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家住得远的人，往往来到学校、公司比较早；姗姗来迟的，总是那些家住得近的人。
是因为他们知道路途远，提前出发吗？有可能。如果规定在同一时间出发呢？结果也许还是一样。他们明白要花更多的时间，所以会加快自己的步伐。
物理学里的一个实验：在一个斜面上，摆两条轨道，一条是直线，一条是弧线，起点高度以及终点高度都相同；两个质量、大小一样的小球同时从起点向下滑落，哪个先到终点呢？
弧线轨道的小球先到终点。
两点间直线的距离肯定是最短的，弧线的距离跟弯曲的程度有关，但肯定会长些，然而弧线轨道上的小球会得到更快的加速度，所以先到达终点。
自然科学和人生的道理在这里得到相互的印证，这种契合让人浮想联翩。笔直平坦的大路，并不就能让你的人生更快的到达成功的彼岸；弯道与坎坷恐怕能让你拥有更快的速度，更能成就辉煌的人生。苦难是人生的财富，错误人生是最宝贵的经验。“科学研究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艰辛和汗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看了儿子的杂志《我们爱科学》里介绍这个实验的文章后，给儿子做了这么一番引发。但是，说着说着，就想到了人文学科的悲哀，或者说，是人生的悲哀。
因为科学家们并不满足于对这个现象的观察，他们的任务是概括总结出规律来，指导社会生产活动。两点之间的直线只有一条，曲线却有无数条，那么，哪一条才是最快的呢？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个问题的来头不小。这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1630年提出的问题：“一个质点在重力作用下，从一个给定点到不在它垂直下方的另一点，如果不计摩擦力，问沿着什么曲线滑下所需时间最短。”这就是“最速降线”问题。这个问题吸引了众多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瑞士数学家约翰·伯努利最先解决了它，后来有牛顿、莱布尼兹，大数学家欧拉在1744年计算出了这类问题的普遍解法。计算很复杂，涉及高等数学，没看懂，只好给出个我也没弄明白的概念。结论是，沿着连接两个点的唯一的一段“旋轮线”（“摆线”）滑下的小球，所需时间最短。
平坦的路走不出精彩的人生，走多少弯路是合适的？苦难是人生的财富，但也不是说多多益善，那么，以多少为宜呢？有没有一个哲学家、作家、心理学家帮我们计算好这人生的“旋轮线”，从而指导我们的人生呢？
狄更斯在哪部作品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我能给你的最好的祝福，就是遭遇一点点的不幸。狄更斯是被马克思赞为“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的伟大作家，可是，这样的描述在科学家精确的计算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一点点”是多少呢？在人生的什么阶段，遭遇什么性质的、什么程度的不幸，才能让一个孩子既不是幼稚无知，没有承受力，又不是暮气沉沉毫无天真呢？让一个成年人还相信爱，相信善的力量，遭遇多少欺骗，承受多少苦难，才会既不盲目乐观又不陷入彻底的绝望？
或者像海明威、贝多芬那样豪壮：“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扼住命运的喉咙。”我们能不论个体在年龄、性别、学识、阅历上的差别，全都当作“一个质点”，“从一个给定点到另一点”，一律地要求他迎接挑战，让暴风雨来得越猛烈越好吗？
“成功的彼岸”功利了点，成长的轨道该不该花点心思？2004年，我拟过一个作文题。“眼因多流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苦难是人生的财富，磨练是成功的阶梯。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沉重的灾难会留下生命的阴影，很难养成健全的人格。尤其是犯罪心理学家指出，人们的暴力倾向，反社会的行为往往跟他们儿童时期的遭遇相关。你认为呢？谈谈你的看法。”这是当时心境的反映。现在又想到它，一多半是因为儿子的教育问题。
今年六月，儿子的学校搞“商品交易会”，儿子准备了70元的小玩具，另外两个同学各准备了30元的东西，同组的八个同学一起在学校里摆摊叫卖。全部商品卖完后所得约300元，八个同学平分了。儿子拿着分到的38元，高兴地回家了。
上周三学校组织秋游，儿子跟组里同学一起搞烧烤。分配任务，儿子负责八个同学的全部食物。“那其他同学拿什么呢？”我们奇怪地问。“某某拿炭啊。”这也罢了，“某某拿刀啊，某某拿叉子啊……”组长拿什么啊，拿四瓶矿泉水。周三早上，儿子包里满满当当地塞着两包牛肉、两包羊肉、两包火腿肠、一包鸡翅膀、两大包面包，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回来了，问，今天过得高兴吗？“高兴！”这就好，就怕他觉得委屈。“拿这么多食物去，你不觉得……嗯……辛苦吗？”“没什么的啊，给同学们多做点事是应该的啊！”
啊？我这是把儿子的人生之球放我的轨道上呢。
我推想，伽利略、牛顿、莱布尼兹、欧拉这么多伟大人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会不会也有社会环境、个人境遇的因子。驱动着他们的，应该也有解决这人生问题的困惑吧。我又想象着，孔子、庄子、曹雪芹、释迦牟尼、卢梭、托尔斯泰们可以坐在一起，计算着承受多少苦难多少欺骗是适宜的，了解多少谎言多少黑暗是恰当的，计算着这人生的“旋轮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