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需要装的，文章更是。道理其实很简单，太真实，太露骨的东西，他人不愿看，作者也无法下笔去写。所以思来想去，既然是开篇，太朴实了就没有写下它的价值了，于是索性就用一装到底的措辞来敷衍罢。我的文艺理想这个标题，不论怎么写，腔调都定了，就是装。务实的自然过滤视为牢骚，同样调子的则怀着各式各样的心态前来窥探。所以我猜，那些能够撇目而视的，大概不是因为文艺理想，而是我。那么我是谁这个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老实说，不重要。但我清楚的是，在你眼中的“我”这个问题上，对你来说很重要。它的重要就好比一面镜子，当你在看它时，往往是在看你自己的影子。

      许久没有动笔写文章（除了日记）的我时常在想，也许是朋友们整日忙于用微博与微信来表达自己，喜欢斩断逻辑，打碎整体，把一段一段凌乱的思绪东拼西凑也成了一种时髦的习惯。我猜，这也许是对打小受到过的传统教育的一种叛逆。但就本人而言，还是不自觉地会有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与篇末点题烙印。这些潜移默化来的东西，尽管有些刻板，但是真实——当然，你也可以觉得它虚伪。许多东西都是相对的，东方的老子与西方的爱因斯坦隔着时空都默契着这一门哲学。我猜，真实与虚伪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的边界，也是永远无法分清的。所以，当你觉得虚伪的，也许它是真诚的，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围绕标题扯了这么远，接下来，三分钟正襟危坐，好，进入主题。

      提到我的文艺理想，就不得不提一对辩证关系，那就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也许有人觉得我丫就是一教条，脑子有毛病，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的文艺理想，正是生长在名目繁多的过程与结果之间的缝隙中。

      记得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可以旷着整天的课去练吉他，一个月下来往往练不成一首像样的曲子，但是很少有想到放弃的时候。手上弹的荒腔走板，可满脑子如痴如醉。现在想来，那种状态也许就是纯粹在过程中取乐吧。说来也是惭愧，毕业以后，因为穷，穷得不得不去看重投资与回报的关系，渐渐萌生了有用与没用的想法。于是在每天仅有的几个小时闲暇时光中，很少像大学时那样用上一个月的时间去练上一首曲子，而是选择一些技巧重复的拿来维系“我会弹吉他”这一为数不多的爱好。现在想来，这种状态，也许就是在结果中焦虑吧。

      当今的社会有些观点是很廉价的，说他们廉价不是指它们劣质——打个比方，天天吃钙片的人最后也会骨质疏松。这是因为吃进去的钙没消化，最后一泡屎拉出来，结果在人体里走了个外循环——而是指廉价的东西主要的害处在于它容易被受体天然免疫。我想说的事，在过程与结果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观念是很廉价的，那就是既要在过程中享受，也要以结果为导向。乍一听，似乎有道理，仔细一想，根本做不到。逼着自己做到的，是疯子（而疯子是不会承认自己是疯子的）。于我而言，过程是过程，结果是结果，打碎了看，总比揉成一团要得劲得多。文一点，叫辩证而不统一。

      回想起那些伴随着记忆里的过程，让我想起了一句凯鲁亚克的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句话蛊惑了许多青春，当然，我也没能幸免。

      最早让我觉得很酷的一样过程就是模仿韩寒的腔调，说一些调侃时事政治的话，尽管我在中学时期就读过钱钟书老先生的《围城》，但这并不妨碍韩寒成为了我第一个模仿对象。还记得那时，在小伙伴中时不时调侃一下我朝政治，说一些自己都不能彻底理解的名词，往往会引起注意，甚至成为一种有思想的标签。但这样的过程很快就让我感到厌烦，特别是当我看到身边所有的小伙伴都能做出同样的行为后才明白，再这么装下去，就意义不大了。

