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万邦，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礼记·乐记》中的这两段话写明了“礼乐”制度建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口腹耳目欲望，而是要通过乐的形式，把人的思想行为、道德准则纳入统治者所希望的轨道。
西周时，周公制定的“乐”，表现形式由歌、舞和器乐配合而成，载歌载舞，钟鼓齐鸣。当时的歌，经孔子收集整理和配乐，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诗经》。当时的舞，无论是人数还是内容也都有明确的，所以孔子看到季孙氏在自己家欣赏“八佾之舞”，才会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慨。当时的器乐主要有“钟、鼓、管、磬、羽、干、戚”等，钟是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乐器，无论是庙堂祭祀、昏冠丧葬、军事战争、宴会宾客等，都会使用。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
把一堆青铜原料制作成乐器，听着好像很容易，其实不然，尤其是在两千多年前。经过专家对曾侯乙编钟的分析，发现当年的工匠们按照定量、规范精心配比，以84%的铜、14%的锡和约2%的铅冶炼出最适宜铸钟的铜液。倒入用陶土烧制成的范中，待其凝固后敲碎陶范，得到特定形状的钟坯。
这些钟坯不仅粗糙，而且单调也不精确不稳定。工匠们边打磨边用一种名叫“均钟”的五弦器进行精细地调音。工匠一面在均钟上弹出预期的音高，一面敲击钟坯使其发出声响，并以耳测的方式比较这两个音的高低，再用锐石对钟坯内壁进行打磨。作为一种体鸣乐器，编钟的钟体越小、钟壁越厚，其振动频率就越高，音高也就越高，因此工匠们会先将钟坯铸厚一些，而后通过反复打磨内壁，逐渐将其音高调低，直至达到理想效果。
这种调音的方法隐匿了二千年，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者由著名音乐家吕骥先生和原文化部艺术研究所的专家们在研究先秦编钟的过程中揭示出来。
1977年，从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由65件乐钟组成，有三层八组，上层为钮钟，中层为甬钟，下层为大型甬钟，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音律最全、保存最好的编钟。自出土修复以来，已奏响三次。
第一次是1978年8月1日，恰逢建军节，在原武汉军区演奏人员用曾侯乙编钟奏响了一曲《东方红》，向世人发出了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震撼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第二次是在198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曾侯乙编钟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奏响，各国驻华使节为之倾倒。
第三次是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曾侯乙编钟再次被敲响，发出了历史性的声音，震撼寰宇。
“何以中国”展厅内，曾侯乙编钟虽只是以图片的形式出现，仍熠熠生辉。收藏于故宫博物馆的战国蟠螭纹编钟，一组9件，最小的一件只有0.64kg，最大的一件也才2.57kg。它们虽然无声却传千年回响，跨越历史为我们展示传统礼乐文化。
编钟形象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充分显示了中国祖先伟大的创造力，使人大开眼界，表明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中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中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何以中国”展是故宫博物院2022年开年大展，汇集了全国29个博物馆的130件套镇馆之宝，能够参观一个展就看到这么多国宝，是每一个喜欢博物馆人的幸事。
我先后去了5趟，也分享了几篇文字和视频。有朋友就给我提意见，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要是能把每个展品都分享就好了。”
分享开是乎始。一开始有些随意，今天讲“四大发明”，明天又讲“虎牛铜案”，后天又说“长信宫灯”，跳跃性比较大。从上周开始，我按展厅的顺序从前至后重新梳理。
随着研究和介绍的深入，我仿佛一个穿越者，随国宝行走于华夏大地，游起于文明之间，越来越被“何以中国”展所感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也越来越深。
原本我是只发图文的，但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我也为每一板块录制了一小段视频，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找来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