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安而后能虑。”
心安稳了就不会患得患失，就能坦然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孟子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就是心安之后表现出来的状态。
现代医学证实人用于思考的器官其实是大脑而不是心脏。
前些天贫道经历了一次不期而至的工作调动，人到中年的背景离乡，未来不可期，内心空空的很有些失落的难受。
没错，就是内心，不是脑子。那感觉很明显就来自肚子而非脑袋，甚至影响到了食欲，要不怎么会有“肚子是第二个心脏”的说法。
也许未来医学进一步发达，能够证实“安”与“不安”的感受确实是来自内心的。现在且不去管他。
总而言之，有了这个安于眼前境遇的心理状态，人才能够冷静客观的思考，才能够“虑”；能够冷静客观地思考，不被主观见解和情绪左右，才能发现事物的本然和本来的规律。
这就是“虑而后得。”
老子的《道德经》对“德”的解释是“德者得也。”
通过冷静客观地思考，发现事物的本然和规律，就是得了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心安理得”这个成语倒又有了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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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又称为“心学”，因为“知止定静安虑得”，都是从自我内心下功夫的，是环环相扣渐进的次序。“明德”是我心本有的，“道”也是我心本有的，求道要从自心来，不能直奔外物去。所以阳明子要说“自性俱足，不假外求。”正是悟出了这一节。
这个“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的歧路，千古迷倒多少求学者，陆九渊与朱熹的那场“鹅池会”辩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场辩论谁也没赢，谁也没输，但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了国家科举指定读本，五百多年来一批接一批科考求官的儒生，浩浩荡荡走在朱熹领上的歧路上。
王阳明回到陆九渊的由内而外的“易简功夫终久大”，避免了朱熹的“支离琐屑”。但人终久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内心里，纵使内心揣了个“明德”，终久还是要与外物交接，在事上印证，阳明明白这个道理，才提出了“知行合一”，提出了“人要在事中磨”。
在事中打磨是个痛苦的过程，远不如内心里和自己妥协来得轻松自在。阳明去世后，阳明学滑向虚浮空疏的歧路，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然则由外而内从“格”外物而悟道的路径要流于支离，由内而外，专向内心求道的路径又要滑向虚浮，到底哪个路径是正确的？
12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也。”
《大学》里接下来还有这么一段关键的话。
任何物都有其根本也有其末节，任何事都有其开始也有其终结，有其因也才会有其果，事物发展自有其演化的逻辑。看物要直奔根本上去，不应纠缠于末节；看事要从因果上来，不能倒因为果。有了这两个观察“事”与“物”的视角，才能看到事物的本然与规律。
“知所先后，则近道也”，先观“本”，后观“末”，由本推末；先看因，后看果，由因及果。这是观察事物（格物）的正确路经与方法，方法对了，真相也就不远了。
但毕竟还只是接近，是“近道”而不是“得道”。路径对了方法对了，只是离“道”更近了，得道还需要以这个方法去“格物”。
不问本末不推因果，就直奔“格物”而去，就有了朱熹一流的支离琐屑，就有了“阳明格竹”的一头雾水。
天下事物何止千万，而且还千差万别。庄子讲“吹万不同”，天下万物都依一个“天道”而来，姿态却又各异，“格物”不得法，如何应对这巨大的差异性？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
庄周二千年前讲的这段话，正是二千年后朱熹门徒们的“阳明格竹”困境。面对纷乱繁杂漫无边际的世间万事万物，人生实在是太短了。王守仁只是“格”了一根自家后院的竹子，七天就累出病来，身体健康状况到死都没能完全恢复，正应了庄子那句：“殆已！”
13、
“明德”虽然内心本有，“明明德”却是要借助外部艰难困苦环境磨洗淘冶，才能够汰涤尘世染着，回复光明本心。
王阳明龙场悟道，是在被大太监刘瑾“庭杖”（就是在朝堂之上当众扒掉裤子打屁股）之后，又发配到边鄙蛮荒之地，由京官一下子就贬到驿丞——也就是龙场邮政支局的支局长——比贫道还低两个级别。九死一生之余，失意困顿之间，反思过往种种，思考现实困境，观望未来人生…… 一天深夜，躺在一个静寂旷野的石棺里，面对满天繁星，回望关照本心，王守仁的内心瞬间一片空明，他纵声长笑，打破蛮荒旷野的静寂长夜，笑出照耀中国后五百年的“心学”……
对孔子有这样一个评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如果阳明不出，又会是怎样一个人间？
14
