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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81天就过年了，春运火车票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本文的观点可能反常识，阅读时请最大程度地保持冷静思考，切勿感情用事，方能洞悉到有用的知识。
正文
经济学其实并不难学，因为它的原理都很简单。但是要想融会贯通的两个最少必要条件是：
难在运用上，是否能够一刻不忘、随时随地地去使用它；
难在客观上，是否能够一刻不忘、随时随地地去客观地评价周围的事物，将自己的利益和情绪从中剥离出来。
生活中，很多人在讲经济学理论时都没问题，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整个思路就会发生改变。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春运期间“火车票应不应该涨价”。
这是一块很好的检验人们是否建立起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的试金石。
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城市化高度发展，每到春运期间，大量在外工作的人就要回乡，这时就会产生春运的高峰期。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高峰期就要用价格来调整，价格规律可以有效缓解高峰期的问题，比如分时用电。如果我们只是这么抽象地说，在课堂上指着书本这么说，大家都同意。但我们一旦把它带入一个具体的商品——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人们的感情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他们会搬出种种理由说春运火车票不该涨价。
但事实却是：
- 火车票本质就是一种商品；
- 不承认火车票是商品属于鸵鸟心态。
所以，很多人立马提出反对意见，第一条是：
回家过年不是商品
人们常有这样的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认为它们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
比如：
谈水费的时候，说生命之源不是商品；
谈学费的时候，说孩子的教育不是商品；
谈药费的时候，说人的健康不是商品；
谈旅费的时候，说回家过年不是商品。
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理性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
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是昂贵的商品。
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事实上，春运综合征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很多年，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了奢侈的需求。
第二条反对意见是：
回家过年是刚需
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人们还是要回家过年，因此火车票提价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人们回家过年的愿望。
事实上，春节回家过年不是刚需。过去中国人离开家乡，就很少回去，更不可能每年都回去过年。我们现在之所以每年过年都要回家，主要原因就是交通成本下降了。留学在外的留学生很多年没有回家，其实也一样能过年。
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只要价格到位，需求自然就会弱化。如果说有些旅客回家过年的需求真的是想象的那么强烈，那么这些旅客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回家，他们就不会非要等过年那几天才回家，更不会非要坐火车才回家。
下面的结论可能更加反常识，比如第一条：
黄牛党可以为社会减少无谓的损失
很多人普遍观点就是责怪黄牛党，认为火车票价之所以高，是被黄牛党炒高了。但如果黄牛党真能随便涨价，把自己想要赚取的部分随意转嫁给乘客，那他们为什么不把价格抬得更高一点、再高一点呢？
价格理论告诉我们，之所以会出现黄牛党，原因在于火车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也就是排队。排队的过程，会带来无谓的损失。而人会追求损失的最小化。人们为了节省自己宝贵的时间，会请一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去排队，因此黄牛党的存在，可以减少因为排队而产生的无谓损失。
从这个角度望过去，黄牛党是替社会减少无谓损失做了贡献的。
第二条结论：
实名制让火车票价格更贵
以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实施火车票的实名制，只要实施了实名制，买火车票难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现在已经实施了实名制，我们看看火车票价因此涨了还是跌了呢？
有一项关于旅客曾经买过的最贵黄牛票是多少钱，是原价的多少倍的调查，普遍的回答是，黄牛票只比原票价涨了100元、200元、300元，基本上不到一倍。其中只有一位旅客，他说原票价是30元，而最后的黄牛价是200元，涨了近7倍。这位旅客解释道：火车票实施实名制以后，要查身份证，身份证不对是进不去的，而这200元是黄牛包带进去的价格。
第三条结论：
春节运力不可能做到毫不吃力
社会上还有一种观点，把问题归咎于我国铁路部门的运力不足。这种观点也经不起推敲。我们仔细想想，每到春运期间，我国就经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几亿人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很快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回到原先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把铁路运输全年的平均的运力，提高到在春运期间都毫不吃力的话，那么剩下那11个月，铁路的运力不就闲置了吗？这会造成多大的浪费，造成的损失又由谁承担呢？
第四条结论：
垄断商品并不代表控制市场价格
还有些人认为，火车票之所以贵、之所以难买，是由于铁路垄断。他们接下来说，既然铁路是垄断的，就应该对火车票实施调控，让火车票的价格降下来。
事实上，这种观点犯了一个错误。如果垄断本身能够证明把价格控制下来是对的，那垄断岂不成了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凡是垄断部门生产的产品，我们都能够用行政办法把价格压下来，这不挺好吗？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垄断才是啊，为什么还要指责垄断呢？这个道理明显说不通。
实际上，一件商品，无论是垄断企业还是竞争企业提供的，价格都应该由市场决定。否则，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短缺或过剩现象，从而产生无谓的损失。
对于垄断企业——主要是那些通过行政保护而形成的垄断企业，合理的矫正办法，并不是对它们的产品实施价格管制，而是要停止行政保护，打开市场的进入通道，鼓励竞争者的进入。否则，仅仅搞价格管制，就不仅不能消除行政垄断，而且还会造成产品分配过程中的无谓损失。行政垄断是错，价格管制也是错，错上加错，并不会变成对。
第五条结论：
穷人也能买得起火车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穷人买不起火车票。这种观点也值得推敲。一个农民工跑到北上广深来工作，他一天的工资如果不到100元，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因为我们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这些年里已经上涨了，因而哪怕火车票的价格随着市场的需求波动，他因此而多付的钱可能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工资。
他在城里工作一年，付不起这个钱吗？如果他付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在最高峰时跟别人竞争呢？春运期间，火车票的定价完全可以参考航空公司的做法，就是票价非常灵活地上下波动。飞机票最贵的时间是腊月廿七至廿九，最便宜的时间是大年初一、初二。
很多美国读书的穷学生，甚至连续7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但是还有很多同学，每年都能回家过年。那么贵的机票回家也就是在家待两天，这么奢侈的旅行对于穷学生是支付不起的。太贵了就寻求替代方案，这也说明了并不存在所谓的绝对刚需，即无论代价多大都不会发生丝毫变化的需求。
价格管制下的“电话追拨器”
由于买火车票排队会引起很多无谓的损失，于是这些年我们采用了所谓的电话订票的办法。但电话订票能缓解供需的不平衡吗？不能。它只会改变竞争的方式。人们从过去的排队，变成了在公司、单位或家里打电话。
电话其实是很难打通的，仍然是那些有闲暇时间的人更容易打通电话。这时市场又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设备——电话追拨器。
当然到今天，人们又进了一步，开始使用网络刷票软件。但不管怎样，经济规律一直在显灵。那就是：只要价格竞争的方式受到抑制，人们就不得不采用其他非价格的竞争方式，而这些非价格的竞争方式，是按其实施的难易程度被依次采用的。
三条对策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问题，其实有三条基本对策：
第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
第二，怎样提价才合理？年前逐日递增，年后逐日递减，从而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
第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部分出价最低（但未必是最穷）的人，不能在春运高峰期成行了。除此以外，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得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
春运火车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尾巴，是习惯了市场经济的年轻人了解过去生活方式的一个样本。
不妨设想，如果其他比“回家过年”更基本的必需品——包括水、电、旅馆、粮食和药物——都实施和火车票一样的价格管制，我们的生活会倒退到什么程度。当然，今天随着高铁和动车的逐渐普及，它们的票价从一开始就定得足够高，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不足的问题，可能也会逐渐消失。
说明：上文根据薛兆丰《薛兆丰经济学讲义》部分内容整理而成，著作权及最终解释权归薛兆丰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