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付生
16岁那年，我还是乳臭未干，爸爸也不管我，就被风扯进了饶丰中学，落在“文科班”这畦田上。记得那时，同学们可谓一如“吾家洗砚池边树，个个花开淡墨痕。”天空很蓝，很蓝很蓝的天空下，一群花季少年，初心荡漾。
提及花，我想起了语文老师王镜中讲课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她问：“同学们，什么花，花季最短？”我当时是张口结舌，云里雾里。结果一个女同学把手高高举起，脱口而出：“昙花一现”。全班几十号人，仅仅一个同学举了手，汗都沁出手心了。当时不好说我是南郭先生，但我不能置若罔闻，谁叫我脑子不转弯，大大咧咧就冲到了文科班呢？少年不更事，自不量力读了文科，实际上是很窘态的，因为我语文功底差，如果时间跨越到今天，至少可以用三个[捂脸]来拷问自己，眼睛有没有瞎？
然而，我还是脸皮很厚去读了文科。1980年的秋天，风轻云淡，校园里绿肥红瘦。大片菊花，了无牵挂。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小家伙，以15岁的稚嫩，懵懵懂懂地坐在了文科班教室，靠左边的第二排。那架势，也有横刀立马，力透纸背之沧桑。放眼望去，每个同学仿佛头发都发飚了，也算是大咖云集。在教室学习栏上，一张撕下的作文纸贴在上面，也许是一篇范文吧。落款的笔名，居然是“盖夫”。由此，我对着墙壁肃然。一般“夫”者，很容易联想到老学究。比如孔夫子，我们尊重他，才冠上一个夫字。古代那些带有“夫”字的名人，一大把。何况那时我正着迷于前苏联的一些著名作家，比如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天啊，特别是莱蒙托夫，卷曲的头发，很逼人的样子。顿时，一股芬芳穿透于胸，真是世事浩瀚。况且，老资格的同学有很多，比如插班的徐由广同学，正发狠地写长篇小说，那时知青写的东西，都还不成气候。我就看到过一个杂志社写给他的便函，信封里还有一大摞的手稿。坐在最后一排的几名同学，都是久经沙场的学霸，他们在交流起历史大事件时，如数家珍，比现在的大数据还精准。一座名不经传的饶丰中学，才1971年创办的，又岂能没有玄武之概貌呢。
恢复高考后，我们是第5批接棒者，“高考”这个名词，那时还被数亿人狂热议论着。这支千军万马的队伍，不光有我，还有一位令我汗颜的同学，他姓曹，因是外地人，却渴望插到我们班就读。他那种对就学的渴望，达到了凡高热忱油画创作，不惜将自己耳朵割掉的高度。硬是拼了，三天三夜都仵在我们教室外。前段时间流行过一首《三天三夜》的歌，年轻人唱得是难得地嗨，但那年，我们的时光却是僵硬的，孤陋寡闻，两耳不闻窗外事，与一个热血沸腾的少年，不是很对称，以至于看到曹同学求学的愚公移山精神，灵魂都颤动了。班主任也被他感染，破例吸纳了他，也使我在文科班的履历中，增添了一位益友。作为一个凡夫俗子，对一件事情，义无反顾，如醉如痴，其他什么事，又夫复何求呢？
那时经常停电，晚上自习，我都要自备煤油灯。尽管当年，夜空旷，欢情少。每天就是寝室、宿舍、教室，千篇一律地困在“三点一线”，窒息地走动。但从宿舍举着煤油灯抵达教室，还是挺有使命感的。那是一条不足一百米的泥巴路，初冬时，我举着灯，穿过稀疏细雨，穿过寒气逼人的大樟树下，最终，捱进我的教室，就如诗人戴望舒所写的一个女孩，穿过雨巷一样。当然，我没有那女孩的丁香，我的煤油灯也无法与油纸伞相提并论，但我却有属于我人性的光芒。
1980年的冬季，是我备战高考的“最长走廊”。每一个晚上，都属于一盏灯。清辉的月色，遇见了烈焰中的少年情怀；昏浊的灯光，将就着虫子的自鸣得意。我感谢一大批灯下的同学们，在命运交响曲的感召之下，做为中国式的莘莘学子，匍匐于灯下。他们的脸孔，是那样地倥偬；他们的轮廓，就算毕加索笔下，也找不到如此坚硬的线条。
