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士秀一生在饭店工作。七九年退休后，先头几年不甘在家寂寞，找了个看门下夜的临时工，一天一块钱聊补生活之窘。到后来患了糖尿病，四肢麻木，行走趔趔趄趄身体渐不如从前，只好在家安度晚年了。
去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与妻儿去看望三弟媳妇和刚出生的侄儿，傍晚回到家，一进家门即看见从不穿拖鞋的父亲穿着拖鞋。我就心感异常，不等我看仔细了，就听母亲说;快看你大把脚烧成什了！我赶紧把父亲扶坐在床边细细一看，父亲双脚底部的皮像鞋垫一样被烫了下来。脚面上水泡大大小小一个挨着一个。有的水泡已经破了，留着黄水可怜他老人家疼得满地来回的走，血水随着走动流到地下，满地的脚印，我看了揪心的疼啊。用酒精棉球剪刀小心翼翼哆哆嗦嗦给父亲处理了烫伤。问父亲疼否?父亲却还一个劲的说不疼。并且反复的说洗脚的水从暖瓶里倒出来还凉了半天。我去药店买了有关烧伤烫伤的药膏，又托人从化工厂医院找来专门为烫伤病人特别配制的药水。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下床走动，好好养伤。
可是，随后的几天我下班一回到家母亲就告诉我；只要我上班一走，父亲就下地走动。就这样老病加新伤，刚刚愈合的伤口碰的伤上加伤。不过几天的功夫，竟然不能下床了。
父亲一生伺候人。及到晚年见母亲患半身不遂，需要儿女伺候。就常说；我要再不能动了可怎么办呀？因此上父亲是及怕自己得了卧床不起的病拖累儿女们的。
可是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你最想得到的未必能得到。你最不愿意的事或许偏偏就会落到你的头上。父亲最担心最怕的事竟然就偏偏变成了现实。
父亲长吁短叹，嘴里翻来覆去的念叨:“七天不吃东西就死了”。随后任凭母亲和我们儿女们怎么劝解。父亲的饭量逐日递减，到了后来喂进去一些食物，马上就吐出来。只是喂点西瓜。
8月9日。农历六月十九。早快八点钟时。（距父亲7月8日烫伤脚一个月）。我给父亲更换了尿湿的床单。喂了些水，急急忙忙去单位点名。因为心里放心不下父亲。本想点了名忙完了就抽空回去看父亲。可是还不到九点。就有人来找我。说父亲想叫我回去一下。我就心知不好。当我急急赶回家后。父亲已双目紧闭。停止呼吸了。我气憋，胸闷，我耳朵贴在父亲渐凉的心口。嚎啕大哭捶胸顿足。烫伤个脚怎么就能死了人呢？我离开父亲仅仅一个小时，父亲就悄悄的走了。我看着父亲消瘦的面孔。怎么也不能相信父亲就这样死了！
俗话讲。人生的光景几节过。小时受苦，老来享福。小时享福，老来受苦。可是我父亲的一生却没有舒心的日子。
父亲1920年出生在山西寿阳云烟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亲是和中国共产党一起长大的。幼年虽逢军阀混战，但生在穷山僻壤小山村里的父亲还算平静地念完了初小高小。按奶奶的意思也就是儿子能算清一年的收成和记个账什么的就可以了。所以聪明好学的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寿阳县中学后。(父亲生前曾经和我讲过考上县中，村里家族给资助一部分费用)。有着小农经济思想的爷爷奶奶。没有让父亲花钱去继续念书。
在人生的第一个路口。孝顺的父亲听从了父母的安排。父亲开始学习务农。如果不是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改变了父亲的生活道路的话。父亲的一生也可能和世世代代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守着几亩薄田，几眼窑洞，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度过一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日寇的铁蹄恣意践踏我中华大地时。但凡有血气的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父亲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割电线，断铁路天天都有中国人被杀。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呀！胆小的爷爷奶奶害怕了。当国家和个人的利益二者不能兼顾时，又有多少人选择了前者？没有国哪有家啊！说起来人人都会说，但要真正面对的时候又有几人能言行一致呢？
