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起初见到周作人，是在北京大学读书之时（求学期间加入新潮社），不过那时仅限于“见到”而已，真正的较频繁往来，已在多年后朱自清重返北京至清华园任教，日后拟名之“京派”圈子处于萌芽状态，正待逐渐形成。而在返回北京之前，朱自清的写作中已然透露周作人予其之影响，一九二四年的《文学之力》、次年的《文学的一个界说》，不仅表达了与周作人相似的文学观，且直接引用周氏的文字作自己立论的理论根据，可见朱自清对周氏之信服。二五年一月自上虞白马湖写给俞平伯的信中说：
“《语丝》弟觉其太‘小’，就是太俏皮了。全是这一路，未免单调，且每周一次，究竟不免懈了。只周二始终不懈。”
朱自清身居白马湖边，关注着北京出版的《语丝》，在和友人私下通信里评论其风格，随意闲谈中见得对周作人文章的中肯褒扬。
一九二五年八月，朱自清赖好友俞平伯之力获得清华聘书，来到北京，住在俞家中，随即和俞平伯一起前往八道湾拜会周作人。周氏日记本年八月二十七日有云：“上午冯文炳君来，赠山茶一合；下午，平伯、佩弦来……”这算是朱自清清华园时期与周作人交往的开端。
其后，朱自清的身影便频现苦雨斋群落之中。俞平伯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致周作人信中说：“佩弦因联帅兵至曹娥，想回去帮着家人们去预备箪食壶浆，于是遂匆匆的出京。日本记者的盛意只好代他谢谢罢。他不久仍北返，或偕其夫人来。”周氏前一信不存，自俞平伯的复信看，是老师告诉他有日本记者要采访（或约稿）朱自清，请他转告之，俞回复，——浙江兵乱，朱自清从北京赶回去安排家事，只能谢绝日本记者了。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周氏写信给俞平伯说：“昨得绍原杭州来信，问及近状，我答以兴致如昔，引佩弦所说拍曲为证，想去事实不远。”江绍原从广州中山大学离开后，去了杭州，在杭州致函老师，并问及俞平伯，周作人复信说俞像以往一样有雅兴，并引朱自清说的俞平伯拍曲为证。二八年十月一日，周氏致函俞平伯说：“说及佩弦，因想起一件事：前到西三条，家嫂属见佩弦时转告，便中到那边去坐坐，盖她亦颇想见本家的人也。我不常见到佩弦，请你去清华时代达一声为荷。”家嫂指朱安，她和朱自清是远亲，想和亲戚谈谈天，人之常情，请周作人转告，周又托俞平伯。这些来往细节表明，朱自清虽然未成为俞平伯、废名那样的苦雨斋弟子，但与此群落的关系是极为亲近的。
朱自清请益周氏，较集中的一次是他研究歌谣并欲在清华开设歌谣课程，时在一九二八年。因周氏本年日记遗失，且朱自清是年并未写日记，无法获得太详细的情状，但清华同事浦江清倒是在本年九月一日日记中记下一笔：“至佩弦处闲谈。佩弦方治歌谣学，向周作人处借得书数种在研读。”可知朱自清的用功，且去八道湾求教极可能不止一两次。如俞平伯二八年二月二十日致函周作人，有语：“佩弦前昨两日晤之，彼之一信致您处，不知收察否？”朱自清写信给周氏，必然是有事，不知与歌谣是否有关。
“歌谣”课程，于次年在清华开课。查检这份歌谣讲稿，确与周作人关系甚多。讲稿大量引用周氏文章，如《儿歌之研究》《读童谣大观》《吕坤的演小儿语》《诗的效用》等，且歌谣的分类多借鉴周氏，另有讲稿中所采中外之歌谣著作，如《孺子歌图》《白雪遗音》《越谚》《古谣谚》《五杂俎》等，周氏在文章内均涉及，亦为苦雨斋藏书，朱自清之“向周作人处借得书数种”，看来必包含若干在内。
