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是道德哲学领域中经久不衰的争论焦点问题，乃至许多伦理学教材和课程都将其作为开篇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儒家哲学、功利主义、康德道德哲学等各家各派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本文将给出这个问题，并简要梳理其他伦理学流派的主张，之后重点从康德道德哲学出发回应这一问题，以“道德动机论”来“解决其不可解决性”，最终突出人性的尊严与道德价值。

  1.“电车难题”简介

   “假设你是一位电车司机。当电车驶入弯道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五名路轨工人正在整修铁轨。电车此时正在穿越峡谷，旁边一侧就是万丈深渊；如果你不想撞倒那五位工人，你就必须立即停下电车。你拼命踩着刹车——天哪！刹车居然在这时候失灵了。然而就在这时，你突然发现轨道右侧有一条岔路。你可以将电车驶入侧轨，以拯救路轨正前方的那五人。不幸的是，这条岔路上也有一名路轨工人。他不比那五人有更多的机会能及时从路轨逃脱，所以如果你将电车朝他开去就会杀死他。你会怎么做呢？”

   人们看到这个问题，通常的反应不是立即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人们既不想杀死一个人，更不想杀死五个人——不论如何，杀人之后的道德不安感、愧疚感和可能遭受的道德指控甚至法律制裁，都是他们难以接受的。于是人们马上企图寻找“缝隙”和“中间地带”，以求既不杀死一个人，又不杀死五个人。

但从汤姆森的本意出发，她是想将这一问题极端化，将二者的对立推进到非此即彼的程度，从而将我们逼入一种两难的道德困境。所以在这一问题上的逃遁是无效的——如果有人提出找到另一条没有路轨工人的侧轨，或用通讯手段通知工人赶紧离开等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修改问题，比如“事实上并没有这种侧轨”、“情况紧急，通知工人已不可能”。

经验性的出口总是可以用经验封堵，最终，人们必须直面这一两难。

可能又有人会说，“我的解决办法就是不选择”。而这也只是无聊的遁词而已。在上个世纪，存在主义者早已尖锐而深刻地指出，存在是无可逃遁的，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正如萨特所讲的那样，“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

的确，这种选择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并不能因为反感某些情况就真地逃避选择，我们永远自由，永远要选择自己的行动，并为之负责。

这样，排除了逃遁的可能性，我们只能直接面对这一问题。

  2.两种“保全整体”的道德观点

   在直接面对这一问题时，人们根据两种道德哲学回答说“为了保全五个人而杀死一个人”，这两种观点分别是功利（效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然而这种援引可能是一种歪曲和误解，实际上，如果分别回到思想家本身，回到这两种观点的本来面目，依然无法明确地给出选择。接下来将作简要探讨。

   2.1 功利主义（效用主义）

很容易想到的是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的观点（“utilitarianism”一词更好的翻译应为“效用”而非“功利”，这样避免了“功利”一词给人的“庸俗、势利”等联想意味，直接以“效用”强调其注重结果、作用、影响的特征。不过由于学界用“功利”一词已成习惯，所以在这里也采用主流译法），“（就整个共同体而言）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小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理，或简言之，符合功利”。

边沁进一步说，“一个人对于一项符合功利原理的行动，总是可以说它是应当做的，或者至少说它不是不应当做的。”

如此看来，边沁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因为相对于一个人，五个人是一个“共同体”，或者如果把六个人看成一个“共同体”，那么五个人就在“共同体”中占到更大的比重。为了“增大共同体幸福”，只好选择保全五个人而牺牲一个人。

