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师好：
结合今天老师讲到的内容，杜撰小文一篇，解读一下北宋社会中后期的众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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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浒传》的剧情和人物设置谈养士
—— 也谈苏轼的洞察力
每种人都有生存权，无论忠奸善恶，社会都会给他一席之地。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而政府就像一个大家长。社会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非要分出个善恶忠奸，对做坏事的和吃白食的赶尽杀绝，到头来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反弹。原有的平衡打破了，新的平衡又建立不起来，社会处于强烈的不安与动荡之间，政府忙于奔波，百姓苦于政策反复无常，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真空，人的贪嗔痴的真性情被完全压抑，这样的社会只是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现实中并不存在。
苏轼的超前与伟大在于他看透的社会演化的本质，看透了在社会治理中，人心与人性不是土石砖瓦可以随意搬迁；而是洪水猛兽只能因势利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查则无徒”，王安石一味的治世，最后只能成为孤家寡人。社会治理不在于设计，而在于落实。刘晗老师在法律通识课中就讲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以约束社会绝大多数人为准绳的，看上去完美的法规，如果得不到落实，高高在上的挂在那里，不仅起不到法律的效力，而且只能降低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治理永远都在于团结绝大多数人，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样的成本最低，最符合社会演化的自然法则。
如果说苏轼的《养士论》诠释了社会治理的哲学本质，那么施耐庵的《水浒传》则形象的刻画了北宋社会中后期的众生像。在水浒宇宙中，从庙堂到江湖中的一切，没有法律，只有关系；没有政治，只有人性。智、勇、辩、力各安其位，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对应的作用。一担朝廷的政策发生变动，聪明人、勇士、口才好的人和武力值高的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时，社会中的各种怪现象就如雨后春笋适意生长。
结党营私、贪污舞弊、欺行霸市、打家劫舍、拦路抢劫、揭竿而起、英雄逐鹿的事件就像世事轮回，不时间就会爆发出来，政府往往按了葫芦起了瓢，疲于奔命。一众看客们有嗑瓜子的，有挽袖子的，有招揽生意的，也有闭目养神等待时机的。他们天生就比普通人强，不会心甘情愿的去做普通劳动者，也不甘心过一辈子穷日子，所以聪明的统治者会把富贵拿出来和这四种人共享。招安是一个好方法，对极端势力从内部进行分化，最后引洪水东流，将人心中积蓄的势能化解与无形，最后尘归尘，土归土。但这种情况毕竟要有机缘，就像物质的湮灭，有正物质，也要有反物质对消才行。
对于大势的判断更多的是存在于庙堂，要宋神宗、王安石、蔡京和苏轼去考虑，而对于局中各个阶层的“劳苦大众”来说，无非是混口饭吃，而智、勇、辩、力就是他们的带头大哥。他们中有对社会不满，天生豪强的，如晁盖、阮氏兄弟等；有受了冤屈，走投无路，彻底革命的，如林冲、武松、鲁智深等；有希里糊肚走上反抗道路的，如李逵等；也有被拉下水去，政治投机的，如宋江、柴进、卢俊义等。这种情况一旦形成规模，对封建王朝政权的威胁极大。而从组织形式上说开始他们又是自发的，而后期形成对抗朝廷的大势，溯本求源更多的是被利益集团所利用，就像秦末、隋末的农民起义一样，有的是旧氏族，有的是大门阀。
因此从哲学高度上看苏轼在《养士论》中看问题的眼光还是很犀利，不仅能纵观了历史，还能够展望未来，这一点从新党蔡京的宦海浮沉和北宋中后期的社会演化中都有反应。即使把他的观点放到世界思想史的层面去审视，也不乏知音者，马可·奥勒留的名著《沉思录》，霍布斯的《利维坦》都对这一点有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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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必要的恶”固然不好，但问题是，剔除“必要的恶”只会更坏。在霍布斯的学说里，国家作为利维坦，正是表现出了这种“必要的恶”，才能得到政治上最经济的治理。
亚当•斯密将国家治理赋予经济学上的的意义，私下里十分认同，无论是《国富论》还是《道德情操论》都从人性层面讲透了国家和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感谢老师精彩的分析，观点深刻又振聋发聩。
祝安康！
启航
2020年2月20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