周作人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出任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后来，朱自清亦与燕京大学发生关系，乃出于周氏的邀请。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氏写信给俞平伯说：“尹默因时间不够，想把燕大的‘诗’（二或三小时）让给人，本拟请你，但后来他说拟留给北大（将足下留给北平大学也），所以想请佩弦代他，望便中一问佩弦，以便转复，至于‘宣誓就职’之期不知系在下月抑在下学期也。”沈尹默本在燕京大学教一门“诗”的课程，想找人代他，周氏想请俞平伯，但沈尹默意思是北平大学需要俞，便想让朱自清来上这门课。几天后，俞平伯连写两信，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里说：“佩弦今日上午在燕大讲‘歌谣之起原与发展’，彼大努力，大有不日成为歌谣专家，与常维钧、顾吉刚等齐名之势。”次日之信有云：“诵来书，燕京延佩弦一节，已为转达，并略致劝驾之意，他在清华今年本教‘诗’，故兼课殊便耳。”从后信来看，前一信所提及朱自清在燕京大学讲歌谣一事，与燕大欲聘请他无关，应是一次学术讲座，而他所讲，正是清华的歌谣课程之内容；第二封信是接到周信后，去敦请朱自清接受。后来，朱自清在燕京大学讲课。
朱自清与陈竹隐谈恋爱时所写情书，亦提及若干次周作人。有两次，是说在苦雨斋谈天太久，就在周处吃了饭，或本要去周家，因电车不通而罢；另一次较有意味，是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写给陈竹隐：
“你论饮酒，像个有经验的内行。我也是服膺岂明老人的，‘一口一口地喝’，可以慢慢品出味儿；但有时候自然也须痛饮的。……”
在情书中尚引用周氏的话，见出朱自清的那种敬意。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记下自己读《白雪遗音续选》的想法：“这本书自有它的记载的价值，至所选的歌，大抵太粗疏幼稚；我现在还相信周岂明的话，民歌的生命惟在音乐而不在意义。”再看三一年所写文章《关于兴诗的意见》中说：“因为初民心理简单，不重思想而重感觉的联系，所以‘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不相属，即是没有论理的联系，却在音韵上（韵脚上）相关连着。”观点是一致的，均来自周作人歌谣理论的影响。
朱自清向周作人求教过编选新文学大系一事，在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日记中说：“下午进城，见周岂明，借新诗集甚多。询以散文一集之选编方法，并承答，谓搜集全部材料并选编，共费时一年。而在我则不可能有此余裕。又谓彼先主观确定十七八位作家，再从中选取作品，这却很有道理。看来我的计划也要加以改变。”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筹画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聘请十位学者及作家编选，其中“散文一集”为周作人，“诗歌集”为朱自清。苦雨斋藏书丰富，朱自清管周氏借诗集，并由周氏的编选方法得到启发。
“京派”文化圈的形成，于朱自清日记中亦有体现。三三年十月十五日有云：“早入城，与公超同访岂明先生。……岂明先生论文字学、修辞学作者大抵用旧法及日本系统（岛村抱月），无活泼有趣之研究法。”叶公超是清华英文系教授，朱自清和他至苦雨斋做客，大家谈及文字学等，叶乃英语文学背景，周谙熟日语，互相交流学问。这是早晨的事，到了中午，“午宴客，到今甫、宗岱、振铎、中舒、孟实、健吾、季斌、石荪、二弟。晦闻、周岂明未来。”宴客地点未写，看来是自己家。晦闻即黄节，是朱自清读北大时的老师，既写黄、周没来，也就是说本来请了却未来。来客里有三位值得专门说一下，孟实即朱光潜，宗岱即梁宗岱，健吾即李健吾，这三位于三二年、三三年陆续回国，对“京派”之最终形成大有助益。李健吾在法国留学，精研福楼拜，回国后，其论文受到林徽因的赞扬，成为“太太的客厅”的客人；而朱光潜和梁宗岱是好友，一起住在北京北海附近的慈慧殿三号，由朱光潜主导成立文艺沙龙，集聚了北平文学界的众多人士。