这种对功利主义的解读过于肤浅，把某个情境中的大多数人等同于“共同体”，把他们生命的保全等同于幸福。

为了更明显地突出这点，我将用一种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依然是电车难题，依然是五个人和一个人之间的选择。试想那被救下的五个工人，其中有两个后来加入了黑社会，还有两个成了小偷惯犯，剩下的一个加入了恐怖组织，从事了很多恐怖活动，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而侧轨上的一个工人，如果生命得以保全，依然默默地做着铁路工人，等到退休之后安然了此一生，他的生命虽然不是轰轰烈烈，他对社会的贡献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至少是一个“正值”，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功利主义，按照“对共同体的幸福增进原则”，我们反而应该救下那一个人，舍弃那五个人。我们甚至可以半开玩笑地说，借着这场意外，我们代替警察执行了对坏人的死刑。

有人可能会说，“你说的情况过于极端，概率太小，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然而我的回应是：我要说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结果如何，不确定那种情况最能“增进社会福利”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声称根据功利主义做出了保全五个人的选择呢？

这个极端的例子所突出的，是一部分人生命权与整个社会的幸福之间的冲突。的确，生命是一切的前提，没有生命当然就谈不上种种幸福。然而当有些人的生命活动会危害他人幸福乃至生命，极大减损社会福利之时，某些人中的大部分便不能等同于整个共同体中的大部分，一部分人的生命便不能等同于“最高的幸福”。

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以结果评判道德行为，而在这种对结果未知的情况下，恰恰给不出答案。

   2.2 儒家哲学

类似地，儒家哲学所提倡的“集体主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也是一种倾向于多数人的观点。例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以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据此，有一种观点声称根据儒家思想，应该以大局为重，牺牲个体保全集体。然而，这种看法依然是肤浅的，至少在两个方面曲解了儒家哲学思想。

第一个方面与前述相同，过于狭隘地理解“大我（共同体的幸福）”，认为保全某一具体情境的大多人的生命，就一定有利于促进“义（社会的整体福利）”，而忽视了这一情境背后更大的“大我”，即整个社会。

其次，儒家哲学强调牺牲奉献，成全集体和大局，这是从个人的道德品格和修养来说的，意指如果一个人能够舍己为人，把集体看得比个人生命还重要，那么他就有崇高的道德品格（有“气节”）。但上述观点等于代替那单个工人做出了选择，非常外在地理解道德选择，这和儒家强调本己、强调本心的面向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只要预设了比五个人更大的“大我”，从儒家哲学我们也无法得出某种确定的根据，来指引我们做出选择。

综上，不论根据功利主义还是根据儒家哲学，直截了当地做出保全五个人的选择，都是对思想的肤浅理解和误读。而只有时刻预设着整个社会（最大的“共同体”、最大的“大我”），才是比较深刻地理解了这种集体主义的精华所在。

当然，我们可以据此对思想实验进行修改，将这六个人当作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五个人此时就是整个社会中的绝对多数，此时根据功利主义或儒家哲学，最重要的当然是五个人生命的保全。这时我们确实可以声称，根据功利主义或儒家哲学，我们果断地选择保全五个人，牺牲一个人。然而这又会面对“集体利益侵蚀个人权利”、“集体暴政”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康德恰好提供了有利的论证。

3.康德道德哲学对此的看法

3.1 同一法则的三个公式

上一节的遗留问题是集体主义与个体权利的冲突，而康德的道德哲学事实上对集体主义构成了强有力的反击。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通过第一章的分析，认为一个“善的意志”不能是经验性的，而应该是普遍和形式化的，不因情况的特殊性，而因自身具有道德价值。由此过渡到义务，进而分析意志，在第二章提出了行动的唯一“定言命令式”：“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

这是这个法则的第一种表达，通常被称为“普遍公式”，此外，康德通过演绎分析，还从另外两个角度给出了此公式的变体，它们后来通常被称为“人性公式”和“立法公式”：

“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做目的，绝不仅仅当做手段来使用。”

