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来的中国故事在城市

农耕社会是等级分明的，士农工商，作为统治阶级的“士”是精英阶层的数量十分有限，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体，农耕社会中的城市规模有限，城市居民是为“士”服务的阶层，城市居民中，官吏都是很小的部分，更多的是小商小贩，为官吏服务，商业流通，货物流通在农耕社会中并非主流，商业发达的莫过于宋代。中国城市发展最大的也是秦汉的咸阳，至唐朝的长安，扬州，背诵北宋代的汴京，南宋的杭州，中华繁华城市向来是政治中心，可见农耕社会中城市的发展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工业社会中，城市的繁华与商业的繁荣紧密相关，清代广州十三行，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均是商业繁荣造就了城市的发展。农业社会中，农民才是主体，市民是小众，现代社会商业繁荣至此，城市化至今，市民已经成为了主体。乡村的衰败和日渐凋敝已成事实，乡村历史文化的河流日渐消瘦，断流的危险愈来愈严重，正因为凋敝和衰败的危机已经显现，所以才会有振兴乡村，建设农村的号召，至于能做到何种地步，当下只能说“任重而道远”。即使是在农耕社会时代，文化向来也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农民阶层缺乏喉舌，当然乡村文化和乡土文化从来不缺乏记录和传播者，但他们却都生活在城市。如今城市激增，市民成为主体，反而城市文化却受到了冲击，城市文化趋同，地方特色渐渐消除了底色，语言文化的方言顶不住普通话的普及，地方饮食文化阻挡不了连锁餐厅的同质化，至于服饰早在商业快速流通和信息及时流通中完全趋同了，唯一不同的就剩地理差异和历史文化的遗迹了。城市的特色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内在的城市文化来标注和注释了。中国梦，城市梦。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城市故事，是城市文化的未来和前途所在。城市从来不缺乏文化，如何记录当下的故事，如何讲好当下的故事？是文化传播者必须践行的道路。

当传统的“中国”遇上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时候，“China”就被理解成为了“拆那”。中华文化太过悠久和博大精深了，所以我们向来不会珍惜，在破坏和摧毁的时候，唯有在过后要用到，需要的时候才会感叹当初的冒失冒进缺乏远见了。建筑文化拆除是破坏和毁灭，文化延续和文化创造其实需要完全打破，推陈而后出新，文化的延续和繁荣向来是踏着前人的肩膀和“尸骨”前行的，这在文学上称之为“挞伐”。当商业文明在杭州这座城市焕发出荣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想着法子创造当下的文化盛况和精神充盈。

（二）书评

杨东平，文化学者，这本《民谣中的城市》是其关于城市上世纪九十年代志本世纪处十多年城市变迁和发展的随笔集，关于城市，关于城市文化以及人生。其中不乏城市的时代印迹，然读后并未有过多的感悟，毕竟这已经是离我远去的时代了。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被圈养起来的求学时代，与社会共经历同发展的工作时代，以及被时代遗弃后奔向死亡的最后时刻。对于过去的时代，了解还是有必要的，因此记录描述当下就更显得重要了。

（三）摘抄

中国城市多有外国名城的美誉别称，哈尔滨称之为“东方莫斯科”；苏州称之为“东方威尼斯”；上海称之为“东方巴黎”。

北京和巴黎两个文化之都的差异清晰可见。一位中国留学生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比较过北京和巴黎：位于永定河之北的北京是典型中国式的“单边城市”，塞纳河横贯的巴黎则是欧式的“双岸城市”；北京的城市格局是方正规整的“井田效应”，巴黎则是由中心向外扩散的“涟漪效应”；北京城市以西向和北向为主的发展潜含了一种“内陆取向”，而巴黎沿西北向发展的“历史性轴线”，表现了一种明确无误的海洋取向。

昔日到上海滩去打天下的冒险家，如今要么南下发财，要么北上出名。

要看中国的两千年，请到西安；要看中国的一千年，请到北京；要看中国的一百年，请到上海；要看中国的近十年，请到广东。

到了东北才知道胆小，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海南才知道身体不好。

城市打狗的历史向来久远，捕杀无证黑狗确有必要。有人说打狗运动起源于战争时期，当年抗日游击队转战于“高家庄”、“马家合子”，经常因狗吠暴露目标，为了抗日大计，于是将华北平原的狗消灭殆尽。对狗的憎恶在城市却是政治性的，视为一种需要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和电影中，见过达官贵人牵着狗趾高气扬地招摇过市，养猫，养鸽子，摆弄花鸟虫鱼那都是消磨革命斗志、玩物丧志的不良行为，在那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我们对狗的态度依旧，尽管它再也不会导致八路军的暴露和伤亡，也不再与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划伤等号，它当下的主要罪名是咬伤人，传播狂犬病。

“见血娱乐，真正的娱乐致死，到娱乐至死。"见血娱乐，以猎杀为乐，打猎，狩猎，渔猎。

美国大片《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