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了。

四个老人来到院子里，开始玩过家家的游戏。

一个，穿上了妇女的纱巾。

一个，用手调动镜头。

一个，打开手机的照明灯光。

最后一个，坐在了椅子上，一脸肃穆。

喊出一句“action”。

他们在玩一个叫拍电影的游戏。

没有预算，没有器材，没有场地。

只有自导自演，自娱自乐。

最后，实在受不了“女演员”做作的表演。

导演喊了“cut”，和他拥抱在一起，大家玩笑着结束了“拍摄”。

滑稽吧。

你听见他们的笑声。

却看不见他们暗中滴落的眼泪。

如果没有电影，世界将会怎样？

《与树对谈》

Talking About Trees

获得去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国别，苏丹。

因为饱受战乱而被联合国认定为“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与“最不安定的国家”。

经济凋敝，社会动荡。

在这里，还有几个被流放出梦想之地的电影难民。

马纳尔、苏莱曼、易卜拉欣、阿尔塔耶布。

他们在70-80年代战乱前留学海外，学习电影艺术，学成后归国准备要投身电影事业，拍出自己民族的故事。

然而当他们回到故土。

却发现所有宏伟的愿望，都如陆上行舟，与树对谈。

北岛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苏莱曼依然珍藏着一张照片。

那是他70年代在莫斯科留学时，慷慨激昂的样子。

那时他是有梦的，关于电影，关于革命，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

但40年后，他仅有的就是这张照片。

《与树对谈》说的正是一个梦想破碎后，要如何与碎片玩耍，相伴余生的故事。

他打电话到曾经的学校。

想询问他毕业作品《非洲，丛林，鼓和革命》是否还能找到下落，是否能够给他寄一份拷贝过来。

那对他很重要，意义非凡。

但还能找到吗？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苏联变成了俄罗斯联邦。

要如何打捞起那份陈年档案，况且还是难以保存的电影胶片。

时间蹉跎了人生。

就连一个国家的命运也不在话下——

政变，清洗，逮捕，流亡，屠杀。

没有人能说清这些年来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电影。

就是倾巢之下的一颗卵。

纪录片里，电台采访时，关于苏丹电影，沙达迪说了一句话：

（苏丹）电影不是自然消逝的，是突然死亡的。

比起一穷二白的开创，给曾经有过发展，但被扼杀的苏丹电影重新播种，才显得更有意义。

对于不为人知，且已经死亡的苏丹电影事业来说，除了这几个垂垂老矣的电影人，它还剩下什么？

纪录片也给了很多细节。

被收藏起来，遍布灰尘的拍摄设备。

数量庞大，但保存条件堪忧的电影胶片。

已经沦为垃圾场的剧院。

以及，藏在老人们夜晚闲聊中，文艺工作者被清洗、迫害的记忆。

前途已经如此暗淡。

但这群老电影艺术家们，仍然打算重振电影事业。

在门可罗雀的电影院门口挂出横幅——

“电影革命就要来了。”

从哪来呢？

别说电影，就连电都不一定有。

比如开头，停电一停就是四天，在修复名单上都排到了175号。

易卜拉欣叹息说：

没有人抱怨停电，人们已经习惯逆来顺受了。

这也是战乱的结果，人民早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愤怒。

只剩下麻木地活着。

但没办法，事情还是要做。

易卜拉欣他们，决定先做电影下乡，开着废旧面包车，去乡下放电影。

一台笔记本，一个投影仪，一块幕布，一个大院子。

就能让村子里的小孩们高兴一晚上。

Sir注意到，幕布上的电影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放在今天，过去了八十多年的文化产品，依旧有着打动人心的能力。

电影的魅力，就藏在细微之间。

但，电影很伟大，现实很骨感。

纪录片里，去乡下放完电影的易卜拉欣他们。

车坏了，只能推着回去……

年纪大了，电影事业靠两只脚，可能事业没起色，命先没了。

于是他们又盯上了一家露天剧院。

露天的阶梯广场，破旧的舞台，以及被垃圾填充的走廊。

破是破了点，但好歹可以容纳很多人，而且不用开车下乡。

可剧院老板怕事，不同意。

易卜拉欣他们费尽心思，才租下了使用权。

但，困难才刚刚开始。

纪录片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对比：

一边是只剩空椅和骆驼的电影院，一边是人声鼎沸的街头球场。

为了摸清楚潜在观众们的喜好，老人们打印了调查问卷，去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做调查。

可这里贫瘠的识字率让人为难。

没法获得有效的反馈。

相对于人人能够参加的体育运动，有门槛还要花钱的电影院，显然缺乏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

一个无法自负盈亏的电影事业，是老头们无法承担的。

更困难的，还有生活习惯。

纪录片里给了一个场景。

易卜拉欣好不容易，把电影院开了起来，观众落座。

他有点兴奋，有点感慨，正在舞台前激情地说着电影事业的重要性，为播放的电影宣讲。

可下一秒，远处传来清真寺的钟声，做礼拜的时候到了。

观众们纷纷朝向清真寺，而沙达迪，没有人再听他讲话，孤单地站在台上，像一个傻瓜。

对于被宗教深刻影响的社会，电影院的作息必须服从各种宗教活动。

但，这也没有打倒老头们。

可就在他们调整作息，挑选适合年轻人的作品，比如《被解放的姜戈》，做好了所有宣传和舆论攻势，再度朝着重振电影梦进军的时候。

消息传来，按照法律去申请的电影放映许可证。

被当局拒绝。

彻底梦碎。

没有希望了。

血腥？

暴力？

色情？

还是因为政治敏感？

这些全都是被禁止的原因。

甚至还包括——

这么大的场所，你想把民众聚集起来干什么，造反吗？

电影是关于梦想，关于表达的。

但如果一个地方的权威害怕人们的梦想和表达。

那么电影只能成为难民。

成为漂泊无依的亡魂。

在一封青年时代的通信中，马纳尔不经意写出了未来的判词——

“你知道的，老年大象会独自离群，去到无人知晓的远方，平静地等待死亡。”

回到片名。

与树对谈，是什么意思？

源自他们在晚上闲聊时的一句话：

“谈论树差不多就是犯罪。”

谈论树当然是一种犯罪。

因为你指着桑，可能就是在骂着槐。

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里，一群理想主义者为了一丁点有意义的事情，碰得头破血流。

愚公移山的老头们，愚昧无知的大众，动荡的社会体制，共同构建了这份荒唐的人间百态。

纪录片里，苏丹电影俱乐部的老头们在夜晚各种回忆往事和闲聊。

谈论着政府对电影人的迫害，谈论着一个好时光的突然死亡。

充满着唏嘘和遗憾。

但，Sir注意到一个细节。

即便是面临终将到来的失败，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微笑。

对于当局的伎俩，都是嘲讽。

是因为在镜头前吗？

恐怕不是。

这是经历了大哭大难之后依旧保持热爱。

他们的生活贫瘠得失去了梦想。

也贫瘠得只剩下了梦想。

在电影院计划失败之后。

沙达迪们并没有气馁。

电影给了一个镜头。

在下乡的路上，车坏了，一群老头们继续推。

相信看到这一幕，每个爱电影的人都会瞬间泪目。

这种理想主义，才是真正能够动人的地方。

老人们努力的意义，借用鲁迅《藤野先生》一句名言，大而言之是为了苏丹电影，苏丹人民能够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振兴。

小而言之。

只是为了与树对谈。

对它们说——

看。

在这个没有电影的地方。

还有一群爱着电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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