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出去年在纽约买的一本书《当呼吸变成空气》重新读了一遍，和第一遍读时一样，深受感动、震动，因此很想把这本书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书的作者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印度裔美国人，原本是斯坦福医院的优秀神经外科医生，前途无量，深受器重，得了很多全国性的研究奖项，还收到好几所名校教职的offer。

然而在2013年5月，36岁的他被确诊患了肺癌。这个年龄的人，得肺癌的比例只有微小的0.0012%。

从那一刻起，他从救死扶伤的医生成为了挣扎求生的病人。

脱下外科大夫的手术服，他换上了病号服，就住在他的病人们住过的病房里。

在生命最后的22个月里，他拼尽全力写下了这本When breath becomes air。去世以后，书出版大卖，登上《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作者没有花多少笔墨记录自己日常的治疗，也没有借病痛做催人泪下的煽情，更没有熬制热爱生命的鸡汤。

相反，他直视死亡的阴影，用冷静又诚恳的文字写下了他的思考——关于生命的目的，关于死亡的意义，关于人性、道德和哲学。

而这一切思考，因为他亲身经历了与死亡的搏斗，也因为他曾经作为医生目睹过许多生死，而显得格外深入，格外有分量。

书一共分两部分，其中后半部分讲的是他患病后的生活和心路历程。但我更喜欢的是第一部分，讲的是他自己的成长和教育，以及在斯坦福医院实习和担任住院医师六年多的经历和感悟。

说一些书里让我印象深刻的内容吧——虽然不可避免要剧透，但我相信看过我的简要介绍以后，你只会更加想看原著。

而且虽然我这里讲了几个故事，但书里还有更多我没有讲的故事值得你去细细品味。

1、保罗从小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志向是成为一名作家。

他的父亲、叔叔和哥哥都是医生，但在斯坦福，他在四年的时间里读了英语文学学士、硕士和生物学学士三个学位，然后去牛津读了医学史硕士。

保罗接受的文学教育让他一直苦苦思索道德、哲学、生命和死亡的意义，而他最终又弃文从医去读耶鲁医学院、并选择做神经外科医生的原因，是他意识到：

文学讲述了身而为人的意义，而大脑，却是构建所有这些意义的物理机制。

2、医生、尤其是神经外科医生，是最忙最苦最累的工种。

医学院的学生通常会在毕业后选择那些挣钱多、轻松体面的科，对于神经外科，大多数学生都避之不及。

开始工作的头两天，保罗就没有离开过医院——因为太忙了。

后来的几年，每天早上六点他就要到达医院，周末也常常没有休息。虽然按照法律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8个小时，但他实际的工作时间往往是100多个小时。

工作的时候，他努力保持精神抖擞，半夜时常常需要靠喝能量饮料提神。

可是一走出医院大门，身体就松弛了下来。虽然从医院开车到家里只要15分钟，但他常常连这15分钟都坚持不了，好几次走到停车场，就坐在车里睡一会儿。

有时候回到家打开门，就躺在地板上睡着了。

3、神外医生不仅仅是每个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而且是最好的医生。

这句话，是保罗在书里写的，充满自豪。

神经外科大概是所有医学门类里最难、对医术医德和完美主义要求最高的一科，因为神外医生直接在病人的大脑上做手术，而人脑精密无比，每一个部位都有功能区分。

在保罗工作的斯坦福医院，每一个神外医生都被要求用左手吃饭，因为要保证双手的熟练和灵巧。

手术刀偏离一两毫米，病人就可能全身瘫痪，除了眨眼别的什么动作都做不了。

保罗讲到一个8岁患儿马修的故事：下丘脑上长了肿瘤，不切除就意味着童年从此要生活在无尽的放射性治疗之中，如果切除又有巨大的风险。

最后马修的母亲选择了做切除手术。

四年以后，保罗又一次见到了马修，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性情暴躁的小胖子，马修母亲的身上全是他抓出来的紫色抓痕。