在人生的第二个路口，孝顺的父亲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父亲辗转榆次太谷后，在1942年来到太原。从此父亲走上了一条苦难的道路。
父亲是个好人是极爱孩子的。在我的记忆里对我们兄弟姐妹不要说动手打，就是骂也是罕见的。但是有一件事就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父亲不仅要打我，而且还要用砖头砸。那是在我十三，四岁时。放学后我们一群小孩儿弹玻璃球。我们玩的忘乎所以，家里人不叫吃饭，根本就想不起吃饭。这时有一位老人端着一碗面条趔趔趄趄走过来，这位老人姓闫是饭店的老职工。六十年代初，中国当时好像还没有退休这一说。老闫(爷)已经六十多了，因为他孑身一人无处可去，就住在饭店隔壁。一日三餐。就去饭店端碗饭回来吃。因他是个鳏夫。身体又有病，无人照顾。日久天长身上肮脏不堪。我就曾经看到过他一边走一边端着碗吃饭屎尿顺着裤脚往下流。
因此，总是人还远远未到，一股酸臭味儿就已飘然而至。我们一群小孩儿老是看他一过来就躲得远远的。有顽皮的还会喊上一句酸臭老闫(爷）来了。我当时玩的正在兴头上。没有注意到伙伴们的喊叫，等我弹完一次站起来时，老闫(爷)刚好走到我面前，他把一碗面条顶到我的嘴边儿说；你吃，你吃，一时弄得我不知所措，这一幕可巧被刚出家门的父亲撞个正着。只见父亲一声断喝，你怎么敢欺负老人？我忙辩解，父亲更是怒不可遏。明明看见还狡辩一巴掌劈面打来，我从来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吓得我抱头鼠窜。父亲没打上还不罢休。从地上捡了块不知什么东西朝已经跑的无影无踪的我扔去。
我感到害怕，更感到委屈。
天黑了，我不敢回家。我跑到学校。爬窗进了教室。把课桌拼到一起。然后睡了下去。
夜，渐渐的深了，空旷的教室里伸手不见五指。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慢慢袭上全身。我本来想用整夜不归来报复父亲对我的冤枉。可是我一想到母亲一夜找不到儿子不知会急成什么样子时。就仿佛听到母亲呼唤着我的名字到处寻找我。虽然我知道学校离家足有五六里地。声音是不可能听见的。但母亲呼唤儿子的声音，却是一声比一声高的响在我的耳边。我一咕噜从课桌上跳下地不顾一切地向家跑去。
父亲一辈子好人，憎恨欺负人。可他却被人欺负了一辈子。记得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有一天父亲在家。可能是礼拜天吧。有两个穿军装的人找到我家。让我们家人出去。关上门。要向父亲调查一些事情。后来才知道，这叫外调材料。我在家门外面。听不大清楚里面说些什么。但能隐隐约约的听到家里拍桌子的声音和大声的“老实交代”的呵斥声。父亲总是老老实实的交代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可是在那个疯狂的是非颠倒的年代。父亲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不会使他们满意。他们对父亲拍桌子瞪眼。软硬兼施。但父亲从没有违心的给他们提供什么所谓的材料。
1966年文革一开始，父亲积历次运动的经验，就感到这次运动非同小可。就找了一些破木板，准备被撵回老家时钉个箱子盛东西用。
1966年夏天文革愈演愈烈。我们每天去学校也不上课了，学生热衷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我每天在放学的路上往家走时。脚步就变得异常的沉重。我担心说不定今天或明天就会在家门上看到一张。勒令我们全家二十四小时滚出太原的通知。
可是一件事情的发生改变了父亲乃至我们全家滚出太原的可能。我父亲所在的饭店随着文化革命的发展。原来几个不好好工作的年轻人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要革命了。据他们内部人透露按他们的运动计划。要批斗人了，并且列出名单。我父亲的名字在他们的批斗计划之内。批斗完了可能就属于滚蛋之类。
