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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坟没有坟，那只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地方，那里有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是陕西师范大学，我的系是政教系。我常戏说自己是陕西吃饭大学睡觉系的，别人听了不免发笑。
1990年9月2日，我到吴家坟，去师大报到。那是我第一次进省城西安，也是我从一个放牛娃变成大学生的日子，所以记得格外清楚。
那天上午，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扛着一个木头箱子，从火车站坐上师大的迎新客车，沿着环城西路南下，进入长安路，通过师大路，开进老西门，在学生食堂前交验录取通知书，最后被两位学兄带到了21号楼209宿舍。
第三天是开学典礼。校长王国俊郑重其事地介绍说，我们这个地方叫吴家坟，属于雁塔区长延堡街道。从此，吴家坟就成了我在西安最熟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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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吴家坟是西安的远郊，偏僻而荒凉。
师大门口的长安路，汽车不多，骡车马车却不少，骡马留下的粪便随处可见。路两边没有几家店铺，随处可见破旧的砖墙，白天行人不多，晚上更是冷清。
我曾经问一位老师，当初为什么把师大建在这里？他说，1952年建校时，西安的发展规划是放弃老城区，重点建设南郊，所以师大就选址吴家坟。
可是，后来西安的发展方向大变，老城区依然是重点，师大就被扔在了荒郊野外。
吴家坟人气最高的地方，应该是师大新西门外，是3路公交车站。那里有来来往往的车辆，有上上下下的乘客，对面还有杨家村的商贩，是长安路上的繁华地段。
开行于陕师大和火车站之间的3路车，由两节米黄色的车厢胶接在一起，是当时西安最大最好的公交车。全程19.5公里，21个站点，票价0.4元，这些数字我耳熟能详。
刚入学那段时间，我总是想家，经常站在3路车站，看着一批又一批到站的乘客，希望遇见熟悉的亲友。有一次，我果然看到了一位高中同学，惊喜不已。
师大总共有五个门：两个开在长安路上的西门，一个开在瓦胡同里的小南门，一个开在翠华路上的小东门，还有一个隐蔽在家属区西北角的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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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长安路的两个西门，北边师大路尽头那个叫老西门，南边的叫新西门。
老西门里有一段砖墙，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陕西省地图，地图很详尽，甚至标明了我家的小山村，引得我常常驻足。
绕过这段砖墙，就是学校收发科，那里有一排齐头高的木头架子，上面排列着几百个信箱。我们政教90级的信箱是128号，三个班共用，我们的来信地址就是“陕西师大128＃”。
那时候打电话极为不便，更没有电脑网络和手机，只能通过书信与远方的亲友联系。大学四年，我写过几百封信。每次写好信，装进信封，胶水封口，贴上邮票，就投进老西门口的绿色邮筒里。
给女同学写信要格外用心。先打草稿修改，再誊写到印有底纹的信纸上，折叠成好看的L形状，放进不透光的牛皮纸信封，再端端正正写好地址姓名，贴上带有精美图案的2角钱邮票。
把信塞进老西门外的邮筒，有时还要拍打一下，从缝隙里窥探一番，绕着邮筒转一圈，再三步一回头地离去。
我们都盼望收到来信。每天的来信由收发科分拣，投入各个信箱，再由各班负责人开箱取回。掌管128号信箱的是一位姓叶的女同学。大家看见她都要问：有我的信吗？有我们宿舍的信吗？
我脸皮薄，不好意思问，就从她面前多晃悠几次，期望被叫住。
出了老西门，就是狭长的师大路。那里没有多少店铺，只有师大邮局、几个饭摊，还有外语学院的大门。邮局是我们买邮票取汇款的地方，饭摊是大家请客吃饭的去处。
饭摊上卖的，不过是几毛钱一碗的馄饨和米线。每到傍晚，那里就会坐满师大和外院的师生。记忆中，我在那里吃过一次馄饨。因为我收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就被舍友们拉出去请客。
外院的大门是拱形的，有西洋特色。进出外院的女生远比男生多，那些女生都挺洋气，浑身洒着香水，走路挺胸抬头，说话夹杂洋腔，令我敬畏而自卑。
相形之下，被戏称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师大，多数学生出自农村，朴实得土气。我们班52人，入学前是城市户口的只有12人。
外院的女生和男生是分楼居住的，女生楼禁止男生进入，楼下常常有一些衣着体面的男生，他们若无其事地站着。
大三那年，我们师大也分楼了，女生集中在20号、21号宿舍楼，下面修起了围墙，男生不能进，很多人就在门口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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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门是师大的脸面。我上大一大二时，那里还是一个老式大铁门，门口有一段空地，外面才是长安路。那里是小商贩的势力范围，他们推着三轮车，大声叫卖水果和小吃，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我上大三时，新西门被扩建成了如今的开放式大门。
新西门紧邻我们班的1103教室，从那里进出大门很方便。无论课间休息时间还是晚自习之前，我都喜欢去长安路上溜达一圈。
新西门对面是杨家村，里面租住着师大的一些自费生。村里有一个“塔龙照相馆”，我们在那里洗印过毕业照。
杨家村的村民比较横，他们经常在长安路上摆摊卖东西，顾客主要是学生。大一那年夏天，我帮助过一个受欺负的师大女生。
那是一个傍晚，我照例从1103教室出来，在长安路上转悠。我看见对面的摊位上有一大群人，似乎在围观什么，我过去查看。人群中，一位女生遭受着几个男性村民的粗暴呵斥。
原来，那女生拆开了一双袜子的包装，却没钱买下来，因此遭受责难。我挤进去，问那双袜子要多少钱，对方开口就要5元，其实平时只卖1元。