原来，下丘脑掌管睡觉、饥饿、渴和性。在之前的肿瘤切除手术中，马修的下丘脑受到了轻微的损伤，除了吃和发脾气打人他别的什么也不会了。

4、当然，也常有奇迹。

有一个性情暴躁的中年男病人，肿瘤覆盖了大脑控制语言的区域，保罗认为这样的肿瘤铁定无法在不损害语言能力的前提下完美切除。

但是，病人不依不饶，一定要做手术。医院没有办法，只能答应。

一般做脑外科手术的时候，病人是保持清醒的，因为医生需要病人的配合，不时试探各个部位看病人的反应。

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这个中年男人一直催促保罗加快速度，甚至一直骂骂咧咧：快点，快点，把这个该死的肿瘤从我脑子里摘出去！

到最后他发现保罗停了下来，更加生气了：你这个白痴，停下来做什么？我叫你快点把肿瘤摘掉！

保罗指指一旁已经摘下来放在培养皿里的肿瘤，说：手术已经做完了。

是的，手术很成功，病人已经切除肿瘤的大脑焕然一新，仿佛在闪闪发光。

只是唯一不能用医学来解释的是：为什么在做了这样一个手术之后，这个病人的语言能力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保罗在书里幽默地写道：也许大脑负责语言的区域和负责骂街的区域，是不一样的吧。

5、作为医生，保罗日常需要面对许多生死时刻，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重负。

有一次，一个婴儿出生时没有大脑，保罗无奈地对婴儿的母亲宣布，这个孩子活不下来。

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他打开电台，听到新闻说加州大旱。那一瞬间，他的心底像被什么触动，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保罗的妻子露西也是医生。在他们还在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们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看一堆病人的心电图，那是他们的培训材料。

在看到其中一张图的时候，露西哭了，因为从那些不规律的线条上能看出来病人心律失常，最后心搏停止。

也就是说，在他们看到那张心电图的时候，那个病人早就已经离开了人世。

尽管那只是一张培训用的心电图，不知道属于谁，但是一个生命的逝去，仍然让露西感到痛惜。

6、保罗说，他永远记得自己第一个死去的病人。

那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看上去身体健康充满活力，在后来的尸检中发现，她的身体器官年轻得像是只有50多岁。

老太太是因为便秘而去的医院，结果发现是肠梗阻。一个晚上，连续工作了十多个小时的保罗在确定老太太病情稳定以后离开了医院。

结果半夜的时候电话响了，老太太病危，他匆匆忙忙赶回医院，在紧急救治处理之后把老太太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之后的十几个小时，保罗一边处理急诊室里挣扎求生的另一个病人，一边牵挂重症监护室里生命体征越来越弱的老太太，两边奔跑。

等到老太太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他终于能够离开医院回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5点钟了。

两个小时以后，7点钟，电话又响了：老太太又昏迷了过去，重症监护室正在给她做心肺复苏。保罗再次冲回医院，看到老太太又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这一次，他不敢再回家，在医院外面随便吃了点东西。到8点钟，他再次接到电话：老太太最终没有撑过去，走了。

保罗说，对医生来说，死亡带来的压力和悲痛每时每刻都在弥漫。

“有时候，你把它们当成空气一样呼吸了进去，根本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可是另外一些时候，重压让人窒息，我就像是被困在夏天的热带雨林里，淋湿我的除了汗水，还有家属们倾泻的眼泪。”

7、但是，死亡见得多了，难免习以为常。

保罗在斯坦福医院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Mari。

有一次，Mari被安排协助做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手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之前，医生通常会在病人的身体上开一个小口，观察一下癌细胞是不是已经扩散。如果是，那手术就没有意义了。

当时Mari已经长时间工作，精疲力尽，一想到一旦开始手术，就需要在手术室里再站上九个小时，所以她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病人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无可救治。

结果，如她所愿。病人身上的刀口被重新缝上。

Mari先是如释重负，她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很快，深深的羞耻和自责涌上了她的心头。

她冲出手术室，跑到医院的走廊里，坐下来嚎啕大哭。

8、工作的第一年，保罗羞愧地发现，自己对死亡这件事也逐渐习惯乃至麻木了起来。

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地和病人一起亲历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而只是像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不是"in those moments"，而只是"at"。

有一次，他正在医院餐厅吃午餐——一罐健怡可乐和一个冰淇淋三明治，一个骑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的年轻人被送进了急诊室。

他把冰淇淋三明治往电脑后一扔，就冲了过去。

在抢救了三十分钟以后，那个年轻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生们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

