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是典型的劳动人民，但他们在五一这一天却从没有休息过。正相反，大约从这一天开始，他们比以往都更要忙碌。
十几年前，我上高中那会儿，邻镇耿集开始种蒜，刚开始只是小规模的，因为大部分人当时还是宁愿种水稻，即使种水稻也赚不了什么钱。后来有一年，大蒜价格特别高，每斤能卖到两块钱，那些选择种大蒜而不是种水稻的人纷纷因此成了村里的富户。于是从那一年开始，种蒜成风，我们镇上的不少人也加入其中。我父母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其实早在九十年代，我们家就是村里少有的万元户了。在人民公社时期，我父亲是镇公社的拖拉机手，驾驶着镇上唯一的一辆东方红拖拉机。后来公社变成了政府，我父亲就在外面干起了长途运输。我出生那一天，我父亲正在梁山那一带运木头，等他回到家时，我已经快满月了。后来他曾说起那时的情景，他说，当时他在门外听见一阵细微的哭声，他以为是哪里来的一只小猫，没想到是他的小女儿。我父亲十分高兴，对我也非常宠爱，我六岁以前都没怎么走过路，出门一般都是父亲抱着。我被父亲惯得不成样，一直到现在，村里还有人叫我“拐妮子”，这是我们当地的方言，意思是性情乖张、骄纵的女孩儿。
因为我的出生，我父母要养活三个孩子。这在农村习以为常，那时我父亲跑长途运输已经赚了一些钱，所以他们一开始并不怎样吃力。但几年后，我父亲因为疲劳驾驶，于一个早晨在离家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将一个在路边捡破烂的老头撞倒在地。他因此失去了一颗走南闯北的心，回家老老实实当起了农民，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也“一撞”回到了解放前，负债累累。
我母亲二十八岁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那时我父亲二十七岁。他们都是因为穷，才等到了晚婚的年纪。我母亲十四岁时，我外公因病去世，我外婆是那种不大会做家事的人，不会做衣服，也不会做鞋子，我母亲几个孩子在最冷的冬天脚上只穿着一双草鞋。作为五个孩子中的老大，我母亲挑起了家中的一切，在弟弟妹妹成人之前，她并不能安心嫁人。我父亲比母亲还要惨一些，还在襁褓之中时，我爷爷就死于一场矿难。我奶奶脾气古怪，虽然是最小的儿子，但她最不待见的就是我的父亲。
从小到大，我父母都吃足了生活的苦，所以对于重新返贫这件事他们大概也觉得没什么。他们什么也没有对我们三个孩子说，我们也没有从日常生活中察觉到什么异样，吃的穿的都和往常一样。直到后来，母亲带我去小舅舅家还钱，我才知道家中的这场变故。我母亲常说，人有两只手一张嘴，而不是一只手两张嘴，可见老天爷还是仁慈的。我母亲很能干，会种地、会做衣服也会给我扎各种辫子，一双手布满老茧。但即使是在农村，种地也是最和赚钱沾不上边的事情。年轻人宁愿外出打工，把青春消耗在车间流水线上也不愿回家种地。即使在农业税取消的这些年，我们家在种地上的所有所得也不过是温饱而已。
大蒜是个好东西，它让一批人致了富，让我父母看到了希望。
但在种蒜的第一年，我清楚的记得那正好是十年前，这种希望就落空了。那一年种蒜的人太多了，多走到哪都能闻到大蒜的味道。物以稀为贵，村民们书读的少，不了解供求关系，但是也懂得这个道理。可为了钱，仍然有人愿意赌一赌。大蒜收获之后，蒜价持续走低，低到让人们赔光了所有从它身上赚到的钱，还嫌不够。在大蒜收获之后的几个月，我父母一直坚信蒜价还有回升的可能，但他们的这种乐观过于盲目，毫无科学依据，最后终于败给现实，被迫将大蒜以三毛钱的价格半卖半送卖给了来村里收蒜的一个山东大胡子男人。
我母亲因此曾咬牙切齿地说，以后再也不种蒜了。但她自恃不是君子，说过的话从来不算数。从那一年开始，她种了十年的蒜。只要某一年蒜价下跌，她就会把曾经的誓言拿过来说一遍，我想她口中的“以后”可能真的只是“以后”。
但无论怎样，种蒜确实比种粮食要赚的多。当然，也麻烦的多。
记忆最深的是我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因为没有了升学的压力，在那个夏天，我成了家中的一名劳动力。劳动的对象当然就是一头头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大蒜。为了让它们的品相看起来好一点，我要用镰刀先把蒜颈和带泥的蒜须削掉，这是个很简单却很吃劲的动作，要义是准，如果不小心削到了别的地方，让蒜头带了“伤”，那这头蒜的“身价”就会大跌。我母亲说，这一头头的大蒜将送我走进大学的校门，所以镰刀一定要拿稳。我坐在房间里，每天唯一的任务就是重复这个简单的动作，被我“加工”过的大蒜放在我的左手边堆成小山，右手边是更多的“等待加工者”。我母亲和我一起，动作娴熟老练，我们偶尔说说话，大部分时间沉默。在不知道多少次重复这个简单的动作之后，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真累”。那和彻夜学习是两种累。学习再累，躺在床上的时候想想将来心里是满足的，而体力活的“累”，是在任何能躺着的地方倒头就睡，什么也不想。
加工完的“大蒜”只剩下了蒜头，经过一个夏天的晾晒，这些蒜头中的水分被充分蒸发，它们变得更轻盈，裹着蒜瓣的皮干干脆脆。但它们仍然不能就这样被卖出去，因为还有最后一道程序—分级。分级器就像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圆环，我拿着它们，将蒜头按大小分成一堆一堆，然后卖出不同的价钱。
