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演化
对许多后发展国家来说，它们不会经历跟英国或主要西方国家类似的政治演化次序。
现代国家构建、立宪主义与法治规则、民主政体发展并非根据时间次序逐一展开，而往往是同步进行。
全球体系中的后发展国家
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延绵时间更长的王权时代，中东—地中海世界和以中国、印度、蒙古高原、中亚为中心的亚洲——而非西欧地区——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心地带。
17—18世纪立宪主义政体在西欧得以确立之前，西欧或西方还远未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心。
西欧或西方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占据支配性的地位，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如果据此计算，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人类政治演化路径不过是最近250年左右的事情。
西方的兴起与世界格局的改变
所谓的先发展国家就是指第一波工业化或现代化国家。
1700年，欧亚大陆的帝国权力中心是奥斯曼帝国、清帝国、莫卧儿帝国、俄罗斯帝国等。但是，到了1750—1850年，整个世界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因就是英国与西方的兴起，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
自从英国与西方兴起之后，英国与西方就成了世界政治的中心，其他地区则逐渐沦为边缘地带，其中包括许多原本在欧亚大陆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帝国。
西方的兴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与观念三个维度上。
首先是经济维度。在西方兴起的过程中，西方率先启动并完成了工业革命，而其他地方还在维持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其次是政治维度。
到18—19世纪西欧或西方赢得对整个世界的优势为止，它们在政治上经历的主要是国家革命与立宪革命，民主革命则是后来的事情。
再次是观念维度。
在从中古时期向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西欧或西方经历了一系列其他地区未曾经历的观念革命，特别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
政治现代化的国内约束条件
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所谓创建利维坦的问题，即现代国家构建问题，也就是与现代国家构建有关的一系列政治发明的出现；
二是所谓约束利维坦的问题，即约束现代国家问题，也就是约束现代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发明的出现，包括立宪主义、法治、分权制衡以及以普选权落实为标志的民主制度等。
后发展国家的国内约束条件，从经济维度看，主要是发展水平低。
从政治维度看，后发展国家普遍的政治整合程度较低、国家构建程度较低。
后发展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有着长期王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伊朗等。
第二种类型是有着长期部落社会历史的国家。以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例，它们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普遍都是较为原始的部落社会。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后发展国家面对着非常有限的政治遗产，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国家，完成国家构建，并进一步有效约束国家，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从观念维度看，后发展国家也面对许多问题。首要问题是，科学和理性精神的不发达。
教育和科学水平的落后也是后发展国家的基本特点。
政治现代化的国际约束条件
把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对后发展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国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自由贸易型大国、武力征服型大国和革命输出型大国。
自由贸易型大国的基本诉求是，希望把后发展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和国际经济体系，最好能建立基于低关税或零关税的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
后发展国家与殖民大国的关系还会决定它们寻求政治自主或独立的方式。
不同的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路径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
如果考察其他国家，大致可以发现类似的逻辑，即每一个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选择与路径，时时刻刻都受着世界格局与国际体系的影响。
制造利维坦：后发展国家的国家构建
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政治军事压力及其跟西方世界的关系都将左右它们在国家构建维度上的政治进程与发育水平。
迥异于西方的国家构建道路
1500年的世界相当部分地理疆域是尚未被任何统治机构或国家统治的，也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未开化地区。
等到了1900年，世界政治地理版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西半球南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已经形成，而东半球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沦为了欧洲强国的殖民地。
今天的世界地图是由19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构成的。
1776年，世界上可以称为国家的政治体总共只有21个，这一数量随后攀升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的53个、1945年“二战”结束时的68个，到2010年则增长至192个。2011年，新独立的南苏丹又成为新的联合国成员国，这样这一数据就增长至193个。
在整个后发展世界中，既有中国、土耳其、伊朗这样相对来说有着较长国家历史的后发展国家，又有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塞拉利昂这样缺乏国家传统的后发展国家。
国家间的构建差异
由于历史情境的不同，后发展国家无法直接学习欧美国家的国家构建经验，而是必须要面对路径不同、各具特色的国家构建过程。
后发展国家的国家构建尽管有许多相似的逻辑，但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是否有长期的国家传统。
第二个差异是被殖民化经历的不同，即后发展国家是否有过被西方殖民的经历。
第三个差异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第四个差异是建国过程的不同，即究竟是和平建国还是武力建国。
近现代欧洲国家构建与后发展社会国家构建的显著不同在于，长期的军事竞争是否在国家构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国家构建评价：脆弱国家指数
和平基金会颁布的脆弱国家指数来评价迄今为止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国家构建。
在全球范围内，国家脆弱性程度最高的区域主要是从中亚，到中东、北非，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区域。
约束利维坦：后发展国家的政体演化
作为人类近现代政体的发源地，英国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到立宪主义、再到民主政体的变迁，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政治演化过程。然而，后发展国家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重复政治演化的英国道路。
后发展国家的特殊情境
与先发展国家相比，后发展国家面临着的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境。
首先，对后发展国家来说，这往往不是一条原发性的政治发展道路。
其次，到了20世纪中叶，后发展国家面对的已然是一个民主意识形态支配的世界。
最后，几乎所有欧美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一个从立宪主义的、有限投票权的竞争性政体到落实普选权的完全民主政体过渡的过程，但后发展国家通常都不会经历这样一个英国式的政治演化过程。
政治发展的两个悖论
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后发展国家来说，跟复合型的现代民主共和政体有关的制度建设无法像英国一样分阶段分步骤来完成，而只能是以压缩方式一次性完成。
这就导致了后发展国家在政治发展上的两个悖论。
第一个悖论是构建有效国家与有效约束国家之间的张力。
构建有效国家要求的是适度集中政治权力，塑造政治权威，而有效约束国家强调约束政治权力，限制政治权威。通常，成功的政治现代化要同时做到两者。
第二个悖论是有效约束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发明及其治理目标之间的张力。
具体地说，这里主要是指立宪主义、民主规则与有效治理三者有时很难兼顾。
在逻辑上，当民主的权威足够强大时，它是倾向于摆脱外部约束力量的，但一个真正的立宪主义政体又要求在政治体系中存在着异质性的多元力量来平衡民主的权威。与此同时，面对后发展国家的各种复杂情境，兼顾立宪与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最终还要导向有效治理，这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挑战。
后发展国家的立宪主义与法治
即使后发展国家的政法精英形成了强烈的立宪主义与法治理念，要想在一个个传统落后的社会使得立宪主义和法治规则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在这些社会本身没有与立宪主义和法治规则相接续的资源的条件下——是非常困难的。
从后发展国家的实际经验来看，它们要制定一部宪法和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往往是容易的，但要想形成一整套立宪主义和法治规则却是困难的。
立宪主义政体的兴起往往有赖于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势均力敌结构。但对于许多面临复杂的国内与国际政治情境的后发展国家来说，它们往往较难发展出不同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势均力敌结构。
民主转型面临的挑战
就过程而言，后发展国家在民主政体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遭遇三大挑战，但凡不能跨越任何一个挑战，就会遭遇民主转型的难题或挫败。这三大挑战分别是：第一，让民主运转起来；第二，让民主产生绩效；第三，让民主得到巩固。
民主转型解释的理论路径
主流研究主要强调三种理论路径，分别是：社会条件论、政治制度论与精英行为论。
社会条件论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社会条件。
政治制度论强调的是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精英行为论强调的是，成功的民主转型有赖于好的民主派政治家或政治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