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人是唯一没有时间概念的生物。我们对自身及世界的所有感知都取决于我们对时间的想象、解释、使用及利用方式。
如果这么说你感到有些懵逼，那么不妨看一下对蜜蜂的节律性研究。
瑞士医生奥古斯特·佛瑞尔喜欢在阳台上享受早餐。1906年，佛瑞尔的在阳台上的偶然发现改变了科学发展的轨迹。几乎每天早上的同一时间，附近蜂巢的蜜蜂就会出现，品尝他早餐桌上的果酱。甚至在室内吃早饭时，蜜蜂也会极其有规律的在几乎同样的时间出现在阳台上寻找果酱。佛瑞尔得出结论，因为蜜蜂每天早上出现的时间，刚好和它们第一次发现果酱的时间相一致，所以它们一定有某种内在的时间记忆。
20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L.贝林格和O.沃尔记录了蜜蜂在一系列地标实验中表现出的神秘时间感。观察者发现，不管蜜蜂在什么时候发现了蜜源，它都会在第二天的同一时间返回此地。要注意，蜜蜂不是通过太阳的方位来计算时间，即使在没有外部参照物的地下室，它们也能继续在预定的时间返回原地。
大约在同一时期，另一位德国科学家E.克勒贝尔在某个产蜜的植物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这种植物每天只在特定的时间产蜜，而蜜蜂发现这些植物产蜜的具体时间后，就会在适合的采蜜时间出现。几十年后，科学家想通过飞机将蜜蜂运送到另一个时区来打乱蜜蜂的生物钟，结果却以失败告终。那些在巴黎时间10-12点去采蜜的蜜蜂被运送到了纽约，却仍然在相应的巴黎时间去采蜜。
蜜蜂研究打破了人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即只有人类才能够记忆、遵守约定。事实上，在这方面动物比人类强了太多。在洛杉矶东南部的一座小村庄里，每年的10月23日，燕子就会离开小教堂向南飞越数千里去过冬，在次年春天的3月19号按时归来。在过去的200年里，它们只晚到过两次。
人类用自身的想象塑造了人造的时间体系，而每种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体系，了解一个民族就是了解引导他们生活的时间观念。
社会学家罗伯特·劳尔对于中日两个国家的时间导向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迫使自己重视时间，因此他们不会寄希望与其它时候弥补丢失的时间，所以导致中国的历史节奏进展缓慢。另外，中国人把时间看成是循环往复的，类似圆圈，而不是会有终点的一条直线。大多数的中国人信仰的都是道家、儒家和佛家思想，他们认为时间和历史总是严格地遵守星球的运动，循环往复。西方人的观念是向未来致敬，而中国人则是向历史致敬，当遇到问题时，中国人解决问题是方法往往是借鉴历史。他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时间观念的有限可能性，导致了中国的没落。
日本时间取向是完全不同的。日本人认为时间是线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过去是可以帮助人们的一种工具，而不能过分迷信过去。日本人习惯于适应变化。此外，日本和西方一样认为，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德川时代，17到19世纪中期，政府一直鼓励不要“浪费时间”。
节省、压缩时间的概念早已烙刻在了西方文明的心理中，现在也影响到了世界上大部分人。时间被看做是与空间一样稀缺而难得的资源，在更复杂的方面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形态。当代人已经把时间当做一种增强与促进集体文化财富的工具，“时间即是金钱”是对时间常用的注解。
然而，在注重节省时间的文化中，我们被剥夺的时间却越来越多，这真是一种讽刺。现代的流水线、交通工具、手机及各种科技无不是在解除时间的束缚，使我们有更多闲暇时间。但是，我们的时间反而不够用了。时间被不停的有意或无意地细分，明天常常被提前预定，少有的片刻空闲也正在被资讯、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塞满。
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说，迄今为止人类所取得的成就，“第一项伟大的发现就是时间。”时间已经成为了我们最重要的发明，成为人类塑造文明的工具。然而，文明对速度的追逐，一方面缩短了文明进程的时间，一方面让人造的时间体系与自然时间渐行渐远。
人类学家欧文·哈洛威尔指出，测量速度这个想法是源于现代的思维体系，这在先工业时期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时的时间还没有被分成小的、容易量化的时间单位。速度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在工业的背景下诞生、滋长，短短的几个世纪中，它已经融入并主导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成为生产体系中量化、激励个体的一种重要因素。
随着现代生活的节奏持续加快，我们愈发感到与地球的生物节奏的脱节，无法与自然环境近距离接触。人类的时间世界已不再遵循着潮起潮落、东升日落、四季交替的规律。相反，我们有了人造时间，按照机械的安排生活。它迅速、有效、可预见。
当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工业时代的时间节奏就成了龟速。工业时代的人们用钟表感知时间，你可以真切地体验一个小时、一分钟、一秒钟，甚至十分之一秒都有可能。然而，在数字时间框架里，纳秒成为时间的衡量方式。纳秒是一秒的百万分之一，尽管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认识它、控制它，但却无法体验它。在人类与时间的关系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人们对时间的控制从未超出意识的范畴。
于是，人类文明进入了新的阶段——纳秒文化。
然而，这却让人不知道是该悲哀还是该庆幸。因为人们一方面在数字世界里高速运转，一方面又不能脱离物理世界。据雷格·布洛德与其他心理学家的研究，很多人习惯了数字世界的高速时间框架后已经很难忍耐他们所置身的慢速的生活节奏，这是一种巨大的机器惯性。
我们已经很明显能感觉到电脑、手机所带来的那种孤立感。人们越来越把它们作为一种与同伴交流、衡量时间框架的工具，结果发现越来越难适应原来的面对面交流。这种情形带来的结果，就像杰夫·西蒙在他的《硅的冲击》中所说的，“人与人的交流越来越少，传统社会交际方式消失了。一种人类新型生活模式出现了，个人工作与娱乐靠的都是数字终端而不是活人了。”
这在孩子身上尤为明显，沉浸在数字世界里的孩子经常不能重新适应慢节奏的物理世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抢夺父母的手机来进行娱乐。资讯、短视频、社交媒体、游戏，信息以纳秒高速传递，短短的几分钟里，你就可以在数字世界里做很多事，接触许多的信息，而屏幕上的不断参与让你全神贯注，当你放下手机，就发现时间为何总慢得出奇？
网瘾，就是一种严重的时间扭曲。人们在电子线路与程序的数字世界里越陷越深，离自然的时间维度也就越来越远。或许，人们已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了硅芯片的时间框架里。
这是数字时代人们需要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