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英国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欧洲。”
敦煌学者段文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要在中国。”
......
地名即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概括。
“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曰：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月氏[ yuè zhī]：匈奴崛起前居于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的古代游牧民族。」
所以，有学者认为“敦煌”与“祁连”二字一样，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
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山海经》中被译为“敦薨[hōng]”的吐火罗人的旧称。
众五、六种说，纷纭难断。
不过，还是东汉人应劭释意得妙，所谓“敦，大也；煌，盛也。”
词义真好！
似乎使我们看到了千秋百代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将其宗教、文化、艺术交错碰撞、融合淬炼的“大盛”！
提起敦煌，就不能忽略位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断崖上，南北长约1.6公里的莫高窟。
相传公元366年的一天，一位叫乐僔的和尚云游至此，时值夕阳西下，乐僔疲惫极了。
他走到大泉河畔饮水，而蓦一抬头，却见对面鸣沙山上金光万丈、霞光璀璨，似有千佛现身于其间。
乐僔大惊，想到《大般若经》中“上从诸佛，下至傍生，平等无所分别”的教诲，当下顿悟。
他双手合十，暗下决心：
“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我要帮助老百姓都成佛！”
于是他便在鸣沙山的崖壁上“架空凿险，造窟一龛”。
从此以后，绵延1600年，莫高窟开凿不绝。
在现存735个洞窟中，保存着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清、民国等时期的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
而后人为了纪念功德都“莫高于此”的乐僔和尚，便将该石窟群定名为“莫高窟”。
然而到了近代，敦煌与它孕育的莫高窟，也在这个国家的山河飘摇中经历了如晦风雨。
《释迦牟尼传》的作者亚当斯·贝克夫人曾在其文章中记载：
“20世纪初，......英国冒险家斯坦因发现了敦煌石窟。
当时敦煌已废，当地的一个文盲道士王圆篆管理着藏经洞一带的石窟。
他以几十块钱的‘廉价’将中国佛教史中最珍贵的大量文物出卖给斯坦因......”
照片上，这位身材瘦小，神情麻木的道士，就是贝克夫人所说的王圆篆。
他就像一道坎，绕过他，博大精深的敦煌学便是一片虚无；而面对他，我们又会平添几分无奈。
当年，衣食无着、浪迹四方的他一脚踏入已然荒凉破败的敦煌，如倦鸟归林。
从此，便把重现千佛往日的辉煌当作人生的理想，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修补佛窟，清理淤沙。
1900年5月25日，王道土雇用的一个做文案的贫士，在16号窟的墙壁上无意磕打烟锅，觉得似有空音，疑为暗室，遂禀告王道士。
至此，藏书5万余册经典的藏经洞像一位闺阁深藏的少女，在被时光的尘埃遮蔽了千年之后，极不情愿地向世人展露了她诱人的神韵。
尽管王道士腹无诗书，但是浪迹天涯的人生阅历告诉他，这一发现也许非同寻常。
于是他下至县令，上至慈禧，或游说或上书，但结果不是遭人冷遇，就是泥牛入海。
在1907年，斯坦因从他手中购买经书前的七年间，王道士的奔走呼号，没有引起积弱难返的晚清政府任何一级官吏的重视。
自然修缮莫高窟、保护藏经洞，也未曾得到官方的一两拨银。
步斯坦因后尘盗买莫高窟大量文物的还有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橘瑞超，俄国人奥尔登堡，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美国人华尔纳，他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王道士晚年装疯卖傻。因为，美国人华尔纳给他的几十两银钱竟被夸大成10万银元，当地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分享，否则就弄死他。
可怜王道士为保护莫高窟倾其半生精力，向外国冒险家出售的敦煌文物所得，几乎都用在了莫高窟的维修和保护上，年近终老却不人不鬼，死后千夫所指、骂声如潮，奈何乎？
这一切正如陈寅恪先生的哀叹：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光阴似箭，岁月蹉跎。
1935年秋的一天，一位叫常书鸿的旅法画家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
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
常书鸿极其震惊，他万万没想到，在自己的祖国还有一座这样瑰丽的艺术宝库。
于是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祖国，组建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任所长。
「常书鸿，浙江杭州人，早年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曾获得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金奖，其油画作品被巴黎现代艺术馆收藏，是中国画家的第一人。」
常书鸿先生曾说：
“我默默的站在这个藏经洞的中央，空荡荡的窟主造像坐坛前，愤怒使我久久说不出话来......
敦煌文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人大肆盗劫，这样的事今后决不允许再发生....”
先生坚守诺言，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学，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历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与打击，但他仍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奉献着。
在先生的感召下，段文杰、孙儒僩、史苇湘、 霍熙亮、欧阳琳等一批敦煌艺术家们追随先生而来，
在山沟里都至少有30多年的艰苦生活，一边吃着粗菜淡饭，喝着苦涩咸水，一边手持放大镜，阅读那些“破书残卷”，或在阴冷的洞窟里临摹、修复破旧壁画。
正是这群中华文化艺术的捍卫者们，用他们的青春岁月守护着华夏瑰宝；
也同样是他们，以乐观的精神和博大的胸襟面对着苍茫沙海中的冷酷与寂寞，担荷着传承敦煌文化与艺术的使命。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晚会在北京上演，敦煌舞蹈《千年之约》舞出了一幅美轮美奂的丝路风情，为观众呈现绚丽的敦煌盛景，如诗如画，震撼世界！
著名作家冯骥才看后，感慨道：
“敦煌舞把美丽献给观众，把掌声献给舞者，把艰辛留在了敦煌。”
著名华人音乐家谭盾的音乐也深受敦煌文化的影响，他说：
“中国西域巨大的沙漠中，有个叫敦煌的地方，它在我的命里，它一直吸引我.....”
"我要是哪天能把敦煌石窟洞里深藏的那些中国人的信仰和灵音，再演出于世，让世人重温那个失去了的美丽、善良的中国和‘敦煌遗音’，那该多好啊……”
于是他开始在伦敦、巴黎、东京、波士顿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学习、追踪、研究流失的敦煌古谱手稿、佛经原件。
最终，他与上海民族乐器厂的特级师傅们一起从壁画中研制出的“反弹琵琶”，
仅有450克重，音乐家可以边舞边奏。
所以，敦煌有“毒”！
那“毒”会施予你魔法，让你久久站立，哑然失声。因为，它不是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