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一本两万多字的小册子，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不经意地、反反复复地撩拨着中国人的心灵。在它以及它的衍生物的撩拨之下，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为之振奋、为之迷惘、为之欣喜、为之愤恨。有的人因它而飞黄腾达，有的人因它而万劫不复。它成就了不少人的美梦，也葬送了不少人的一生。除了《圣经》，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本书像它那样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产生过如此持续、如此深厚的影响。这本书就是《论语》。

《论语》是孔子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和传人编辑的孔子的语录（其中含有少量他人的语录）。孔子生前名望甚高，学生众多，《论语》问世以后，广为流传。由于《论语》中的一些观念和主张，有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推行和巩固，受到汉武帝的欣赏。汉武帝于是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全国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便成了圣人，“忠孝节义”便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儒家思想便成了正统思想。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接力传承，《论语》也逐渐演变为“经世致用”的教科书，以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卖点出现。此后，学习《论语》、研究《论语》、“解读”《论语》的人层出不穷。以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皎首穷经”的现象，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观。

《论语》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重要典籍之一，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不乏蕴涵哲理和智慧的精辟之见。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它不可能超越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状态。孔子既给了人们以启迪，同时又给人们的思想解放设置了障碍。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之久，中国之所以难以产生和接受法治与民主的观念，中国的统治者之所以对人民会从躯体的专制延伸到思想的专制，中国人之所以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之所以能够长期忍受封建暴君的残暴统治，与历代统治者持续不断地灌输和强化以孔子为先导的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

必须指出，现在统称的所谓儒家思想，并不完全是孔子的思想，更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子的思想。孔子是一个思想家，他思考过很多问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自然的问题。但“王权天授”、“天人合一”的观念，“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观念，“三从四德”的观念，在孔子的脑海里还远远没有成型。孔子是否完全赞成这样的观念，支持这样的主张，是值得研究的。现在人们所说的儒家思想，实际上是经过以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王守仁等为代表的皇权崇拜者，以维护最高统治者的利益为指向，对孔子的思想和观念刻意增删、修改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混合体。是贴着孔子标签的、打着孔子旗号的、实际上已经变了形、变了味的孔子的思想，是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根据的思想。现在统称的所谓儒家思想，与孔子在《论语》中所体现的思想，已经相去甚远了。孔子在《论语》中所体现的思想，主要是“仁”，是“恕”，是“和为贵”，是“温良恭俭让”.而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却是凶暴和残忍，是反人性、反人道的，与“仁”、“恕”等理念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论语》本来并不是什么严谨的学术著作，它的结构游离松散，它的观念含混不清。它没有完整的体系，缺乏严密的逻辑和严肃的论证。严格地说，它只是一些学术著作的素材和构件。孔子在《论语》中论述的，也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无非是一些人生感悟，社会理想，道德修养和生活经验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在春秋时代的其他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踪迹，只是侧重点不同、表述方式各异而已。如果将眼界放宽一点，在同时代的印度和古希腊的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大同小异的论述。孔子的观点，也并不全部正确，全是真理。有的属于常识，有的属于腐儒之见，有的则是错误的。《论语》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是因为在中国，它是最早的、较全的和集中地、郑重其事地谈论人生感悟、社会理想、道德修养和生活经验等问题的一本书。要研究孔子和孔子的思想，当然要研究《论语》。但决不可以无视《论语》中的消极因素和糟粕成分。孔子的学说，只是春秋时代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在当时的学术界，孔子的学说并不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那时候，不买孔子的帐，甚至与孔子对着干的大有人在。孔子本人的头上，也没有任何光环，他在生前就曾多次陷入尴尬的境地。孔子、《论语》和儒家思想之所以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完全是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它们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和特别的思想价值（当然，不可否认它们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了一门显学。《论语》作为儒学中的重要著作，就越炒越热。宣扬《论语》、注释《论语》、解读《论语》便成了全国性的大合唱，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投身于这个大合唱的，有如过江之鲫。直到今天，拿《论语》说事，借《论语》扬名的，并不鲜见。自汉迄今，对《论语》进行注释和阐译的著作，不知出了多少版本。这些著作的作者无不认为自己最懂得《论语》，自己对《论语》的解读是最正确、最精辟的。其实，所有这些作者，无非是借《论语》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推销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而已。到底谁的解释最符合孔子的本意，我以为，除孔子本人外，谁都没有资格下结论。其实，正如俗话所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论语》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是正常的，是不足为怪的。《论语》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中的许多话题，就是属于“性与天道”性质的。不可“得而闻”的东西，你偏偏要勉为其难地去“得而闻”，岂可得乎？假如孔子再世，看了这些“大作”，我猜想，他只会深含不露，一笑了之的。

