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 朱自清先生在天津搭乘英国公司的通州轮船回家，轮船不仅极其肮脏，还受尽了同胞茶房的窝囊气。于是， 朱自清先生怀着“忿恨的心情”写下了《海行杂记》一文，表达了对茶房强烈的憎恶之情。
朱自清先生全文采用了一种与读者直接对话、交流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他在轮船上见到的茶房“性格恶”的各种场景。从上船定舱位时茶房的冷脸与玩弄，到开船后茶房的服务态度和盘踞在吃饭间的样子，还有旅客上岸给茶房结账的情形。朱自清先生通过柔中带刚尖锐犀利地具体描述，把茶房们每日的“工作”，以及冷漠、懒惰、奸诈的性格特征形象地刻画了出来，让读者也不免生出憎恶之情。
文中写道：这固然与社会的一般秩序及道德观念有多少关系，不能全由当事人负责任；但当事人的“性格恶”实也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的。这是朱自清先生对于“行路难”和“茶房”不好好照料旅客，却在侮辱、恫吓、欺骗旅客的现象所做的原因分析。
我想，这还可以从经济的供求关系来解释“茶房欺客”的现象：想必那会的可供中国乘客坐的船是不太多的，而且文中还说“英国人要乘船会去坐大菜间的，官舱以下的中国客人是不许上去的”。这样就是“需求大于供给”了，供给方不愁没有需求方时，一是价格会高些，二是态度会差了。中国乘客知道航船很肮脏也不得不坐，明白茶房们服务差也不得不用，这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找不到更合适的供给方呢？
现在我们不必再像朱自清先生感叹“行路难”了，也不必坐“帝国主义的船”了，更不用忍受“茶房们”的欺负了。我们可以查到不同的出行线路，也有多种交通工具和商家服务可供选择，服务质量不好还可以投诉维权，更是从法律上保证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感谢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