然环境对人性格和处事风格的影响，真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最后离开哈尔滨到北京的时候，来接我的朋友笑着说我说话一口大碴子味儿。
无论是在胶东，还是哈尔滨，周围的同事、朋友绝大部分是周边县市的。在她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南方小女生，都对我呵护有加。这一点到北京之后，彻底没了，大家都来自全国各地（北方居多），彼此彼此。
到北京安定下来之后，把父母接了过来。我再回闽北小城的次数屈指可数。忙碌地工作、生活着，北京俨然成了我的家。也从来没有想过“老家”这一词。直到一次春节期间，从萧瑟、厚重的北京到香港，一下飞机，那迎面而来的温暖、湿润的空气，尤其是车窗玻璃外那一簇簇映山红（杜鹃花），突然让我心里一动，异常想念闽北的那座小城。映山红，我们小时候叫它清明花，那时我们会上山采了做成花环，戴在头上、身上。还会吮吸甜甜的花浆。于是当年的清明节期间，我带着全家老小，回去了一趟。带着孩子在中学母校的校园里转悠，居然碰到了好几位当年的老师。唏嘘感叹不已，一晃二十年了。
出国之后，有时会很馋闽北小城的那几种特别的小吃，比如锅边糊，春饼，馄饨（当地人叫扁肉）。都说温哥华什么中华美食都有，可这几种还真没找到（就算在国内，也只有那座小城才有）。之前回去的时候，嫂子每天一早拿着小锅到街上买了给我送来当早饭的温馨不时地召唤着我，让我一有机会就想回去一趟。回去的日子，每天和嫂子一起逛熙熙攘攘的菜市场，看着各种新鲜水灵的蔬菜，是我最喜欢的活动之一。采买过后在厨房里，和忙着做饭的嫂子无所不聊，吃着她做的家常菜，久违了的“老家”的感觉，忽然袭来。老家在哪儿？味蕾给出了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