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历来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礼。比如，当代著名汉字学家唐汉先生，就持这个观点。唐汉先生认为礼的本义为祭祀时的礼仪，后来引申为与当时等级制度相适应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礼制；又由礼制引申出一个人在特定场合应具有的礼节态度，即礼数。《论语》一书中，礼字的用法不外乎以上三种含义。孔子认为，只要坚守周公制订的礼制，礼崩乐坏的局面一定改观，失序混乱的社会一定会恢复为有序稳定的社会。
孔子最大的政治理想，就是恢复西周初期确立的礼乐制度。孔子最崇敬的人，就是制定礼乐制度的周公，甚至经常做梦梦见他。到了晚年，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还非常伤感的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另一个意见认为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比如知名学者傅佩荣先生，认为孔子的思想就是一个仁字。孔子承礼启仁，从周代的礼制中开发出仁来，只要有仁，才能自觉接受礼制的规范，才能培养出君子人格。傅先生认为仁分为仁之性，仁之道，仁之成。
仁之性就是人性向善，仁之道就是择善固执，仁之成就是止于至善。这主要是从心性论的角度来讲仁。
傅先生最喜欢讲一个故事，来证明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有一次和子夏聊天。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孔子，“诗经里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灿烂的笑容真美丽；滴溜溜的眼睛真好看，描上白色，色彩就鲜艳夺目了。’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先绘画，再上白色。”子夏说：“那么礼在后吗？”孔子说：“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才可以与你讨论诗了。”
这段对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古代的绘画。我们今天作画，一般是在白纸上作画。但在东汉蔡伦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是在丝织品，就是绢帛上作画。由于技术水平的原因，不能造出纯白的丝织品。所以，古人在画完画之后，再在画作的空余部分描上白色，整幅画的色彩在白色的衬托下，就更加鲜明了。
当子夏听孔子解释了作画的次序之后，问了一句：“礼后乎？”难道礼也是后来才有的吗？什么意思？礼并不是本来最有的，它是后来才出现的，那么，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就是仁爱的心，就是内心真实的情感。人对同类的恻隐、慈爱、同情的心是天生就有的。
孔子一听，大受启发，高兴的说，子夏，你这个小子不错，说出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值得表扬。下回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也就是说，子夏，你的水平不错，可以讨论更高层次的问题。
两种观点都是有根有据。我个人的看法，孔子的思想应该是“礼治德化”。礼治，侧重于政治，主张以礼治国；德化，重点对百姓进行人伦教化。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制度，主张以外在的规范来约束人，一个是强调道德修养，期许百姓以内在的良知进行自我约束。
从孔子的后学来看，他的礼治思想得到了荀子的继承，荀子的学说，主要强调的是礼，他认为人性有恶，必须有礼教的约束才可以使人向善。他培养的两名弟子韩非和李斯，从礼治发展到法治，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
孔子的德化思想被孟子所继承和发扬，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没有这四种心，就不是人。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辞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以性善说为基础，孟子游说君王，要求行王道仁政，照顾百姓生活。
两家学说都有不足。荀子重礼，也就是重秩序，最后流变为法家，片面强调以外在的制度来约束人，走向严苟的法令，不大重视人的平等、自由等抽象的权力。孟子重仁，最后流变为保姆主义，象保姆一样照顾百姓，并且地位越高的人越要带头，过于理想化，实际上没几个人做得到。所以，孟子嘴唇说破了，也没有哪个君主听他的。
最后，两家合流，在汉武帝的时候确立了儒表法里的统治秩序，用他们的说来说，就是杂家，霸王道。
在我看来，礼和仁并不能分开说，一分开说就有问题了。孔子自己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在的仁爱之心，礼有什么用，乐又有什么用？“礼云礼云，钟鼓云乎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说到礼的时候，难道仅仅是钟鼓奏出的美妙音乐吗，难道是礼尚往来互相赠送的礼品吗？他还谈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治手段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整顿百姓，百姓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教育百姓，用礼乐来整顿百姓，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自觉守规矩。”
最有名的对话当然是孔子与他的得意弟子—颜回之间的对话。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颜渊问怎样做才是行仁。孔子说：“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行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人就会认为你走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了。行仁，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问：“请问行仁的方法。”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些话去做。”