就在这个时候，保罗想起了他那块冰淇淋三明治。在一个同事的掩护下，他悄悄溜回办公室，把已经融化的冰淇淋放进冰箱速冻。

半个小时后，那个没有被抢救回来的年轻人的家人来到手术室和遗体告别。

同一时刻，保罗打开冰箱，吃起了那块被抢救回来的冰淇淋三明治。

“真好吃，”他这样想，但同时在心里深处的某一个角落他又悲哀地意识到，成为医生短短几个月以后，他的道德水准并没有提升，反而大大地退步了。

9、几天以后，他听到一个噩耗，他在医学院的好友同样在交通事故中去世。

那一刻，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交通意外去世”不再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画面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意识到自己对病人失去了同情心(failed empathy)，只是把一个个病人当成必须完成的工作，机械地给他们做治疗，却往往忽视了他们身体和心灵上所承受的痛。

“作为医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毕竟人终有一死。我的最高理想，应该是引导病人和家属去理解死亡和疾病。

一个头部遭受重创而血流不止的病人被送到医院后不治，家属会怎么想？

是觉得医生已经尽力而平和地接受，还是觉得医生没有尽力而从此带着痛苦和遗憾？神经外科医生和家人的第一次对话可能会永久地决定家属态度的差异。

当手术刀无法施展的时候，语言是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

从此，他调整了自己面对病人时的态度和心境。

病人所要签署的手术授权书，在他看来不再只是对风险的提示，而是医生和病人所立下的契约：我们要并肩作战，我承诺尽我所能，带领你到达健康彼岸。

10、每次在给病人的大脑动手术前，保罗会试着理解病人：

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身份，他的价值，是什么让他的人生有意义？

对病人用情太深，给了他沉重的情感负担，一旦手术失败带来的负疚感难以回避。

但他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他从此不再怀疑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份工作，也不再怀疑这份工作的价值。

而这些负担，也正是医学如此神圣的原因——医生选择背负起别人的十字架，不管不顾自己被十字架的重量压垮。

很多医生都会有同样的负疚感和责任感。

有一次，保罗的一个医生朋友Jeff，因为没有能够救活自己的病人而跳楼自杀身亡。

听到这个消息，保罗觉得非常内疚。他说，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在Jeff做完那次失败的手术、走出医院大门之后，陪在他的身边，和他讨论生和死的意义。

“病人的生命也许有赖于我们，但死亡总是会获胜。即使你是完美的，但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

11、得了肺癌后的保罗，同样经历了许多绝症病人会经历的几个典型阶段：

从拒绝相信，到感到愤怒，到内心深处和命运讨价还价，到不可避免地伤心绝望，再到无奈而平静地接受。

在接受治疗之后，他的肿瘤一度得到了控制。在医生的允许下，想要重新寻找生命意义的他又穿上了外科手术服，回到斯坦福医院继续每天16小时的工作。

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他带着一堆CT扫描图回到办公室，里面有病人的检查结果，还有一张是他自己的。

8点，他看完病人的CT图，摊开了自己的那张图。那上面，显示有一颗新的肿瘤长了出来。

这一次，他没有害怕，也没有愤怒，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第二天，他上完最后一天班，做完最后一个手术，挥挥手和同事们告别。

这一次，他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将永远地告别热爱的手术台。

12、作为一个医生，保罗经常需要作出判断——

哪些病人是可以救的，哪些是救不活的，还有哪些是不应该救的。

比如，有些病人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把他们送进手术室，即使能维持生命，他们也会变成植物人，再不能说话，生活无法自理，从此要靠导管生存。

像这种情况，保罗认为就是比让病人死去更严重的过失。

当保罗自己的病情急剧恶化时，他同样选择了放弃治疗，在妻子和家人的陪伴下，接受吗啡注射告别了人世。

他争分夺秒写下的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完结，就画上了匆忙的句点。

书的最后，是保罗深爱的妻子露西写的后记。

她这样写道：保罗带着优雅面对疾病的每一个阶段，但是这种优雅不是虚张声势，不是对于自己能“克服”或“击败”癌症的虚假信念。

“直面绝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爱——袒露自己的脆弱，满怀善良、慷慨与感恩。”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假装在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