我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于是跑回教室，向同宿舍的马同学借了5元。可是，当我再次赶到那里时，围观的人群已经散尽，女生和摊主不知去向。
我急得团团转，最后冲追进村子里，在一个小巷子口将女生赎回。当时，她正被两个中年男人拉着走，说是要回家理论。
我们一进校园，她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我们在图书馆前坐了很久，我笨拙地说了着些安慰的话。我们都住在21号楼，她是电教系的，比我高两级，家在新疆伊犁。
第二天，她带着闺蜜来到我宿舍，还了钱，表达谢意。我们并没有成为朋友。每次在路上和宿舍楼里遇见，她总是躲着我低头绕行，我们再没有任何交往。
第二年7月，她毕业离校，据说分配到了伊犁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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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的南门比较偏僻，很少有人出入。但我熟悉南门，南门外有天坛遗址和一片貌似操场的空地，还有瓦胡同村，我多次穿行其间。
天坛遗址只是一座土山，山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在杂草丛中，我发现过野鸡和田鼠，还有几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我猜想那是盗墓贼的杰作，不知道唐王留下的宝物是否安好。
南门口有一条长长的巷子，从西到东连通长安路和翠华路，那就是瓦胡同村。
瓦胡同村其实就在21号宿舍楼下。大一那年春天，21号楼东侧的院墙被人开了一个洞，外面的村民三三两两进入校园，很多自行车被盗，人心惶惶。
21号楼403室住着七个女生，其中六个是我们班的，另一个是二班的。有一次，我去她们宿舍发饭票，看见窗玻璃上有两个圆形的小洞，我感觉那是枪弹射击造成的，就要报警。姚同学解释说，那是外面的人用弹弓打的，当时声音很大，他们被吓坏了。
她们宿舍曾经失窃，不知道是谁干的。为此，我找到辅导员曹老师，为丢钱的两个女孩申请了学校的困难补助，每人20元，这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
瓦胡同村西口有一家私人诊所。大一那年夏天，我脚母趾发炎，肿胀疼痛，长久不愈，就去那里求医。医生是一位中年男人，他仔细查看了伤情，然后背抄着手来回踱步，神情严肃。
我追问病情，他说需要做抠甲手术，就是要把脚指甲连根切除，费用至少需要500元。天啊！我哪有那么多钱？而且我也不愿失去宝贵的指甲。
我从师大医院开了些消炎药，坚持服用一星期就痊愈了。从此，我再也不进私人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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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师大家属区，出了小东门，就是翠华路。翠华路止于瓦胡同，当时很偏僻。那里有27路公交车，开行于植物园和东郊胡家庙之间。
我家乡的很多人在三府湾药材市场经商，那里有发往我老家的长途班车，所以我经常乘坐27路车。
翠华路南端的中科院西安植物园，一年四季景致万千，我很喜欢去。春天，草木萌发，百花齐放，处处闻芬芳；夏天，绿树成荫，莺歌燕舞，处处有美景；秋天，落叶缤纷，层林尽染，处处留诗意；冬天，枯树残荷，寒霜白雪，处处显沉寂。
在植物园的东北角，有一个山坡，坡下是一片柿树林，坡上是一片银杏林。每年秋天，坡下红叶遍地，色彩斑斓，坡上金叶飘飞，阳光灿烂。我们在那里举办老乡聚会，欢歌笑语不断。
然而，植物园并不能常去，因为要买门票，票价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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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园南边，沿着瓦胡同村的巷子向东，几百米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每年三四月，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田野里麦苗青青，尽显勃勃生机。我经常走到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庄稼长势，想念家乡的人和事。
我的老家在秦岭山区，农时比关中晚一些。
当关中的麦子开始拔节，老家的麦苗才完成分蘖，此时我的父母应该在田里锄地；当关中的麦子开始扬花，老家的麦苗才开始抽穗，此时我的父母应该在田里除草；当关中的麦田开始泛黄，老家的麦子才开始灌浆，此时我的父母应该在田里套种玉米。
当关中的麦子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白花花的麦茬，老家的麦田才刚刚开镰，此时我的父母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他们在麦田里挥镰收割，在晒场上扬枷打粒。
麦熟时节，我会找理由向老师请假，赶回去帮父母干活。
我曾经从那里一直向东，穿过曲江凹地广阔的农田，穿过寒窑遗址荒芜的山沟，来到西安精神病医院，看望一位住院治疗的小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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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常常伫立在长安路，仰望高耸入云的电视塔，凝视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我思念家乡，幻想未来，胸怀天下。
黄昏时分，街灯亮起，周围幽静安详。长安南路，两排星星点点的灯光绵延不绝，一直向北，连接远天，好似一条通向天国的彩虹，让我心生无限遐想。
四年岁月并不漫长，大学时光转瞬即逝。我的青春在校园里燃烧，我的梦想在图书馆升华，我的乡愁在麦田里融化，我的爱情在信箱里发芽。
吴家坟不只是一个地方，那里有我的大学、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我的乡愁。如今，25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着它。
2019年5月20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