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的记忆，是从一张圣诞贺卡开始的。
表姐风风光光出嫁到香港时，我读幼儿园。逐渐长大，进入小学，有一年，表姐的儿子寄来一张圣诞贺卡，上面有穿着红色衣裳、留着白色胡子的圣诞老人，还有侄子写下的稚嫩笔迹——圣诞快乐。贺卡上的邮票也让我觉得新奇，现在想来，那是一股浓浓的英国风。
侄子大一些，表姐就时常带他回来跟我们玩，还带一个菲佣。女菲佣皮肤黝黑，身材胖胖的，但浑身上下洋溢着热情。“Where are you going?”有一次我用最简单的英语问她。她咧开大嘴说英语，我似懂非懂。侄子翻译说，她要去商场买点东西，“shopping”。菲佣在旁边一边笑一边点头，很友善地看着我们几个小不点。
实际上侄子只比我小几岁，当我看到他能跟讲英语的菲佣自如地交流时，心中莫名羡慕。还有一样东西让我觉得十分牛逼的，就是他的家。我在大人的谈话中，隐约听说侄子的家大且敞亮，上下两层。听说这样的房子要上百万，而且是姐夫在月供。“月供”这个概念，在十几年后的中国内地才开始真正流行起来。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无法理解却又无比高大上的词语。“香港人好有钱啊！侄子好幸福！”我当时想。
在与侄子的玩耍交流中，我常常觉得有一种不一样的文化在碰撞着。侄子小小年纪就有种英式的绅士风度，说话还带点港式自嘲。他每次回内地，都要被表姐强迫着去理发。“喂，你又剪了一个锅盖。”我们嘲笑他。“没办法啊，香港理发好贵，我妈说剪我这头发，在这里才几块钱。”
还有一个晚上，我们几个小朋友一起看电视，一直到深夜十一点。“还不睡吗？”我们问他。“多看一下啊，回香港就不能这么爽了！”“为什么？”“香港的电视台是按台收费的，想要多看一个电台的节目，就要另外交钱，我妈咪才不舍得，所以我们家就两三个电台啊！你看，你们的节目可以随便看！”
就这样，我们几个小朋友在玩过家家的游戏中、在观看《天下无敌掌门人》的笑声中、在争吵又和好的小别扭中长大。后来，表姐又生了一个小侄子，跟大侄子一个模样；又后来，听说有人借了表姐家很多钱，还不起，导致他们家一搬再搬，大房子变成了小房子，又变成更小的房子；再后来，两个侄子开始学习普通话，我让他们说两句来听听，他们用港腔一字一句地说“我是中国人”……
对香港的感觉，慢慢从高不可攀，变得亲切起来。
时光荏苒，我们上了中学、大学后，基本就没有联系了。我最近一次见两个侄子，是在一个亲戚的婚礼上。大侄子已经毕业，在香港打两份工，其中一份是做服务员。他高高瘦瘦，少了儿时的活泼，多了成熟后的腼腆，旁边坐着他的女朋友。“打两份工，会不会很累？”我悄悄问妈。我妈说，表姐说这在香港很正常，老人家都要出来打工呢，何况是年轻人。而且，表姐说了，相信自己儿子的任何选择。记忆中港人的那种自信和乐观，又回来了。
那张圣诞贺卡早就在多次搬家中遗失，但它带给我的惊喜依旧浓烈，而两个侄子带给我的情谊，以及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出来的港人独有的文化，早已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