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节前夕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人头攒动，瞻仰《祭侄文稿》、《自叙帖》、《黄绢本兰亭序》三大中国书法国宝的上络绎不绝，繁华而不喧闹，忙碌却不觉忙乱的东京仿似夜不闭户、鹿不避人的唐风遗韵，不禁让人慨叹东方文化之魅力在这个岛国的土地上源远流长。这里的人们，书佛同参，信解两受，所获得益都在日本人的气质中流露出来。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在看完荷兰画家维米尔日本展和吃到伊豆荣美味的鳗鱼饭后闪亮登场。
观展过程，让人震撼而又感慨万千，单从展品质量本身比较，已远胜于同期先行、蜚声国内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比如，颜真卿墨迹《自书告身帖》是为数不多的两个展览都参展的展品，在董展上被尊为重中之重，放置在开门之处，需要排1小时左右的长队才能欣赏，但是在颜展上《自书告身贴》并未特别安排，仅在第一展厅中正常布展，也没有排队现象，观众可以自由观赏。这并非因为东京博物馆不重视《自书告身帖》，实在是此次颜展的展品质量太高，可以说是件件珍品，因此也就无从优待了。
最近在网上争议巨大的关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借展《祭侄文稿》一事，支持方和反对方均基于文化传承和发扬角度据理力争，好不热闹。但是我认为，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其他展品对《祭侄文稿》的烘托和吸引，所谓“众星拱月”、“百鸟朝凤”。当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褚遂良《孟法师碑》及《雁塔圣教序》，王羲之《开皇本兰亭序—王文治本》，唐太宗《晋祠铭》，武则天《昇仙太子铭》这些作品济济一堂，颜真卿的其他重要作品如《王琳墓志》、《争座位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和《自书告身帖》等依次就座，虚位以待《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出山，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忍心让它错过这样一次顶级书道盛宴，所以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馆也将他们珍藏的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何绍基藏本》借展东京，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更是同时祭出怀素《自叙帖》和褚遂良摹《黄绢本兰亭序》，大有一夺颜展风头之势，可能这也是一种无奈的正名——好东西还是在中国人手里。
在这次的颜展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包括《自书告身帖》在内，很多日本收藏的书法珍品均由“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借展。为此，我专程前往距离东京国立博物馆仅数百米之遥“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一探究竟。
未曾想，在这里却偶遇另一隐藏大展《王羲之书法的残影——唐时代书法的道程》。
相比较《颜真卿大展》，这个《王羲之展》知道的人很少，也没有多少中国人来参观。但说它是大展，一点不为过！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虽然展厅不大，但绝对件件精品！
二十世纪初期的“东洋美术”收藏热，在日本各地留下了众多颇具代表性的中国书画旧藏。比如，这家距离东京国立博物馆不远的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为本次展览提供的展品数量最多。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的藏品均为近代书画家中村不折氏（1866年～1943年）的旧藏。中村氏凭一己之力花了四十余年时间的收藏，保存了中日书法史研究的大量珍贵材料。此外，当时的中国研究者、汉学家也作为实业家的参谋，纷纷参与到中国书画的收藏活动之中。大阪市立美术馆的阿部房次郎旧藏丰富珍贵，便是因为有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和汉学者长尾雨山的建议和相助。当然，日本的拓本收藏并非是终结于上世纪的历史，时至今日也仍在延续。
除去出借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颜真卿碑帖之外，这家书道博物馆还珍藏有韩珠船本《定武兰亭序》、陶弘景《水拓瘗鹤铭》、王羲之《黄庭经》《十七帖》《姨母帖》《兴福寺断碑》、王献之《中秋帖》《廿九日帖》、隋文帝《龙华寺碑》、智永《真草千字文》、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唐太宗《温泉铭》、唐玄宗《鹡鸰颂》等碑拓珍品以及众多南北朝时期的摩崖造像拓片，可谓蔚为大观！
