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 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 不过偶尔说一说; 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 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 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 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 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 豪杰, 天才, 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 或者, 至少能给我们有更多的好处, 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 他是保守派么? 据说: 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 正当, 稳健, 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哩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 答曰: 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
在成人看来, 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 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 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 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
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 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 假如这么办,
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 所谓读书人,
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 有谁出来, 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 且住,
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 推敲, 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
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 不可向东, 或西, 或南, 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 或南,
或北。我终于发现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 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 等待前进, 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 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 那自然也很可喜的, 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 不如断种, 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 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 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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