      后来，借着看书的潮流，在网上买了不少畅销书，除了那些偶尔喝错的鸡汤，就是些热门的现代文学。这些零碎的书里，印象最深的是余华和王小波，特别是王小波。总而言之，他的文字让我找到了荒谬想法的共鸣。也就是在王小波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文字的鼓励下，我开始慢慢正视起那些早已被打入冷宫的所谓邪恶想法，开始尊重作为一个普通正常人的基本诉求，也就是文艺作品中从古至今所强调的生命力。从那以后，我开始醒悟，懂得没有什么想法是可耻的，唯一可耻的是那些不能正视自己的生命需求而强加各种教条的思维习惯。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自由思想？我不知道。但我至今仍感到庆幸。

      前些年有两股浪潮席卷着我读书时的大学，一股叫国学热，而另一股叫民国热。

      作为一个时代青年，我自然是不能幸免。国学热来得要早些，印象中，在于丹和易中天火了以后，全国几乎所有地方都在办国学，懂和不懂的人都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籍视为祖宗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我古文不好，但也知道，这是一种文化断代的饥渴，文化需要信仰，而这个正是中国人现在缺的，所以它很快就演化成为了一种宗教。宗教不可讨论，教义不许置疑，虽然我经历了，却幸运地没有加入到拜教的行列中去。

      来得晚些的，是民国热。也说不上到底起源于哪里，但民国知识分子的作品却实实在在地井喷式地开始出现在了各种文化产品的队列中。我们这些只能跟着出版社屁股后面走的年轻人，也只得顺应潮流，七七八八读了一些。印象最深的是几个历史学家，当然，还有鲁迅。历史学家的书多是用来补足常识的缺失，而鲁迅的书却让我学到了些逻辑上的东西。据说，有一种能力叫透过现象看本质，鲁迅文字大致就是给我这样的感觉。当然，这也是我从中获益的部分。

      再到后来，我开始迷上了媒体人。从主流媒体人到小众媒体人，甚至如今满大街都是的自媒体人。这些媒体人里有做电视的，有做艺术的，还有作秀的。现在跑去做手机的罗永浩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和文艺也扯不上多大关系，但总觉得这个人身上散发着一股气质，令我神往。有许多人在骂他，说他丫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小丑，也有许多人在爱着他，比如我。当然了，我爱的其实不是他，而是他身上的那种执着与任性。此外，我一直认同罗永浩总挂在嘴边的一个名词，叫“流氓逻辑”。他觉得现在的社会里相当盛行且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些所谓潜规则，正是由各式各样的流氓逻辑在主导着。这一点，罗永浩比吴思用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古代故事来阐述风俗承袭要简单明了，而且更让我信服。

      媒体人里还有一个算不上是媒体人的媒体人也给我的文艺理想输送着营养。这个人是陈丹青。记得当时媒体对陈丹青的概括很有趣，叫老愤青。我很清楚， 自以为文艺的人到一定的程度很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愤青。当然，这个过程我也没能幸免。现在想来，我当时的愤青与陈丹青的愤青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我的愤青是在捧着韩寒臭脚的时候就种下的种子。而陈丹青的愤青是体制带给他的创伤，有年代的烙印在里面。现在想想，没有上过山，下过乡，插过队，种过秧，留过学，回过国的经历，还真不能扯着“他妈的”就胡来一通。凭谁听上去都是一身的稚气。

      想一想，属于过程范畴的差不多也就这些了。下面来谈一下结果。

      说到结果时，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鲍勃迪伦的那句歌词：答案在风中飘扬。我来补充一下，答案在记忆的风中飘扬。翻看以前写过的许多文字，里面遍布着各个时期的足迹，尤其遍布着各个时期模仿和喜欢过的那些作品，那些作者。这些东西，也许就是结果，但我却不敢妄下结论。我知道，许多人都喜欢原创，喜欢纯粹的事物，我也一样。但我却分明从那些稚嫩地模仿与憋足的字里行间里看到了自己的文艺理想在慢慢生长。我曾经一度拒绝，拒绝这种带有痕迹的过程。但就像梁文道在《我执》里说的，有的东西，握得越紧越是徒劳。我现在把她们写在这里，放在我能够平时的正前方，静静地看着。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