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央视点名，媒体发酵，“明星天价”片酬这个说了好多年的老问题，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演一部戏挣别人几辈子的钱”种种说法，挑动着大众的神经。
明星天价片酬是怎么来的？带来什么影响？又该如何破解？
十多年前，国内演员总片酬占比不足10%
十年之间，明星片酬在一部国产影视剧制作总成本中的占比，已由10%、20%，增长到如今的50%、70%……
“一部总投入1.5亿元的电影，男女明星主演拿走1亿元片酬，这不是畸形是什么？一个韩国明星，片酬在他们那儿是规范的、在影视剧中的占比是合理的，到我们这来就可以翻几倍、比例完全失控，我们身在其中还不以为然、自得其乐，这不是畸形是什么？”谈到愈演愈烈的明星天价片酬，多位从业超过20年的资深导演、编剧、学者痛心道。
为了保证明星片酬，影视作品压缩对剧本的投入、压缩拍摄周期……在节节攀升的热钱哄抢下，明星拿了天价片酬拍得又很潦草的情况不在少数。
“跨戏是个大问题，比如我们拍摄周期是90天，他只给你20、30天。”导演蒋钦民说。明星片酬做加法，制作的每个环节都在做减法，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影视剧质量的下降。在导演蒋钦民看来，今年国产电影市场的败局证明，天价片酬的贻害已暴露无遗。“都是令人失望，都是浮夸的、简单的、粗糙的电影，难见好作品。我们真的应该反省了。”
2000年初到今天，中国影视行业开始走向市场化改革，一下子开放的市场、一窝蜂涌入的资本和跟不上趟的行业监管布局，自由蓬勃、高速发展的市场也同样带来混乱与危险。
一步步，明星片酬之高到了让人难以承受的地步。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告诉记者，一些明星价格高得让人不敢去找他们。但如果找些不知名的演员呢，影院经理看到没明星，给排片量就少，甚至根本不排。电视台看到没明星也不买电视剧的播出版权。所以只能花重金找明星，压缩其他部分的制作成本，电影的效果又不好，剧本质量一退再退，造成恶性循环。
资深编剧余飞对记者说起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怪现象”：“有些演员因为不想接一部戏，报出了完全不可想象的天价，结果对方同意了。这种光怪陆离的见闻，在近年来的中国影视圈里多的是。”
余飞表示：“大牌明星拿走大半投资，这肯定对产业不利，剧组的其他几百个人的工作，都没他一个人重要。而且他是不是值得那么多？他一部戏拿的钱，很多老百姓几辈子都拿不到。”
资本炒作，1000万的点击量吹成1个亿
“如果真是国宝级的，甚至‘球宝级’的演员明星，观众就是认可他、喜欢他，那他片酬高是可以理解的。”余飞认为，但如果这个人只是因为某个偶然原因爆火，就给他上亿片酬，就不一定合理。
在尚不成熟的中国影视市场中，明星的“价格”并不能完全反映其价值。
“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明星的片酬可能是资本在其中包装、炒作出来的。”余飞分析，尤其是网络小说翻拍剧、在“粉丝经济”盛行的当下，不懂影视制作又求快投快收的跨界资本，在投资电影时唯数据是从。
主演背后有多少粉丝？一部网络小说有多少阅读量？一系列这样的数据成为投资标准。于是，资本就有动力合力把数据的泡沫吹大。“本来他演的戏点击量只有1000万，非要给他炒作成1个亿。那就可以拿出去要价，哄抬演员片酬。这种方式我们要特别警惕。”
“不用做出努力就成为顶级的大明星，这种方式，说白了是欺骗观众、欺骗社会来获取利润的方式。”余飞说，这不光对影视行业有不良影响，对社会也会有不良影响。“那小孩会觉得，当明星多爽啊，只要长得好看，什么都不用干了，或者整个容、拜个干爹、找人一包装就火了。不好好干具体工作，轻视其他行业的工作。对整个社会风气不利。”所以对于真正有实力、有价值的演员，高片酬是可以的，那种靠包装带来的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高片酬现象需要遏制。
业内人士们一致认为，当明星片酬占制片总成本高达三分之二时，就已经违背了影视制作规律，最后出来的必然不是一个好的作品。
谢晋研究者石川，回忆大师谢晋镜头下年轻演员们从作品中获得的历练。“以前谢晋的电影，那些年轻演员要提前两三个月到拍摄场景去体验生活。如果演农村题材的戏，就要学种地。现在这种拍法，一个主演进一个电影剧组的时间可能才20、30天，他连台词都不会念呢，谈何融入角色、锤炼演技。”
明星天价片酬也曾让好莱坞如芒在背
早在1999年，新影联影业总经理周铁东曾以《他们值2000万美元吗？》为题，在《大众电影》撰文分析过好莱坞明星片酬的高企。当时，中国电影市场的总票房还不到10亿元，由于中国电影还很穷，因此中国的电影明星或隐踪于海外，或倚仗体制内的微薄工资和偶尔的走穴收入，更多的则是靠电视剧和商业广告支撑着自己作为明星的体面。
周铁东表示，“明星片酬”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而在大洋彼岸的好莱坞，尼古拉斯·凯奇、金·凯瑞、汤姆·克鲁斯、哈里森·福特、梅尔·吉布森、汤姆·汉克斯、约翰·屈伏塔、罗宾·威廉姆斯和布鲁斯·威利斯等好莱坞巨星却早已跻身“2000万美元俱乐部”。