这段话最重要的就是“克己复礼为仁”这六个字，这六个字是说，努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积极实践礼的要求，就是行仁。可见，行仁离不开礼；当颜渊问行仁的具体的方法的时候，孔子回答，一切都要依礼而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段话说的很清楚，仁和礼不分家。
孔子还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孔子说：“质朴超过了文采，就会粗野；文采超过了质朴就浮华。文采和质朴相辅相成，配合恰当，这才是君子。”
质朴，就是内在的真诚，类似仁，文，就是外在的修饰，类似礼。真诚过了头，不知变通，就显得很傻气；文饰过了头，就显得很假，作秀，摆谱。
你看日本人，一见面就哈依哈依，四十五度的鞠躬，不停的鞠躬。但这非常的仪式化，内在并不一定有真诚的情感，好象要完成任务似的，不鞠躬就不行。
孔子特别强调中庸，何谓中庸，就是恰到好处，内在的情感与外在的礼仪配合得体，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仁和礼不分家，一旦分家了，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讲，就有粗鲁的问题，或者作秀的问题。
从政治方面来讲，强调礼就会走向法家，强调仁就会过分理想化。我们需要法制维护社会秩序，但又要明白，法制维护的秩序不能忽视人民的自由的权力，法制不能以秩序为借口，剥夺人民的正当权利。那些以秩序的名义，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做法与孔子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礼的来源是西周的宗法制度，内容非常的丰富，基本上囊括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伦规范、社会风俗等等方面，用现代的词汇来表达这个礼字，基本上只能起个相似的作用，很难说得全面。
礼乐制度下百姓的生活，孟子曾经有过一番浪漫的描述。
礼乐制度是建立在井田制度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所谓井田，就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把一块平整的土地分成九份，之间有阡陌、沟渠，九份田由八家农户耕作，八家农户各耕一份，叫私田，收成归自己，中间的一份叫公田，八家共同耕种，收入归公室，也就是诸侯或大夫。而且必须先把公田种好了，才能种私田。
孟子在回答滕文公怎样治国的时候，曾经谈到了井田制度的这个特点，“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并且孟子引用了《诗经•小雅•大田》中的一句诗来证明他的观点:“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下雨的时候啊，先把公田灌溉好了，再灌溉我的私田。接着孟子谈到井田制度下的人民百姓的生活的时候，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孟子•滕文公上》）
百姓丧葬迁居都不离开自己的家乡。乡里土地在同一井田的各家，出入相互结伴，守卫防盗相互帮助，如果有人生病了相互照顾，百姓之间亲近和睦。孟子对井田制下的小共同体生活描绘的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纯朴，非常的令人向往。
后来，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时代解体了，什么原因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心不古。刚才我引用了诗经的一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干劲特别大，愿意为公田多干活，但时间久了之后，大家就懈怠了，自私的心上来了，在公田干活偷奸滑耍，在私田干活积极性高得不得了。到了秋天，从事公务的领导层一看，自己的收成这么差，但私田的收成却那么好。干脆就改了，把公田、私田都废了，统一按田亩收税，耕多少地，收多少粮食。以前公田的收入与私田的收入每年都随气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丰年的时候，公家与私家收入都提高，有水旱灾害的时候，公家与私家的收入都下降。现在不一样了，也不管你丰年还是水旱灾荒，反而公家的收入稳定了，旱涝保收。但私家就出问题了，丰年有多余，水旱灾荒之年不够吃，还要交公粮。民间与官府的矛盾就越发激烈了。
我看过吴思的一本书，吴思就是发明潜规则的知名学者。在书中吴思回忆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附近的郊区下乡当个村干部，当时土地共同耕作，大家计工分。但是每家每户有自留地。大家在自留地干活，积极性很高，在公家的地干活，就比较偷懒。给地浇水的时候，因为水资源有限吧，浇公家的地省着水用，浇自家的地拼命用。吴思在现场的时候呢，就老实一点，吴思一走就只管自家的地了。
当然，井田制度的破坏责任不能推到人民百姓身上，最根本的原因是统治阶层首先堕落了，不顾礼的规定，奢侈享受，甚至穷奢极欲，不再体恤底层人民。孔子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世道乱了，根本在人心乱了，所以，要挽救改造这个社会，根本的是要正人心。所以，他提出了仁的概念，希望能够形成人人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而且要求领导阶层带头，主动关心爱护底层百姓，自觉的接受礼的规范和约束。这大概就是孔子承礼起仁，或者说礼治德化思想的逻辑关系吧。
那么，肯定有人会问，到底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
谈性善还是性恶是孟子和荀子的事，《论语》的记载，并没有谈到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孔子只说过一句“性相近，习相远。”子贡曾经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的文章，听到过，但孔子讨论性与天道的问题，就没有听说过了。
人有自私的一面，也有同情心的一面，这是人的自然性，本没有善恶的分别。但随着人类智识的发展，人有了好坏的观念。比如喜欢吃海鲜，超过吃鸡肉，喜欢吃鸡肉，又超过吃土豆。但资源是稀缺的，于是互相争夺，争夺的极致，就什么手段都出来了。因此，善恶的观念也出现了，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损害他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恶，出于同情心，不计较个人利害，帮助别人就是善。
孔子没有强调人性善还是性恶，也许是对的。因为强调某一点，就会有偏，说性善，其流弊之处好像满大街就是尧舜，都是圣人，也太理想化了。说性恶，流弊之处就是慢慢的走向法制，人不再是政府服务的对象，而是管制的对象，人民百姓自由的权力就受到巨大的压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