记得在一个傍晚时分。饭店的红卫兵们把早早关门的饭店餐桌抬了出来，拼成一个台子。把饭店一个姓魏的女职工架上桌子。给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在一阵慷慨激昂的打倒口号声后。负责批斗的红卫兵头目，拿出一张被剪掉一块的毛主席画像声嘶力竭的向围着看热闹的群众吼道。这个地主婆狗胆包天，竟敢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他这是不甘心地主阶级被我们贫下中农打倒。这是向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他绞毛主席相就是要杀害毛主席。接着又是一阵乱七八糟的闹哄哄的口号后。那个穿着一件白色的饭店工作服。头上扣着一顶不知从何而来的发黄的旧军帽。左臂上箍着一圈红布。红布上写的“红卫兵”三个字。色迷迷的，摇头晃脑的，用阴阳怪气的声调，得意的对地主婆说；你还有什么话说？谁也没想到这个地主婆，这个年轻的只有二十多岁的地主婆。缓缓地抬起头来用饱含泪水又红又肿的大眼睛向围观的人群看了一圈儿。然后用哽咽的声音说；同志们，我把毛主席像绞了，这事不假。但事情是这样的，我虽然出生在地主家庭。但我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地主的生活。我非常热爱毛主席。我每年都要买毛主席的画像挂在家里。时间长了就把换下来的毛主席相叠好压在床下。有一天我做鞋样找来找去在床下找到了一张白纸。我拿剪子剪了一块儿以为是普通的年画，谁知却把毛主席像给绞了。大家如果不相信可以到我家查看查看我家有多少毛主席画像，一个不热爱毛主席的人会贴这么多毛主席画像吗？
围观的群众开始议论，那几个负责批斗的造反派，看到“地主婆”不服气。就上去一顿拳脚把所谓的“地主婆”打翻在地。然后俩手扭到背后弯腰九十度。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围观的群众一起大喊。有理讲理不准打人！更有几个看不惯他们打人。跳上桌子把地主婆头上戴的高帽子一把摘下来，扣在负责批斗的那个造反派头头的头上。
世界上有些事情。总是和个人的初衷背道而驰。我想那几个策划批斗人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批斗会开成这个结果。不过这也是文革一开始善良的人们还没有被狂风刮昏头脑，还没有被颠倒是非的理论弄的黑白不分。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
第一个批斗会就出现了造反派们狼狈的结局。那排在后面的，我的父亲沾光了。我想这也是父亲一生好人的回报吧。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默默地感谢那些不知名的敢于挺身而出的围观群众。难道就是现在或将来，我们的社会不是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吗？
父亲一生嗜酒如命。而且酒量很大，从我七八岁记事起就记得父亲有时酩酊大醉而归。回家就倒头大睡鼾声如雷。那时不知父亲因何要喝醉。记得我十五，六岁时才听父亲的同事说父亲有历史问题，每次运动一来总是首当其冲，被运动一番。当时我不知道父亲究竟有什么历史问题，只是知道父亲年轻时参加过革命，后来脱离了革命队伍。可能没有为革命做出什么贡献，但也没有危害过革命呀。不是有好多解放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高官解放后重新做人，重新做官吗？为什么一个什么也不是，一个再不能普通的平头小老百姓总是要被运动呢？
父亲虽说只有高小文化，但写得一手好字，每逢过年。就有人来求父亲写对联。父亲总是有求必应。认识父亲的人。一说起父亲首先说的就是老李好人啊！其次就会带着惋惜的神情说，老李是革命没有成功，要是成功了，拼着老李的本事屁股后面还不是冒烟吗？(意思是坐小汽车。)
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百姓又受家庭生计所累，他没有高官显禄的三朋，也没有腰缠万贯的四友。当我和弟弟妹妹们逐渐长大，应该自食其力时，找工作一次次被拒之门外，一开始不知什么什么原因，，经过一次次碰壁后才知道是因为父亲有历史问题。问题的原因清楚了，可是我就更不明白了。我们共产党不是天天在讲: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现实表现吗？我们共产党不是一惯的提倡实事求是吗？那么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即使是父辈有罪，难道也要由子孙来承担吗？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又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一人犯法株连九族有何不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这些；学，学不能上。工作，工作找不下。十七八，二十岁，身强力壮的后生。只能闲在家里吃老子。后来得知当年和父亲闹革命的伙伴。有成了气候的。经过母亲再三的恳求，你就为了孩子求求人。父亲及不情愿的答应了，为了二弟的工作去找过一个什么公司的头头。父亲是怎么去的不得而知，但从回来阴沉的脸上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
