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小学三年级。那时候每到六一，各个年级都要准备节目，在学校大操场上表演的那种，相当于六一运动会开幕式。当年我们是大型舞蹈，或者叫团体操——闪闪的红星。那一个来月，课前起歌都是“红星闪闪放光彩，红红闪闪暖胸怀……”；放学后除了值日生留下来之外，其余全拉大操场上排练去。音乐老师是总指挥（我现在竟然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叫刘云），此外各班的班主任全得跟着忙活，一个都跑不了。你想，一帮八九岁的小屁孩，想学齐动作、变换队形基本只能靠哄靠吼靠嘿唬，得挨个拉线画格，绝对的浩大工程。
这么浩大，费时费事儿不说，服装道具上也下了不少工。服装还好说，年级统一给扯布做了，女生黄色背带裙，男生蓝裤衩（服装费自然要自己掏的），然后一律白衬衫——黄、蓝、白，再配上抢眼的红缨枪，鲜活烂漫英姿飒爽，拉风得一沓，据说正式演出那天效果奇佳，把校领导们全震了。当然这是后话，最初为了这红缨枪可是犯了难。没现成卖的，管局也没个大厂子能定做，一时都不知道上哪儿弄去。
解决不了的问题当然一律无私地分享给家长们，这也算学校的鲜明特色之一。校园大扫除工具不够，命令学生每人从家自带铁锹推车搪瓷盆；每学期卖废纸，（搞不明白这是啥传统？从一年级入学，到我五年级转学，年年如此，从未间断。。。）各班各人头上都要分摊几十斤废纸的任务，不管你是回家搜罗旧书旧挂历，还是香烟盒破纸壳，统一交到班里，大操场上挨个上磅过秤，然后按各班总重量排出名次，第一名自然是加分、流动红旗那些。咱好歹也是个小组长，管七八个人呢，积极是必须的，把家翻得底儿朝天不算完，还一定得缠着爸妈再把小仓房打开扫荡一遍，好几次崭新的《故事会》、《小雪花画报》都往袋子里扔，夹石子之类的事儿当然也是干过的。看到自己班废纸最多，还美得屁颠屁颠，被夸有主人翁精神就更是觉得此事业之神圣简直要为之奋斗终身了。
以我当时的理解力和现在的记忆力，一年一度的交废纸活动似乎到流动红旗通报表扬就算结束了，但现在想想，班级收齐后交给年级，年级交学校，然后学校卖钱就装腰包了？拿学生的纸，卖自己的钱，让现在回过味儿来的孩纸们说去吧？？？粗略算个账，6个年级，每年级4个班，每个班起码40人，每人按40斤算（绝对≥这个任务指标），每斤废纸算3毛钱（？），那么就是6×4×40×40×0.3=11520？哦买糕，巨款啊。。。
按耐住悲愤的心情，插播完毕，说回红缨枪。老师这次再度发扬了充分相信家长智慧的光荣传统：“回家让你爸想办法7！”
当时似乎还不懂反抗，于是只能回家死缠家长。那会儿有个同学的爸爸以前正八经当过木匠，于是乎他第一个拿着把成型的红缨枪出现在了操场后，顿时成了全年级的学习对象。具体的形状大概就是上边一个菱形枪头，下边一个小圆疙瘩，再下边一木杆儿。老师看着成品也兴奋异常：看清了么？回家都让你们爸妈照这个做！后来有个别同学花钱管木匠爸爸定做，貌似10块钱一支还是多少，反正当时觉得很奢侈—— 一个奶油螺旋三圈那么高的冰激凌蛋筒才3毛钱，10块钱等于白白扔掉了多少蛋筒啊！没办法，从小就是会过日子的主，所以我压根就没想定做这事儿。当然，我也从没想过把这任务传达给爸爸之后，非木工出身的他要如何变出这么个东东来。
大人们总是有办法的。潜意识里认为理所当然。
这种潜意识也不是毫无根据，几天后，爸果然给我变了一个出来，让我兴奋加尖叫了好一会儿。不过马上我发现这枪头的形状貌似不大对劲，老师给的样本是简单的一个菱形，而爸做出来的是一个长菱形，下边有块突起的小菱形算过度，然后才是与木把儿的接口处。我的欢天喜地登时变成了不满和愤怒：爸你做得不对！老师说的不是这个样儿的！你做错了！爸好声好气地跟我解释了半天，真的红缨枪就是这样，如何如何，但我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不对，就是错的！这个根本用不了！