“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

如果将集体主义的选择分别代入三个公式中，我们就能很快发现，不论根据三个公式中的哪一个，均不成立——

如果把牺牲一个人普遍化，那么所有人都被牺牲，无人存在，无人可做出牺牲他人的决定，也无人可被牺牲，行为自身取消，故不成立；

为了保全大多数人而牺牲一个人，在这里被牺牲的人仅仅被当做保全整体的手段，而没有同时被看成目的，故不成立；

被牺牲的那个人只是规则、秩序的接受者，只是服从某个准则，他的意志并非“自我立法的”，故不成立。

我们从三个公式引发出的对集体主义的攻击是非常强有力的，于是，出于集体利益而忽视甚至侵蚀个体权益的做法，充其量只能被当作“权宜之计”，在道德上站不住脚。

3.2康德式的解答：道德动机论

至此，先前给出的答案都被批驳了，似乎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们不知所向。

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眼光的转向，从结果型的道德考量转向动机型的道德考量——之前不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儒家哲学，都或多或少把道德行为的结果当成评判的根据，而结果不是人能完全掌控的，总有我们不想看到却不得不看到的行为结果，电车难题就是这一困境的精彩例证。但是，根据康德的道德哲学，评判一个道德行为不是根据其结果，而是根据其动机。换句话说，不论最后结果如何，只要种种结果都非人所愿，那么一种道德行为就早已完成——

“善的意志并不因它造成或者达成的东西而善，并不因它适宜于达到任何一个预定的目的而善，而是仅仅因意欲而善，也就是说，它就自身而言是善的……即使由于命运的一种特殊的不利，或者由于继母般的自然贫乏的配备，这种意志完全缺乏贯彻自己的意图的能力，如果它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依然一事无成，所剩下的只是善的意志（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纯然的愿望，而是用尽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它也像一颗宝石那样，作为在自身就具有全部价值的东西，独自就闪耀光芒。”

在电车难题中，一个“人以及一般而言的理性存在者”，在形成不想杀人的意志，并且用尽一切手段来依照这个意志进行行动的时候，一种善的、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就已经完成。纵然结果仍然是他杀了人，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不想杀人的意志本身“独自闪耀光芒”。

先于结果，善的意志早已自身完成。

在第一章，康德着重区分了“出于偏好而合于义务”与“出于义务而合于义务”。一个人的某些行为，例如商业诚信、关爱邻人、自我保全，虽然符合义务公式，但是依然是出于偏好，因而也就是出于对某些结果的趋向而行动。类似地，电车难题中，人们不想杀人，很可能也处于经验性的偏好，例如不想感到羞愧、不想被谴责、不想被判刑等等，这种“出于偏好而合于义务”的行为，因其行为的全部动机不外乎对结果的考量，因而也不具有道德价值。与此相反，那种因“不能杀人”的义务本身而形成不想杀人的意志，也即“出于义务而合于义务”的意志，本身就已经在具有充分道德价值的情况下实现了自身，充分完成了自身。

3.3价值与尊严：问题的最终澄明

我们看到，最终也没有哪种观点告诉我们一种正确的做法。这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从做法和结果来考量，本就没有对的答案。电车难题的提出，正是要让各家各派的道德观点在此试炼，接受最严格的考验，从而克服独断与自满，加深我们对道德问题的理解。简言之，这个问题的意义，不在于如何解决，而在于为解决它而进行的争议、思辨本身，在于由不同观点形成的张力和空间。“为什么他们要讨论那些过去没有、未来也永远不会有结论的话题？因为我们就活在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中”，可见思辨与行为并非割裂，二者恰恰紧密相连。

至此，我们终于“解决了其不可解决性”。经过最审慎、最虔敬、最严肃的考察，在这个严格的道德试炼场中，没有哪个独断的观点被留下。经过交锋，凸显出来的，唯有在道德领域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

参考文献（按照出现时间排序）

【1】 Judith Jarvis Thomson. “The Trolley Problem.” Yale Law Journal 94 (1985) :1395-1415,1395

【2】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汤永宽、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3】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4】 《论语》、《孟子》，出自王国轩等《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M】.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6】米歇尔•桑德尔.哈佛大学公开课《正义》笔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