父亲当然是普通百姓，他胆小又自尊，以他的地位当然不可能解决儿女们的就业问题。因此当国家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父亲一下把二弟，妹妹送到远离太原的农村。并且无奈的，不无伤心的对儿女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个人自己去闯吧，谁让你们生在这样的家庭呢。
1976年10月的金风吹散了中国人民头上的乌云。父亲的脸上有了笑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当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时。父亲已经进入花甲之年退休回家了。儿女们先后成家立业。父亲看着他的长孙和母亲说。再活个十几年时。母亲开玩笑的说；你不是早就不待活了吗？每到这时父亲就哼的一声转身走开。我明白父亲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能挺过来，还不是为了我们儿女不遭受磨难。
父亲是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等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为了生计忙忙碌碌，生活越来越好时。可是父亲还是和从前一样，总是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洗的泛白的。即使是那个年代，也不时兴的中山装。儿女们看不过眼。给他老人家做了身新衣服，谁知却遭到父亲的责怪。再后来父亲手脚麻木不灵便，可是一双线袜子补了又补舍不得扔掉。
至今我一想起父亲哆哆嗦嗦的手。拿着不知用多长时间穿好线的针。弄不好针掉到地下找半天找不见，好不容易找见了却怎么也捏不起来的情节。眼泪就不由得夺眶而出。父亲在饭店工作了一辈子，伺候了别人一辈子。到了晚年身体患病身不由己。经常屎尿拉在裤子里。我们做儿女的一见这种情况赶紧给老人洗涮。儿媳也不嫌弃紧的拾掇。父母为了儿女成长耗尽了他们毕生的心血。如今父母老了，病了，难道我们每个做儿女的不应该尽心竭力地服伺老人吗？可父亲却总是过意不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说；快些死了吧，麻烦死了。
可是世界上真正不怕死的有几个人呢？当父亲烫伤脚卧床起不来后他老人家不愿再拖累儿女们了，他已经悟透了人生，他决意到另一个世界去时，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刚出生不久的次孙。他老人家在生命就将走到尽头时，还不时地念叨着疙嘟嘟，疙蛋蛋他那没见上面的孙子。
父亲生前饭量很大的。老年又患了糖尿病。即使是花甲之年，饭量也不次于年轻人。可是他打定主意不再拖累儿女们时，就有计划地减少饭量，到最后几天只是吃点儿西瓜喝些水来维持生命了。可是做儿子的我却浑然不知父亲主意已定。还以为过几天父亲就会好起来。当父亲离世后，我们弟兄三人陪父亲度过最后两个晚上我才明白。父亲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啊，一想到此。父亲一位实实在在为生活所累了一生的平民，他的清醒的逝去，就使我心灵不得安宁。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们兄妹会更好的伺奉母亲。三弟的孩子长得特别可爱，妹妹多年不孕生了一个小千金。遗憾的是父亲没能见上他这个孙子和外孙。
这个家庭没有了父亲并没有散落。我们都努力的活着，我们会活得比他们那一代更好。
写于父亲去世一周年
1991年8月9日23.00
可以告慰父母的是，现在我们老李家已经是30个人的大家庭了。
后记:
此文写于父亲去逝一周年，转眼27年过去了，现在有了简书这个先进快捷方便的书写模版，不仅可以书写文字，还可以传插图片，而且方便留存。于是整理留存。
2018年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