其实红缨枪长什么样我一无所知，但只因为它跟老师描述的“对”的标准不符合，确切的说只是不完全符合，在我眼里就成了完全错的。我对“权威”盲信盲从的丑恶嘴脸那时候就已赤果果的表露无遗了。现在回想，那支红缨枪爸肯定花了不少心思，枪头还精心削成了立体的菱形，特逼真，但这丝毫增加不了它在我心中的美感。面对我的哭喊，爸没发火，他脸上更多的应该叫哭笑不得。无论妈在一旁跟我摆事实讲道理还是拉黑脸掳袖子，我就是顽强不屈。不过后来由于老师要求排练时每人手里都必须拿着道具，没做好的也要举根棍棍，我只好硬着头皮先拿这根“废品”充数。与众不同的枪头总让我浑身不自在，同学普通一句“哎？你的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在我听来都是莫大的讽刺和嘲笑。所以每次回家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把棍子一摔，恨不得赶紧摔折。想来我对这只“外形怪异”的枪如此抵触，应该是源于对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极大恐惧吧。和大家一样才是对的，是安全的。这么说，我跟风从众、只想淹没于人流之中的没出息嘴脸那时候也已如此赤果果的表露无遗了。
不知道后来爸爸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又给我削出了一支新的“标准”红缨枪。对女儿不信任的失望、对辛苦劳动不被认可的委屈，又或者只是作为父母对于孩子无理要求的那种一笑而过？总之我又欢实了，心里满是在同学当中“与众大同”的扬眉吐气。
以前好像很少想起这件事儿，但看完《钢的琴》，那个场面一下子变得异常清晰起来。
桂林给他闺女造钢琴，我爸给我削红缨枪，尽管说这两工程量差得远了点儿，但是那个叫做“天下父母心”的词儿却很自然地把尘封在近20年前的那只“木的枪”拎到了我跟前。爱，从不分事情大小，就像电影中无论是做钢琴，还是给姑娘拆毛线织毛裤，做爸爸的心里都是一样的真情。
话说后来那支被我定性为不合格品的道具也派上了用场。有个同学的枪折了，来不及做新的，于是我把那支慷慨地贡献了出来。实际演出时，枪杆统一包白纸，缠蓝纸带，上面绑红纸做成缨穗，枪头则糊上银色锡纸（就是烟盒里头那层）。先不说那种情况下，满操场的小蚂蚁，枪头包装起来是一个菱形还是两个菱形看上去根本毫无差别；就算能看出差别，爸爸做的那支也是绝对的鹤立鸡群。刚特意百度了一下，看到实物图，愣了好一会儿——跟爸爸当年做的一模一样！他没骗我，红缨枪果然就长这样。不过因为我的不懂事儿，这已成了永久的冤假错案，被封禁在了记忆档案里没人触碰。
我不知道如果现在专门为这事儿跟爸道歉会不会太矫情，爸肯定也受不了，有年父亲节我在电话里给他唱江美琪的“父亲你是安静的”他都受不了，在那头听了两句就呵呵笑着喊，行啦行啦，电话刺啦啦的听不清，回来再唱吧！我才知道，我表达的紧张，爸接受的也害羞。也许给我做道具这种小事儿在他看来多么不值一提，或者说只是他为我做过的千万件“不值一提”中的一件而已。这些事，有我知道的，肯定还有不知道的；我印象深刻念念不忘的，也有认为无关紧要早已记不清的，就像红缨枪，在记忆的某个角落，只有外界无意中撩起了一角我才会重新看到它，看到“无关紧要”背后的东西。
家里有张老照片，以前一直没什么印象，去年回家翻影集看到竟再也忘不掉。也是小学某年的六一运动会，我站在操场前边，后面是一层又一层专程来看孩子比赛的家长，爸爸就在其中。当年他还清瘦清瘦的，有点儿黑。我看着镜头，而他就那么透过人群安静地看着我，眼神专注而骄傲。
多少年我一直以为，那种安静和专注也是多么的无关紧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