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军校，系指存在于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二年的开设于直隶保定的陆军军官学校。这本来并不存在争议，但一些著文者，或对那段历史不甚明了，或掺杂了某些名利方面的因素，在关于保定军校的介绍中，却往往有着极不严格也很错误的定义。比如1983年出版的《河北近代大事记》中，对保定军校的记述是这样的，“保定军官学校成立于1906年5月8日，开始名为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段祺瑞任督办；1907年改为武备学堂，并令每省保送学生百人；辛亥革命后，又改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方震；”短短几句话，几乎没有哪一句不是错的。

如果说上面的表述错的太离谱，反而容易纠正，那么还有另一个错误，则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即在很多著述中，是将所有清末民初开办于保定的军校统统称作保定军校，于是毕业于北洋测绘学堂的吴佩孚、毕业于北洋师范学堂的郑俊彦、曾就读于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的蒋介石等便都被称作保定军校的学生了。

如果仅仅是地滩书籍或电影电视剧什么的这么说，也就罢了；如果仅仅是为了招揽旅游资源而出自导游小姐之口，也就罢了，可前几年有一部影响相当大的工具书《保定军校将帅录》，也将清末民初所有存在于保定的军校全部地装进去了，这就将原本在学术界从不存在争议的问题弄乱了，就忍不住想多说几句了。

清末民初，保定的确是中国的新军建设中心，也是军校集中的大本营。

自袁世凯执掌清末练兵大权之始，在编练新式陆军的同时，也对军事教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新建陆军时期，便开始了军校教育的试点，开办了步兵学堂（冯国璋任总办）、炮兵学堂（段祺瑞任总办）、工兵学堂（王士珍任总办），统称为行营武备学堂。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时，又改称随营武备学堂，造就了如刘洵、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元、陈乐山、于学忠、徐永昌等一代名将。

1902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官升了，权大了，袁的练兵热情更加高涨，办军校的劲头更足了，从此，直隶总督府所在地保定便成为清末编练新军的中心，也成为一系列军校的大本营。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师范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宪兵学堂等相继开办，为北洋建军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材。孙岳、王承斌、周荫人、齐燮元、蒋鸿遇、刘玉珂、郑俊彦、吴佩孚，张钫，李景林等，以及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改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后的杨杰、蒋中正、张群、李韫珩、方声涛、王柏龄等，以及再后来的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大学）的陈调元、吴光新、魏宗瀚、张敬尧、李济深、周凤歧、阮肇昌等，均从这里走出。

既然以上这些军校都设于保定，那么能不能将其都称作保定军校呢？不能。那是两码事，就象北京的大学与北京大学是两码事儿一样，就象南京的饭店与南京饭店是两码事儿一样，就像黄埔的军校与黄埔军校是两码事儿一样，保定的军校与保定军校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

保定军校是有特指的，它就专指存在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二年间的陆军军官学校，而并不泛指所有存在于保定的军校。不错，保定军校只是俗称，其正式的名称为陆军军官学校，并没有保定二字冠名。而既然是俗称，那又有什么约法只能称这个而不能称那个呢？有，这个法则就是无数史学前辈与保定出身的将领们长期以来的约定俗成。这种约定俗成，丝毫不比某个权力机关的命名或某个皇帝的钦定效力更弱，同样需要我们共同遵守而不容有半点的更改。比如黄埔军校，也不是正规命名，也是因其所在地而叫起来的俗称，那能否将同样存在于黄埔的水陆师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等都称作黄埔军校呢？能否将毕业于黄埔陆军小学堂的张发奎、薛岳等与杜聿明、王耀武们一并称作黄埔生呢？不能。那样的话就乱套了。

今天，当你说到黄埔军校，大家都清楚其所指，不会有人再问你说的是黄埔岛上的哪一所军校，说明这一约定俗成已经深入人心，广为大众所接受。保定军校炒的远远没有黄埔军校那般火热，不过对于民国史的研究者与爱好者而言，其所指是哪一个也是众所周知，一般不会有谁将保定测绘学堂或保定军械学堂也说成保定军校，同样也没有谁会将吴佩孚、齐燮元等与陈诚、罗卓英们一并看作保定同学，但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则极有可能理不清保定当年存在过的名称相近而性质各异的众多军校的脉络，因而也就不大能够弄清楚保定军校的具体所指。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有责任把它说清楚，而不是相反。

由郑志廷、张秋山等编著的《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这本书编的好，书名取的也好。从营销的角度讲，它肯定不如叫作《保定军校史略》更好听和更能获取好的卖点，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它这个书名取的是科学的、负责任的。建议有兴趣的不妨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