更令人敬佩的是，书道博物馆将中国书法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分析的丝丝入扣、梳理的井井有条，并将中国书法与日本书道的源远影响和发展关系在一张示意图上清晰的展现出来，从藏品展示和理论归纳两个角度完美的诠释了书法之道。让我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感到汗颜，我们对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文化还没有日本人研究的透彻，更没有把书法作为“道”来尊重信仰，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我们还有太多需要努力追赶的空间，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书佛同源，道在其中。日本将书法称之谓“道”，我认为这是再贴切不过了。书法并非仅仅是“写毛笔字”，也不是简单的“笔法”、“结构”、“行气”、“章法”的组合和熟能生巧的练习。在这些之上，首先是要有“道心”，有求道的意愿和信心，然后是用修道的精神和态度通过书法练习来修行，修行即修心，是耐住寂寞的千篇一律，是孤独终老的自得其乐，是心无旁骛的一意孤行，走的出去得大自在，走不出去无怨无悔，唯其如此，才近于道乎。因此，书法不应当是谋生图利的手艺、更不会是哗众取宠的作秀，它必须是颜真卿正色立朝、刚而有礼的行为典范，是柳公权风神峻整、气度温和的正心之道。涂改再三的《祭侄文稿》能被奉为当世书法之最，颜鲁公的人品和书道尽在其中！从招提寺的唐风遗韵中、从东大寺的大气巍峨中、从平等院的极乐净土中，我们都看到了芸芸众生一心求道的愿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我想，这应当是以空海、橘逸势为代表的遣唐使们给扶桑国带回来的最大财富吧。
此次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颜真卿特展作为2019的开年第一大展，还没开幕就已经上了好几次热搜，各路人马吵翻了天，只因为其中的一件展品：
“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整个展览汇聚了177件中国和日本的书画珍品，除了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书法代表作，宋四家“苏黄米蔡”全都聚齐。同时，八十年来以为早已毁于战火的北宋《五马图》第一次惊现，还有为真伪辩论了大半个世纪的“天下第一草书”《自叙帖》。
在月真法师的现场解说录像中，我们不禁感叹：这的确是每一个华人有机会都该来现场体验的展览！
这次特展，是《祭侄文稿》第一次来日本。半年多以前，日本人已经公布了这件展品将要参展。作品的局部被放大，印在了展览海报最显眼的位置上，下面清晰地标明了借展方是台北故宫。
177件展品按照历史朝代演进的顺序划分为六个篇章陈列。一共两个展场，占据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整个平成馆的二层空间，每个展场中展出三个篇章。
一开始，介绍了中国书法从篆书、隶书到楷书的变迁，然后是安史之乱前后的唐代书法，以及颜真卿的书法。
第一展场以《祭侄文稿》做终结，穿过平成馆的中央楼梯厅再进入第二展场的陈列。这一部分包括唐代书法在日本的接受情况、宋人对颜真卿的评价、颜真卿对后世的影响。
可以说，整个展览梳理了中国书法史，画出了一条理解颜真卿的历史文化地位的清晰脉络。
唐人崇尚王羲之，对颜真卿的重视不如后世。颜真卿地位的上升自宋人始。
日本人把这次展览直接命名为“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可见其深受宋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眼中，颜真卿有着与王羲之并驾齐驱、乃至超越的地位。
整个特展里，除了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外，禁止普通观众对作品进行拍照。现场的管制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到了严厉的地步，一旦拿出手机，展场中的工作人员便会走上前来制止拍照，或引导去一侧的角落位置使用手机。展品都封存在玻璃展柜中进行展览，部分重要作品的高清放大翻印图被挂在原作旁边。所有的解说版上都配有日英中韩四国语言的解说词。展方更为多个书法家有心地设计了可爱的人物形象配在解说板上。
除去《祭侄文稿》，展览共展出颜真卿作品共有26组，以及同时代的多位唐朝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宗元等的代表作。也有宋、元、明、清以及日本受颜真卿影响的后世书家名作。
展品中有从台北故宫长途跋涉而来的怀素和尚的《自叙帖》，而褚遂良《孟法师碑唐拓孤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等多件来自日本各大博物馆的收藏。
展览主办方东京国立博物馆更是拿出了本馆多件“压箱底的宝贝”— 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以及近八十年来、众人都以为早已在二战中被毁的北宋李公麟的《五马图》。
在第三章“颜真卿的活跃”里，展品背后的展墙一律变为浓烈的红色，表现出颜真卿表达自我情绪的书写状态。 在王羲之的年代，书法重“韵”，崇尚自由、奔放的书风。初唐书法，进入一种规范的演变，及至颜真卿，又一次回归到写“意”、抒情。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毫无疑问是这次展览上最受关注的展品。它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排在第一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但是，《兰亭集序》的真迹早已不存。对它爱不释手的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它带进了棺材，现世流传的只有摹本。《祭侄文稿》则是书法家本人真正的手稿。