“明德”是内心本有，自性俱足的，却也不是顾自关照内心，就可以把“明德”揪出来的，还需要借助外物来感知印证。这才有了“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感知的第一步，诚实地面对感知到的，这样的感知才可能接近真实客观；心要正，心思不正动起歪脑筋，认知先就会偏到斜路上去，西方心理学称之为“投射效应”。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是四个动作，是同一个动作，在心理认知上是一个层层推进渐次上升的阶梯，时间上是分不开的，格物的同时就致知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诚意和正心是格物致知时应该保持的心理状态，也是有次序的，意诚了，心才能正。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断地重复，就是一个“修身”的过程。修身和前面四个修身的的次第，合起来就是儒家所谓“内圣”之学。
后边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之学，修炼好人格是要运用的，“立德”是为了“立功”和“立言”，成就不世功业的。
“用世”的次第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先要把家里这点事弄利索了，安顿好后院，才好专注于事业，谈治理国家的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理清家里这点事并不容易，“齐家”是用修养的高尚人格影响陶冶家人，形成好的家风。“齐”是“齐同”的意思，能齐家者必然会形成良好声望，才有机会被推举出来治国。
15
但这里所说的家和现代家庭的概念是不同的，这里“家”指的是家族，在古代宗法社会，家族是个基本的社会结构，能够“齐同”一个家族，非德高望重的大德之人绝难奏其功。
这里说的“治国”的“国”和现代意义的国家概念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国指的是诸侯的封地，在周王朝分封制的“天下体系”中，“国”是一个基础的治理单位，地域大小类似于现在的一个县。
诸侯的封国需要选贤能之士去治理，孔子的一个学生仲弓就做了鲁国权臣三桓之一——季氏——的“邑宰”，也就是为季氏治理封国的管理者。
孔圣人的学生，“修身”、“齐家”可以免检，直接就给季氏选来“治国”。
“治国”除了要有好品德好声望，还要具备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
“天下”是国与国之间结成的一个平衡体系，管理这个体系，要善于把握各方力量的平衡，作为开下共主的天子，要让天下各国都能感到是处于一个公平的体系中，才会接受留在体系内。所以，治理“天下”要用“平”。
16
和“知行合一”同样的道理，“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是必须要分成“内圣”与“外王”两个，中间不可能画出一条线来，把“修身”的部分都划归内心，“用世”的部分归之于外。“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样，也是要“知行合一”的。
等身修成了才用之于世，世上将无可用之人。那些正在治理国家乃至天下之人，身心也还颇多可修之处。
孔子一生“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大人之学”，要要七十之后才“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而孔子寿命也只有七十二岁，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可见，“修身”是个贯穿终身的过程，“修身”与“用世”是合而为一不可分割的。
“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都是一个“事中磨”的过程。
17
王阳明有个“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存善去恶是格物。
嘉靖六年(1527)王守仁奉命将出征广西，对他的学生钱德洪与王畿说的这“四句教”，这一年王阳明五十多岁，已经步入生命的最后几年。
阳明子的“四句教”貌似彻底颠覆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事实并不像表面反应出来的那样，即便孟子、荀子，也绝非简单的观点对立。
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端”是“开头”、“发源”的意思，人人心头都有个“仁义礼智”的源头，所以人性本是善的。这是孟子的观点。
荀子的性恶论比较长，只引一句，大致讲清这个意思：“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荀子认为人性中的“善”是虚伪的，人生来就有诸如自私喜好利益这一类劣根性，一旦顺从了这类劣根性，“仁义礼智”这些“善”就消失了。
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并不对立，只是各自说对了一半。
孟子讲人人心中都有“仁义礼智”的发端，讲得并没错。荀子讲人性中自私与好利的劣根，也确实真实地存在着。
自私与好利这类人性中恶的一面一旦发动，人性中善的发端就被蒙弊了。“大学之道”的“明明德”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涤除人性中恶的蒙弊，就会显露出善的本源。
“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对性善、性恶说的修正。
18
心是一个容器，里面装了善恶。但心本身并没有善恶。这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含义。