因为他们的名字在“钱说话”的好莱坞具有魔术般的效力，能左右制片厂老板的决策。说到底，就是一个钱字。有了他们的加盟，投资人愿意砸钱投拍，观众愿意掏钱购票，这完全是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主导之下的供求关系使然。
正因为此，好莱坞的明星片酬屡屡突破天花板，不但薪资高达3000万美元，而且还要参与票房分红，少则15%，多则可达20%，令好莱坞芒刺在背，忍无可忍。
比如，排名史上明星片酬榜首的基努·里夫斯在2003年因《黑客帝国2》和《黑客帝国3》这两部影片，所获得的薪资3000万美元外加票房分红的总收入高达1.56亿美元。施瓦辛格主演《终结者3》的薪资是2925万美元，外加20%的票房分红，而该片的全球总票房是4.33亿美元，其中的20%都得归施瓦辛格。
无论明星实力，还是导演实力，还是其他实力，在电影产业这一建立在公众道德底线之上的商业丛林中，博弈各方的身价只能取决于其在商业层面上的博弈实力。
当你高估自身实力或者无视自身实力的改变再不能让你的雇主“看到钱”的时候，当你这台本为赚钱而合理存在的明星机器不再合理运转的时候，如果不但不思修正反而还漫天要价且不容对方就地还钱的话，其结果必定是被弃置。
周铁东表示，从对弈者的角度而言，道德必定要与商业挂钩，没有人会纯粹为德而弈。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而构成电影棋盘的观众，却是一个道德的群体。缺德便是得罪观众，得罪观众则不会有利。只有在道德底线模糊、博弈规则混乱的地方，德与利才并不构成冲突，道德水准频频触地，明星片酬却不断顶天。
反观国内，明星艺人在遭遇各种“门”之后，还依然能够靠着各种危机公关和各种舆论控制恬不知耻地出入各种冠冕堂皇之“门”，甚至还能化腐朽为神奇，变坏事为好事，蛹蜕成蝶，继续翩翩起舞。这是因为我们的产业还处于资本肆虐的原始积累期，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
恰如财富的两极分化，演艺市场的人才供求也呈现出一种两极分化的局面。由于长期以来，人才培养机制被稀释，虽不断扩招但直接可用之才却异常有限。资本谨慎，趋利心切，不敢启用新人冒险，就像各行各业不敢创新一样。
所以，可用的被用到极致，以至于身价被哄抬，而底层小演员却永无出头之日，就像房地产市场上的“有房没人住，有人没房住”一样。这是由于我们的产业结构尚未健全，主流市场铁板一块，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层级结构尚未形成，导致观众口味单一，能够卖钱的明星资源稀缺，群体固化，很难突破。
日本，再大牌的明星片酬占比也不超30%
明星片酬在一部影视作品中占比50%以上的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而放眼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行业，情况却大不一样。其明星片酬的比例，不是只靠市场调节做到的。
石川坦言，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很多东西很难用行政命令来管。一定要有法律的监管，还要有行业管理。“行业管理一个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同行公议。好莱坞的演员、制片人、编剧等群体，背后都有一个强势的协会。当明星成本高到不行的时候，好莱坞的制片人协会会去跟演员工会协商。演员和产业，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大家一定要就利于行业发展的利益达成共赢。”
对于有着中日合拍片经验的蒋钦民而言，日本演员对行业的“共识、共感”效应让他印象深刻。“十年前，日本经济不景气，演员片酬自降半价。此后几年，都维持半价。我的电影《初到东京》（拍摄于2011年），女主角是日本国宝级的女演员倍赏千惠子。虽然是老演员，但她的市场认可度很大，她的广告代言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她的电影片酬过了一亿日元（600万元人民币），到了我这部片子，半价。就因为经济不那么发达了，他们有共感作用，号召大家自降片酬。包括木村拓哉这样的国际巨星，当时也是降了半价的。”
据蒋钦民了解，日本影视行业现况里，明星占一部影视作品中的制作总成本不超过30%。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制片人协会来制定行业公约限制明星片酬，但我觉得从效果来说，形式大于内容。你不肯出这个价钱，肯出这个价钱的多的是，你怎么惩罚他呀？这个公约，只能是从意识、和观念的层面对大家进行一个提醒，但没有强制性。”石川说。
作为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余飞也觉得编剧协会对演员的制约力非常有限。“过去经常有这种情况，协会开会时商量好的，不用某个有劣迹的演员。结果会议一结束，一出门就几个人都分别给该演员打电话说加钱请他。”
目前，被称为“中国电影第一法”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启动草案十多年以来，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入二审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