而“太太的客厅”与慈慧殿三号读诗会，亦即构成“京派”的圈子。这也就是朱、梁、李三人的重要所在，他们一起出现在朱自清的宴客中，便是“京派”文学圈的日常细节之一了；而周作人的应来而未来，侧面表明本应在场者的偶尔缺席。本月三十一日，却是周氏的到场了，——“下午入城，至李健吾处道喜，因岂明证婚，说明结婚之重要；余亦胡来几句，盖被推不得已也。”李健吾结婚，请周作人为证婚人，自然是因其德高望重，朱自清“胡来几句”，乃朋友之谊。“京派”同仁之日常交往，又是一例。
俞平伯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大都’集稿事敝处朱公未曾提及，想缘事多只遥领而已。生能出些什么稿件大有问题，笥中存稿如《词课示例》则有把读者当作生徒看之嫌，而论《玉簪记》工谱，则懂昆曲者少也。如从文氏接洽有成，则《无题》全部可以移转管辖，最为解围之妙，否则，不知应付也，未知孟实君之意如何。”朱公即朱自清，从文即沈从文，孟实即朱光潜，再加周、俞，均为“京派”中人。所谓“大都”，是由梁思成提议，意欲创办一个北平特色的文艺刊物，向大家集稿，惜终未办成。这亦是“京派”同仁的文艺活动之一斑。
朱自清在日记记录涉周作人一事，足可见所谓“京派”仅为一松散群体，不乏裂痕存在。这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赴杨之宴会。闻一多指责周作人之虚伪态度。他认为周急于出名，却又假装对社会漠不关心。闻称之为‘京派流氓’。诚然，周之人生态度确有某些矛盾之处，他不会做如其宣称之引退。不管怎样，他承认自己性格中的这些矛盾之处。一致性是颇难达到之完美典型。”闻一多是原来新月派成员，后来“太太的客厅”中的人物，而以周作人为首的“骆驼草”成员，从未光临过“太太的客厅”。周作人在二十年代与新月派有矛盾，后来的岁月达成了大致的和解，但某些隔阂是消除不了的，闻一多的指责便是证明。因日记中记录甚简，未说明前因后果，不知闻一多的指责是何起因，但结合周氏三五年前后的思想动态，亦可猜出一二。周作人在一九三四年发表“五十自寿诗”，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震荡历时甚久。诗中透露之矛盾处，恰是将讽世之意藏于隐世的表皮下，闻一多的指责之语很像是针对之。闻的言辞是较为偏激的，毕竟周氏在文坛的盛名，自然无“急于出名”之必要，且戾骂语不客观。朱自清是温和的，他的解释说明了周氏的矛盾，有同情之理解。
一九三七年五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主编，周作人、废名、林徽因、叶公超、朱自清等人任编委。朱光潜在创刊号上发表《我对本刊的希望》，作为发刊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已然开花结果的“京派文学”，自此风流云散。朱自清于九月离开北平南下，周作人苦住北平。
朱自清的日记中，关于周作人的记录从这时起便消失了。但在书信中，仍有着周氏的影子，一九四三年他自昆明写信给在北平的俞平伯，劝阻老友不要为日伪背景的杂志写稿，连续致函，对俞平伯的关切溢于言表，——因为他知道，俞被老师周作人的巨大阴影笼罩着。另有一封不太为人注意的信，四六年三月所写，是云南的彭桂蕊搜集了许多民间文学的材料，来信问关于小调和歌谣的编排方法，朱自清回信说：
“……歌谣也可按内容分，分目可以参考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一段中的分目，当然用不着提他的名字。分目不可太细，太细就无谓了。”
写这些话时，朱自清的心情不必说是复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