事实上，由于《论语》文字过于简洁，用词模糊，加之流传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错讹因素，以及汉语的一词多义和古汉语的语法缺陷，现代人要准确无误地把握《论语》中所有文句的全部确切含义，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何况我们还不能排除孔子本人有可能出现的言不达意或含糊其词的情况。任何人所作的解释，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只能姑妄听之。孔子有一句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意思，好象浅显易懂，没有疑义。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孔子时代是没有标点的。如果把这句话另行标点断句，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还会是原先的那个意思吗？如果有人问我是不是读懂了《论语》？我的回答是：没有读懂，读不太懂。因为《论语》中的一些语句，我或者不知道孔子说的是什么，或者不知道孔子指的是什么，或者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或者不知道他是针对什么人说的。只能存疑。其实，《论语》不那么好懂，其他古籍也不是那么好懂的。傅斯年就曾经说过：“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王国维也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奇说终不可通。以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此以《尚书》为甚）；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三也。”胡适则说：“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就说“仁”这个词吧，“仁”是什么意思？孔子自己就没有说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仁”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有如雾里看花，神龙见首不见尾。唐朝的韩愈说，孔子死后，“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朱），则入于墨（翟），不入于老（子），则入于佛（教）。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其孰而从之？”韩愈还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可见，一味地吹捧《论语》的人，严格地说，并没有把《论语》吃透，只是盲目地吹而已。

由于长期以来舆论一律的宣传与教导，人们习惯于把孔子当“圣人”，把“圣人”的每一句话都当成真理。实际上，任何人的话，都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的。任何人都有他的知识盲区，任何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差错和失误。《论语》中有的一些话其实是很成问题的。比如“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等等。其看问题的简单化、机械化、绝对化和下结论的轻率和随意，是显而易见的。仅仅因为孔子被钦定为“圣人”，为“万世师表”，人们对他所说的话就不敢或不愿进行分析和批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孔子的话当成了皇帝的新衣。尽管自己不知道“新衣”是什么颜色和式样，也大声喝彩，大加赞赏。调动所有的脑细胞、发挥全部的想象力，引经据典，连篇累牍，一本正经地论证这件“新衣”的美妙、新奇、睿智和神圣。但真正一语中的的，却是那个乳臭未干小孩子：皇帝没有穿衣服！

