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韩愈的《上张仆射书》，不禁莞尔：不愧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一腔“磊磊落落、不可一世之气”，一段“志在义而不在利，直己行道”的宏论，竟然是给自己“迟到早退”讲理由、找借口，而且还被收入《唐宋八大家文钞》，流芳千古。

其时，韩愈正在给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做从事，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秘书、高参。不知何故，张建封出台了十余项管理制度，其中一项“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中，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对此，韩愈自认为做不到，就给他写了一封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的信——《上张仆射书》，直言相告：古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晨入夜归”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如果执意让我照此而行，必发狂疾。到时候，一则不能承办公事，遑论报答您的恩德；二则无以自立，背离了我的本心。

接着，韩愈充分发挥了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论辩能力，进一步说：您选择我来做事，肯定不是因为我能“晨入夜归”，而是因为有我的价值所在。如果我对您真有价值，即使不能“晨入夜归”，也无损于我的价值。若您能宽容我，使我按自己的作息行事以不失本性，寅时上班，尽辰下班；申时上班，终酉下班，每天如此，我也不会荒废公事。如此，我韩愈愿为您尽忠而死，死而无憾！

暂且不论韩愈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和真实目的是什么，从管理的维度看，文中提供的一些信息和观点值得体味一番。

大致始自春秋时代，古代公务员晨聚昏散、鸡鸣即起，在中央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秩以上需要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各级地方机关的上班时间与京朝相似，也需先参加长官主持的会议然后各自办公。历史发展到今天，公务员制度日益完善，但在上下班制度方面仍与古代大同小异。食俸禄当为国为民努力工作，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惯性制度，是落实行政管理的必然选择，当下乃至未来较长时间内仍需存在和坚持。

但是严格的考勤制度，表面上可以减少迟到早退现象，却无法彻底杜绝“一杯茶、一份报混一天”，更无法保证人人“尽忠以事”“鞠躬尽瘁”。韩愈文中提到了一种“遵命而奔走”、惟命是从、毫无主见的人，现在不也举目皆是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领导吩咐到哪做到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机关作风岂是单纯的考勤制度能克服的？事实上，某些“尸位素餐”“松松垮垮”的人，看上去倒是按时上下班、“模范”遵守制度的；与之相反，有许多工作态度认真、业务能力过硬的优秀人才，可能在考勤上表现并不突出。也就是说，工作能力高低、态度好坏，和是否“迟到早退”并不能画等号；工作时间长，更不代表工作效果一定好。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是津津乐道于加班加点，宣传的还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英模”。兢兢业业、死而后已确实值得钦佩，但是非如此就不优秀、不先进吗？

据说，谷歌公司对员工实行弹性工作制，可以带宠物上班，上班时间还可以喝咖啡，约朋友聊天。貌似新奇大胆，实则入情入理。因为谷歌的员工从事的是“创造性”的工作，公司需要的是员工拿出精彩绝伦的产品（结果），而不是看住每一个员工端坐在办公室（过程）。——也许你要说，这种“弹性工作制”只适用于那些从事研发和高层管理的员工，从事简单具体重复劳动的员工还是要和大多数的企业或机关职员一样规规矩矩上班下班。但是，我们可以从“弹性工作制”中看到“不以考勤或工作时长论英雄”的态度。

讨论是否需要固定上下班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制度安排上如何加以正确的引导。最近一段时间，“白+黑”“5+2”（编者注：除每周5天的法定工作日、工作时间外,无论是双休日还是8小时之外，都照常办公）常见诸报端，高调号召、强力约束。我想说，在许多人看来，这与“以人为本”不符，难服众心;但我更想说，，许多人其实已经实实在在地履行着“白+黑”“5+2”，辛苦地工作着。这与“按时上下班”的制度无关，也与一般性的号召、制度上的要求无关，只源自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奉献精神，是职责所系、任务当前的一种自觉行动和自然选择。

回到《上张仆射书》，表面上，韩愈是在振振有词地为“迟到早退”辩解；实际上，他只是反对“晨入而夜归”这一违反人性的规定，而不是管理制度本身。更深层上说，韩愈是在抨击庸庸碌碌、“遵命奔走”、“好利不好义”，阐释自己为政处事的原则，提醒张仆射要重视自己这个人才。

用现在的眼光看，韩愈的这一做法是标新立异、另辟蹊径、故作惊人语；在古代，则不免被讥为狷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反感、厌恶、反对狷狂，一方面又同情、欣赏甚至羡慕狷狂。历史上不乏狷狂之士，嵇康、阮籍是真狷狂；大部分情况下，狷狂只是某些人藉以崭露头角、自我推荐的方式和工具，连诗仙李白、“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都要通过这一方式展示自我、营销自我，足见人才生存生态的艰难、选擢人才机制的扭曲。

我们可以理解张仆射“强化管理”的初衷，或许他只是把昌黎先生当做普通秘书使用，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规定管好他的工作团队；我们也可以理解韩愈“标新立异”的心理，他一心想把自己和那些庸庸碌碌、惟命是从的“好利者”区分开来，做一位甘为知己者死的豫让式国士。

想到这一层，韩愈其实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喊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张韩之间的矛盾和差异，重点不在于具体几点上班下班，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如何管理下属、评价下属以及干部如何自我实现、自我评价的问题。

领导当然希望自己的下属“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同时也喜欢下属“闻命而奔走”，前者是选人用人的根本目的，后者是确保政令畅通的现实需要，两者本来是相辅相成的。韩愈把遵守制度的定位为“好利者”，把“直己行道”（自由主义？）的界定为“好义者”，我不能苟同。但是他确确实实给为领导者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擦亮眼睛，切莫为形式主义、表面现象蒙蔽。既要管住下属的“身子”，更要管住、抓住、用好下属的“心”。看人看主流，识人识大体，量才使用，不拘一格，给有才能者表现和施展的机会和平台。

韩愈认为，合格的下属，不应满足于“遵命而走”，而要“直己行道”；不能满足于当前，而要志向远大；不能满足于做好一般事务，而要堪当大任；不能庸庸碌碌，而要创新、创造。其实韩愈也正是孜孜不倦这样做的。可惜，终其一生，作为公务员的韩愈仕途坎坷、有才难施、有志难成。不知道这是韩愈的悲哀，还是那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