道生一，是为太极；一生二，是为阴、阳。
“道”中蕴含了阴、阳，“道”却既不属阳，也不属阴。这和心与善恶的道理是一致的。
人性中本就既包含了善也包含了恶，如同一张纸的两个面。孟子、荀子看人性都没看错，只是没看全，各自只看到一个面。他们错的是主张——硬是要把这张纸的两个面往开撕。
“有善有恶意之动。”
心里发动的是孟子看到的善念还是荀子看到的恶念，表现出来的就是“善”或者“恶”。有人说人这东西一半是人性，一半是兽性；一半是上帝，一半是魔鬼。
上帝与魔鬼原本也就是人性的两个面。
有一本书，《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说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佛家讲善恶就在一念之间，意念一动，非善即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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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善知恶是良知，存善去恶在格物。”
“知”是“感知”，这和《大学》中“知止”和“格物致知”中“知”的含义是一致的。
“善”与“恶”在旁观者的眼里界限分明，在当事心中却常常是个糊涂概念，坏人在做恶时，心里其实都揣着一个理直气壮的正当性。即便屠杀异国平民的残暴军人，内心也坚信自己是本国的英雄。否则就不会发生“南京大屠杀”，就不会发生纳粹军人滥杀犹太人。
良知是从“知善知恶”开始的，不是感知别人的善恶，是要感知自己内心的善与恶。阳明子晚年只讲一个“致良知”，可谓阳明“心学”的根本。
只要感知了自己内心的善恶，人人都有向善去恶之心，良善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且慢，人性里还有荀子发现的恶的另一面呢。无原则无选择的善和无底限无边际的恶都不可能畅通无阻。“存善去恶”——这个分寸如何把握，关键在于“格物”。
“格物”其实是在“格人”，王阳明讲人要在“事中磨”，讲的就是“格物”。你内心的善与恶，经得起严酷现实的碰撞，艰难困苦的打磨，立得住，行得通，这样的良知善念才有意义。
东郭先生或者宋襄公那样的“善”是迂腐的“善”，良善并不主张自残式的一味忍耐退让，因此才会有“用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说法，内心的善与手段的恶相配合，居然也可以相得宜彰。
《论语》中讲：“君子惠而不费。”
佛教中的“布施”只能算小善，“惠而不费”的“君子”才是大善。一个人能有多少资财，即便慷慨散尽又能惠及几人？
能够因天下之资而惠天下之人，才是“大人之学”要修成的“大善”人格，也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人生目标。
20
王阳明悟道之后酷爱讲学，在“龙场”建书院，教化边鄙化外之民。京城作官时给官员讲学，众多官员都成了他的学生。江西剿匪建起吉安书院，剿匪倒成了顺带的事。
功业只能利在当代，讲学却可以惠及万世。也许王阳明是对的。
朝廷征调王阳明贵州剿匪，王阳明上表推辞，贫道每遇此类情形也颇有同理心，因此相信他是真诚的。
阳明子有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这个“心中贼”当然不是他自己的心中之贼，是那些朝堂中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的心中之贼。
江西剿匪后，比剿灭山中匪祸还要艰难百倍的是与权贵周旋，阳明子心寒了吗？
我心寒了吗？
上次回家路上开始写《我的大学》，今天离家路上写完最后一个小节。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像王阳明初到龙场时的无书可读，全凭着记忆写成《五经臆说》，贫道站在阳明子的肩膀上，加上些自己还不够艰难坎坷的经历中的感悟，写出这篇《我的大学》，梳通了内心，眼前是阳光灿烂的光明。
人格修成与前程命运并不相关，道德名望固然会引来万众景仰，有道是：“桃李不言，下何成蹊”，但那是下面的事。对上的通道就不那么通畅了。
王阳明贵州剿匪成功后屡次上表申请返乡，朝廷屡次不准。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小人桂栋，小人已经很难缠了，有个说法，君子总是会输给小人，而眼前这个小人还是个太监。阳明子索性私自返乡，期待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一眼故乡。
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载着弥留中王阳明的小船停在一处叫“青龙浦”的码头，身边只有一个学生周积陪侍，心中悲痛难抑的周积哽咽着询问老师遗言。
王阳明微微一笑，说出八个字来：“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这一瞬间，相信他已然破了“心中贼。”
在离家返程的车上，此时我也是“心中无贼”，没有宽恕，也不去轻蔑，古来圣贤都是随运随缘，“知其无可如何而安之若命”的，而我此时，心里只反复吟唱一句：“我愿上苍，在我之后，愿天下骨肉相守……”
窗外，是光明和煦的阳光，均匀地洒向大地，照遍众生，不问美丑，不辨贤愚，能修炼成这样的一颗心，才配得上阳明子口中的光明……
2018年2月5曰于长途汽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