真理是相对的，也是有条件的。水的沸点是１００℃，在地球的海平面当然是真理，但在高海拔地区，就是谬误。于丹教授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讲了孔子那个“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得”的观点，许多人觉得讲得对，讲得好。于丹的讲解，对于那些丰衣足食、家有余资的人来说，当然是对的，是金玉良言。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要那些不得不以性为谋生手段的人戒“色”，要那些终年劳累而讨不到工资的民工戒“斗”（文斗当然也是斗），要那些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老农戒“得”，那就只能是一种黑色幽默了。于丹教授是不是完全读懂了《论语》呢？恐怕未必。有人问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有没有性别歧视？她回答说这句话中的“女子”既可以解释为女人又可以解释为女人和孩子，“小人”既可以解释为与君子相对的那个小人，也可以解释为小孩子。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她倾向于把“小人”理解为小孩子，从而得出了孔子在这句话里没有性别歧视的结论。实际上，无论是前一种解释还是后一种解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都存在语病。因为如果“女子”既可以解释为女人又可以解释为女人和孩子，那么，女人是按性别划分的，小孩则是按年龄划分的，小孩中也有女性，女性中也有小孩。这句话在逻辑上就犯了概念错误；如果“小人”既可以解释为与君子相对的那个小人也可以解释为小孩子，那么，君子、小人是按道德品质划分的，小孩子是按年龄划分的，君子、小人里面可以有小孩子，小孩子里面也可以有君子、小人，这句话在逻辑上同样犯了概念错误。“养”是什么意思？它有“供养”、“培养”、“抚养”、“侍侯”、“驱使”、“治理”等多个义项，这里如果取“抚养”、“侍侯”的意思，那么，对品性卑劣的小人，就不是什么好养、难养的问题，而是一个值不值得养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了。这句话就前后文脱节了。另外，不论这句话中的“女子”和“小人”指的是什么，“养”是什么意思，把所有的女子和小人看作一成不变的、毫无例外的东西，全都“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显然是片面的、以偏概全的。是一种违背客观事实和不负责任的说法。可以说孔子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于丹教授对这句话的理解模棱两可，莫衷一是，说明她对这句话的理解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说明她并没有完全读懂《论语》，在这一点上，她仍然只是“猜测”而已。勉为其难地去解释《论语》中的难以解释的语句，牵强附会地作出维护孔子形象的解释，是一种“为尊者讳”的陈旧观念的体现。我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要么文字上有错漏，要么存在语病。只要这句话确实是出自孔子之口，孔子就免不了有性别歧视之嫌。孔子有性别歧视，作为一个古人，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没有必要为他遮掩。如果这句话出于别人之口，或者出于现代人之口，人们会反复背诵，连篇累牍去注释吗？要是你听见一个凡夫俗子这样说：“世界上的女人和小孩子最不好打交道，亲近他们，他们就对你不客气，不亲近他们，他们就怨恨你。”或者说：“世界上的女人和卑劣的小人最不好打交道，亲近他们，他们就对你不客气，不亲近他们，他们就怨恨你。”你要不以为这人是一个弱智者，或者是一个脑子出了毛病的人才怪呢。

读《论语》，你不能不为某些语句感到困惑。《论语》中有些语句很容易解释，但仔细一想，又觉得孔子的说法有问题。比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掩盖真相的正直能叫正直吗？《论语》中有些语句很不好解释，比如“里仁为美”.一个人云亦云的说法是，“里仁为美”就是“居住在仁德的地方是美好的”的意思。人具有道德的属性，难道地方也有道德属性？试问，泱泱中华，哪条街道、哪个村庄是仁德的？哪条街道、哪个村庄又是不仁德的？一个地方仁德与否，应该怎样去认定？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住所吗？《论语》中有些语句可以有多种解释，如“君子不器”.“器”有器具、器量、器能、器重等多项意义。作为器具，又有大器小器之分。随便采用哪一个义项，都是说得通的。谁对谁错，只能由孔老夫子来评判，任何第三者的裁决都是不足为凭的。《论语》中还有些语句你高兴怎样理解就可以怎样理解，如“慎终，追远”.“终”指的是什么？“远”又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慎终追远？为什么不慎远追终？“慎终，追远”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有孔子自己知道。许多出版物上的解释，当然也勉强说得通，但绝对不可能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对“慎终，追远”四个字，要作一百种解释也未尝不可。当然，谁拥有话语权，谁的解释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头衔。

笔者所涉猎的几种诠译《论语》的著作，尽管各不相同，但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作者不管是对孔子还是对《论语》，都无一例外地作了全面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无一例外地没有指出孔子和《论语》的缺陷，没有对孔子的错误观点和《论语》中存在的糟粕部分进行分析和批判，没有对《论语》中的任何问题表示过怀疑。这一刀切、一边倒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主观随意性的表现，说得直白一点，是一种不懂装懂的学术浮躁。

《论语》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的一种，是两千多年前的政治经济类作品。受时代的限制，它只能是奴隶制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它的问世，当然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如果把它奉为圣典，认为它完全正确，永远正确，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应该从《论语》中吸取什么，扬弃什么，是需要思考，需要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