在那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蒜头还没有加工完。有几次我很想哭，我已经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我还要坐在那里干着仿佛永远都干不完的活。
我妈常常说我“虚”，她觉得我的累是虚的，是被我自己放大的，因为她干了超过我两倍的活，却依然有力气每天为我们准备饭菜，在睡觉前把家里的水泥地再拖一遍。
虽然我父母比较能干，但其实他们在赚钱上都没有什么天分，即使是在“蒜你狠”的年份，我们赚的也总不比别人多。我父母牢记第一年种蒜的惨痛经历，每次总是早早将蒜卖掉，然后对着渐渐涨起来的蒜价不以为然。“要是跌了呢？”我父母总是这样安慰自己。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一直在修运河，我母亲小学只念到了一年级，他们是绝不可能读过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的，但阿Q的精神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贯彻的非常好。
在这一点上，我三舅舅就精明多了。
我母亲的娘家在邻镇耿集，除了我大舅舅住在城里，我其余两个舅舅都住在耿集。耿集以前是个镇，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不是了，它变成了我们镇的一个办事处。为此，十个耿集人中有九个都是不服气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砸了停在我们镇政府前的两辆车，听说其中一辆属于当时的镇长。学生们也义愤填膺，三五成群的跑到我们的学校来约架。但他们只和低年级的约，扬言要找回失去的尊严。
在十年后的今天，这种尊严已经找回来了。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耿集的大蒜种植规模远远超过了我们，不仅如此，耿集人还建立了大蒜市场，在沿街的道路两旁盖起了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冷库，专门收蒜，然后出口到我父母活了几十年都没去过的地方。他们已经不砸车也不找我们约架了，他们在等着我们将分好级的大蒜拉到他们的市场去卖掉，然后当面付我们钱。
我三舅舅没有冷库，但他在村口搭了一个大草棚，里面摞满了白花花的大蒜，一袋一袋，堆得很高。三舅舅每年会花上五个月的时间待在这个草棚里，他给的价格还算划算，所以村里的人都愿意把蒜卖给他。三舅舅是个特别不着急的人，他总是喜欢把收来的蒜等到最后再卖掉，那时新一年的蒜苗已经在地里破土而出。大部分情况下，他能卖个好价钱，但是有两年，他从大蒜一块八钱的时候等到了一块钱，他还想再等等，结果在一个阴雨不断的日子里大蒜全都发了芽。
我母亲说，我三舅舅不着急的个性在他年轻时就非常明显了。
那时我外婆家的条件已经比以前好了许多，三舅舅还在镇粮管所上班，每天骑着一辆老式凤凰牌自行车，意气风发。很多人锲而不舍的给他介绍女朋友，都没有成功。他睡觉时枕头底下塞满了人民日报和半月谈，他的睡眠质量很好。后来他相中了一个长头发的姑娘，两人谈了一年，姑娘有了别人的孩子。在所有人都为我三舅舅着急的时候，他依旧每天在那里看人民日报，睡得很早。又过了几年，他遇到了了我舅妈，然后有了两个孩子。
我舅妈是个个子不高、微胖的女人，走起路来左右摇摆，嘴角终日上扬。同时她也是个信仰特别坚定的人，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加入了一个类似“全能教”的神秘组织，经常不说一声就消失，
三舅舅和三舅妈在一起已经超过十五年了，他们感情不算太好，有两个孩子。我两个表弟，长到六岁，做饭就已经比我好吃了。
干起收蒜的生意以后，三舅舅常常在草棚一呆就是一整天，有时三舅妈会过来送午饭，有时不会。
我们谈到三舅舅时，会说，三舅舅现在应该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吧，可那又怎样呢，他身边有个三舅妈。
我二舅舅也收过蒜，但他运气不好，第一次就赔了十多万，那是他好几年的积蓄，所以他以后再也没有动过收蒜的念头。
今年，我们镇上开了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KTV，开业前三天全场半价。我母亲不知道ＫＴＶ是什么，于是我们几个孩子就请她去唱了一次。我母亲很兴奋，去之前特地换了一件平时不穿梅红色呢子大衣。那天，我母亲唱了很多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唱只山歌给党听》、《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是她没出嫁前在生产队唱过的歌。她识字不多，调子也完全不对，有时音乐停了她还在唱。但她唱的很好，房间里气氛高涨，在街上都能听见她的声音。
快结束的时候，我对母亲说，有时间我带你去北京看看吧。
第二天，我听到她对我父亲说；女儿要带我去看天安门，等蒜卖完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