在文科班里，我还想提及我的上下铺兄弟——孙太贵。他的老家，在我班上离鄱阳湖最近，水性肯定十足。我提及他，不光是说他每个星期天，雷打不动地，要从几十里外的老家带一罐子小咸鱼让我分享。而我很惭愧，我家久居丘陵地带，一览无余。长年累月，只有捎上咸柚子皮来校，让他将就着。当时，每蹭他一块鲜嫩的小咸鱼吃，我菜色的脸，都要唰唰地发热，这给了我洪荒之力，渡过最俨然的1980年冬季。那咸鱼独一无二的滋味袭来，我都会自作多情地翻出一面小镜子，饶有兴趣地盯着自己的眼睑、鼻翼，以及稳固的两腮。后来，我去江西大学就读后，孙太贵还给我写信，说我爱照个小镜子，这个趣闻，传遍了同学。当然，每次吃过鱼后，我也会举一反三，做为吃鱼长大的一代人，我想到了鱼，它们在阡陌的世界里，单一、真实、无私。而我呢，是鄱阳湖游出来的另一条鱼，又怎么做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呢？
现在，品不到几十年前的鱼味了，就像张艺谋在拍《山楂树之恋》时感触的，现在年轻人脸上，很难找到五十年代那种人的笑容了。全球变暖，我们顾及自己的东西太多了，当我们一不留神，胡子也白了。所以，非常迫切地想翻阅一些属于故土、母校、家园的一些东西。诗经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2015年，在81届高中同学集会时，我终于见到了数学老师李枝茂。他的目光依旧那般炯炯有神，但他已成为一个老头。记得我当年在文科班，底气十足的，就是我的数学成绩。因为我是从理科“重点班”转战文科的，每次到黑板前去演算难题，我都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啊？李老师可谓润物无声，很早就进入我的视野，他与我同一个村委会，因为家庭负担重，每次下班后，看到他行色匆匆的背影，我都忍俊不禁，唏嘘，嘘唏。还在小学时，我就爱看他挑一副水桶，去菜园，一棵菜一棵菜地浇灌……那是一幅国画，他是作为一个中国父亲的标杆，留在我脑海的。后来，我们通过一次电话，电话里的背景声音很闹，对话很模糊，但有一句话我听清了，他说：“我们是人与人亲，而不是什么别的亲。”这句话，令我想起了一个画面，多年前，我在美国纽约一个酒店住着，终忍不住烟瘾犯了，跑到宾馆门外，却遇见一个菲律宾烟民来借火，他接了我的火后，居然一脸的漠然，去他妈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李老师的初衷吧。
我在文科班，有幸第一个考取大学。后来，又陆续考取了几个。无巧不成书，程青、程金旺等同学，后来都考取了上饶师专，恰好我也分配到那所学校做了教师。老同学相遇，欣喜若狂，常相约在校门口的马路上散步，散心过后，回到宿室就很窝囊，表现为虚无、茫然，人都没了质感。大学与中学相比，似乎灵魂有落差，我也不知怎么去形容这种困顿。有如米兰·昆得拉写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那样，感觉说了很多，又没留下只言片语。相比之下，倒是怀念高考前的一个晚上。天太热，光着膀子也受不了。我们无法洇在那个鸽子笼般的寝室，似乎最后一根稻草，压得我们快疯了，也不知谁搬来了一张竹床，放到空旷的门口，有些逆反的我们，终于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凑堆在竹床边，海阔天空地乱聊一气。无非都是在分析哪个同学有实力，能不能考上？以及命运，将何去何从？等等。那时没有外来工，没有公务员考试，也没有自主择业，什么都没有，仅仅只有自己一条性命。数十年过去后，聊了什么话，记不住了，每张嘴都留下个大大的问号。但那晚，大家一吐为快，都意犹未尽，天快亮时，也没人去睡。真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之豪迈。那是1981年夏天的神来之笔，怎么样也写不出那时的感触，直到今天，我仍然坐不住。
