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波感冒来势汹汹，女儿所在的米老鼠班已经有十多个孩子因病请假了。还好，女儿没事，每天都蹦蹦跳跳的，她正在冲刺本月的满勤奖。女儿有好几年没得重感冒了，偶尔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抗一抗也就过去了，体质还是很好的。

周五接孩子放学，女儿一脸的难受，“爸爸，我今天中午起床后就不舒服。”

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是不是感冒了。回家后抱着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吐了我一身，小脸蛋通红通红，一量体温，39.7º,果然是“在劫难逃”。赶紧到楼下药店买来“头孢”、“小儿氨酚”和“布洛芬”。女儿很小的时候，吃药特别费劲，往往是我和妻子，一个紧紧抱住她的身体，压住她的两腿，箍住她的两只胳膊，另一个就捏住她的鼻子，用小勺压住她的舌头灌药。女儿便竭力挣扎，身体动弹不得，她就用力拨浪着头，使劲往外鼓气，药水弄得满身都是。让人想起集中营里的老虎凳、辣椒水。喂一次药往往需要半个小时，我们三个都累得满头大汗。谁知这次女儿竟十分顺从地吃了药。我和妻子一个劲地夸奖她长大了。

药吃下后，烧也退了，但夜里又反复了两次，每次都三十九度多。第二天白天，烧得不那么厉害了，女儿也照样吹着幼儿园发的哨子在屋子里欢快地跑来跑去。我和妻子松了一口气，心想，看样子这次感冒能控制住了。但到了晚上，体温又蹭地到了近四十度。我们慌了神，知道自己对付不了，不敢耽误，赶紧打车去毓璜顶医院。医院小儿科，全是哭闹不已的孩子和愁眉不展的家长。记得四五年前，我们还住在乡下，有一次女儿也是得了重感冒，发高烧，老不好，当地医生束手无策。我们半夜赶到了毓璜顶医院，一个慈眉善目的女医生给开了几十块钱的药，也没住院，也没打针，回家吃上就好，立竿见影。我想这次也没大有事吧。谁知医生用小木片压住女儿的舌头，检查了一下咽喉，面无表情地说：“得打吊瓶。”我的心瞬间拔凉拔凉的。又急忙地缴费验血。抽指尖血的时候女儿很乖，没有哭。化验单出来后，医生看了看，说某某指标太高了，一百多，属于病毒性感冒，必须打几天吊瓶。然后就是缴费、做皮试、取化验单再看医生，再缴费、取药、打吊瓶。做皮试时，女儿掉了几粒“金豆子”，我们也知道，那很疼，连忙安慰她。等到打吊瓶时，女儿彻底丢掉了坚强的面具，护士还没拿起吊瓶，她就大哭起来，嘴里直喊疼，死活不上护士台。我和妻子一边轻声细语地哄着，一边扯腿的扯腿，把胳膊的把胳膊，妻子还不忘给她打气：“看旁边小妹妹，那么小，多坚强，一点都不哭。”其实那小女孩也是哭得梨花带雨的。我呢，虽然得过重病，打针无数，但还是最怕打针了，我扭着头不敢看，嘴里还说：“别怕别怕，不疼不疼。”

打完吊瓶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拿出医生给开的药，女儿又哭闹着不吃，连哄带吓地喂上，女儿便沉沉地睡着了。妻子则每隔半个小时给她两一次体温，几乎一夜没睡。但体温还是老反复，每次都烧到三十九度以上。妻子唉声叹气。

第三天，遵医嘱上午下午各到医院打了一次吊瓶，虽然是留置针，女儿还是哭闹喊疼；喂药也还得恩威并施。一整天体温也没有完全降下来。到了晚上甚至更严重，小脸烧得通红。妻子便给她擦酒，后上网查了一下擦酒不好，就又改成了温水擦身，但效果也不明显。已经是第三晚上了，看女儿睡的那样沉，妻子怕她烧坏了脑子，就一边一边喊女儿的名字，但女儿并不答应。妻子越发害怕，忽然想起女儿在幼儿园刚学的英语“妈咪”、“贝比”，就贴着女儿的小脸，极温柔地小声喊：“贝比！”女儿便闭着眼，用微弱的声音回复道：“妈咪！”整整一个晚上。我禁不住感慨母爱的伟大。

第四天还是去医院打吊瓶。我们跟医生谈了病情不见好转的问题。医生要我们接着打，说效果不会那么快的。问一下身边的其他家长，病情大同小异，也有打了四五天不见效果的。晚上回家在幼儿园群里一问，很多家长说这次感冒太厉害，“头孢”根本不管用，都是用“阿奇”才好的。

第五天到了医院，这次是个女医生坐诊，要我们重新验血，再做个CT，她看了化验单和片子之后，对我们说病情有一定好转，让我们再打两天看看，然后给开了盒“阿奇”。果然，一晚上没有发烧。

第六天女儿的精神明显好转。到医院告诉那位女医生，她说再打一天，如果不发烧了，明天就可以拔针了。当天夜里也没事，妻子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

第七天，针终于拔了，女儿也不用一打针就苦闹了，妻子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这几天她可真累得够呛。我也不用请假了。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父母是孩子的保护伞，只要孩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父母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的，天下父母莫不如此，不是吗？

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