我在文科班很少说话。在我成长的履历中，我几乎都很小。高考时，我才16岁，考取大学后，大学同学年纪高的，大我整整十岁，我分配到上饶师专工作，有一半学生比我大，以至于我沉默不语，当上了谦谦君子。当初，文科班，可谓国色天香。因为读文科的女生多，那就避免不了花团锦簇。实际上我整个回忆里少了女生，也是抱残守缺的。记得刘小平是我班班花，每当她穿过一片茶树林，婉约地走向教室时，都引来一群人的注目礼。当时穿裙子都稀奇，但她好像有裙子，紫色的？粉红色的？我真记不清了，真乃“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仗着我们都姓刘，我还尊她为姐姐，好歹说过几句话。除此，我又是噤若寒蝉了。看起来，我还是话很少啊。回头想起这些芝麻大的事，都会卟哧一笑，无与伦比的少年啊。班上懂事早的，学会了谈恋爱，秋波暗送，也是一道风景线，至少让我们感觉走进了一部话剧里。但在那个年纪，谁又真的懂爱情呢，无非还是同学之间的情与缘，更鲜艳地存在。我忘不了，有几位女生陪我们夜自习，坚持不懈，阗无人声时，仿佛还听见她们捂着嘴，轻轻地打哈欠。可就是这么个细腻的举止，激励着我。还有一次，我在宿室楼后面的井台，打水洗衣，动作很别扭，孙水英看不下去，帮我洗了，免得我出洋相。那时我就是一个轻狂，看书、看书、看书。我曾吹过牛皮，考不取大学，就自杀。实际上，读文科的，许多应试题目，都需要死记硬背，好在那时，年少，少年壮志当拿云嘛，背几个答案，又算得了什么呢？
因为文科班是‘独苗’，所以，更显得亲近。快毕业时，总是很无助地望着天空，暗自失神。高考前一天，有个女同学还从家里拿了她爸爸的手表给我戴，并叮嘱我，到了晚上，要给手表紧发条，以便考场上应对自如。那是我第一次戴手表，去县城参加考试的当天下午，我故意撸起袖子，在青石铺就的古街上，来回晃荡了几回。当我看到路人，也没几个戴手表时，我嘴角微咧，小小的心脏，有了极大的满足。
似乎，悄无声息的，大家就这样毕业，各分东西了。
多年后，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时，曾关在房间里，周而复始地听一首新疆民歌——燕子，歌词写道：“燕子啊，听我唱个我心爱的燕子歌，亲爱的听我对你说一说燕子。燕子啊，燕子啊……”让一个忧郁、沉闷的女声长调，把我泡在了这个世界上。我想着，我读文科班那年，也就是这样泡在一个沉闷而又忧郁的农垦中学。那种淬火般的青葱年代，让我在16岁那年，考取了大学，仿佛还在梦里，确又令我长歌当哭，会不由自主地透支眼泪。诗人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可我想想，我做不到啊。一位报人说，想去做柚子皮，雇人剥一堆的大蒜，还有切一堆的生姜。我也认可，但我如鲠在喉，还是有话要说。我宁愿做一个1981年的文科生，在既忧郁又沉闷的时光里，疯癫了自己。
最后，感谢母校，因为校址所在地，是我出生的地方。因创办饶丰中学，我6岁时举家迁走了，时过10年，我如释重负，在出生地读了文科班。在文中，许多想提起而又没提的老师、同学，我没说出来，但不妨我都一一记在心里，下一次回家探亲，经过母校门口时，我定将最温柔的一丝目光，定格在太阳下。
2017年11月5日于上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