《祭侄文稿》写于公元758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是颜真卿对在安史之乱中遇害的侄子颜季明的悼文。
公元755年十二月，安史之乱爆发，河北诸郡纷纷倒戈，唯有文人出身的颜真卿率先勤王。他在安禄山势力范围的腹地集结20万大军，誓死不降。
当时，颜真卿是平原郡太守，他的堂兄颜杲卿是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县西南）太守，兄弟二人遥相呼应，牵制敌军。颜杲卿的儿子颜季明才十几岁，常常在两郡间往来，通报消息。没想到第二年，叛军史思明攻陷常山，颜季明被斩首，颜杲卿被肢解，颜氏一家30余口被灭门。
这件惨案发生两年之后，颜真卿才有机会派人去河北为亲人收尸。结果只找到了堂兄的一只脚，和侄子的头颅。他悲愤难抑，面对着侄子的头骨，奋笔疾书，写下了这篇名垂千古的《祭侄文稿》。
“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全文23行，269字（涂改30余字），仅七次蘸墨，第一笔蘸墨后连写53字，可谓激情汹涌，一气呵成。
颜真卿写《祭侄文稿》的时候，只为了抒发心中悲痛，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次创作。文字排布时疏时密，情绪激越的地方，行书直接变成了草书。写错的地方便随手涂去，墨干了也不管不顾，全文多次出现枯笔，更让人感到悲壮苍凉。
更令人唏嘘的是，《祭侄文稿》并未为颜氏家族忠烈之举画下句号。26年之后，唐朝发生另一次叛乱，颜真卿已经74岁高龄，毅然前往叛军阵营劝降。后来被叛军吊死，享年76岁。
《祭侄文稿》让我们见到的，不仅是大书法家颜真卿，而且也是忠烈名臣颜真卿。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也是那段历史独一无二的见证。
它后来进入宋徽宗内府，又被清宫内府收藏。如今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文物，上一次公开展出已是十年前，2008年台北故宫的“晋唐书法展”。
展览上，东京国立博物馆给了《祭侄文稿》特别的待遇，将其放在单独的展室内展出。为保护展品，除了指定媒体之外，参观者不能拍照。
展柜上方配有高清翻印的图像，空间顶上垂下数片约一人来高的红绸，上印《祭侄文稿》墨迹，书写者所经历的锥心泣血之痛让看展览的人感同身受。
关于为什么一定要看原迹真品，“中国书法家启功先生曾经说过，印刷和拍照时失去的东西就是书法最宝贵的部分，这也正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真迹所具有印刷和照片所无法展现的美和韵味，。
有人说这是一种“绝美经验”，“这样的审美经验书家本人也无法再次重复，后来者的刻意‘临摹’往往只能得其皮毛。”
一、《五马图》北宋 李公麟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古代书画中，历来宋代画作称绝，传世的1200多件宋画，件件是珍宝。《五马图》的作者李公麟，更是被推为“宋画第一人”。
《五马图》与范宽《溪山行旅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并列，是历史上最出名的三件宋画。它以白描的手法画了五匹西域进贡给北宋朝廷的骏马，各由一名奚官牵引。
每匹马后有黄庭坚的题字，写清马的年龄、进贡时间、马名、收在哪个马厩等。
二十世纪初期，随清朝皇室瓦解，末帝溥仪四处流亡，大量珍贵书画流出宫外并在日本变卖。此次众多明星展品之中，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五马图》即是一例。李公麟《五马图》销声匿迹已久，传闻已毁于战火。而根据日本学者对各版图像印章和买卖记录的研究考证，《五马图》在被溥仪列入赏赐溥杰的名单并被溥仪盗运出宫，下落不明。据张伯驹记载，1930年初，末代帝师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将之卖与日本古董商，之后则在私人手中流转，最终抵达了东京国立博物馆。近百年来，此画无人见过，人们只能通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黑白珂罗版印刷品来一窥它的面貌。
此次东京大展，《五马图》首次现身，位于展览的第五章节“颜真卿在宋代的评价”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此画并不是完全的白描，而是“浅设色”。不仅人物有着色，第二、三匹马也有着色。其中名为“好头赤”的第三匹马，马如其名，全身充满赤黄色。
十九世纪后半自西方传入的“美术” (fine arts)这一概念在日本逐渐成熟，关于“东洋美术”的研究与收藏热一并兴起。大量的实业家和财阀往来于两国，高价买下中国书画与各类美术品以丰富自己的收藏。这次展览中，使用单独的玻璃展柜着重展示的孤品拓本“李氏四宝”便是由财阀购入日本，包括丁道护的《启法寺碑》唐拓孤本、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唐拓孤本、诸遂良的《孟法师碑》唐拓孤本和魏栖梧的《善才寺碑》宋拓孤本。除《启法寺碑》，其他均为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明治之后，三井家创立的“听冰阁”旧藏闻名于世。西泠印社的日本社员河井仙郎氏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次受三井氏所托，往返于东京与上海收购古拓本。据说“李氏四宝”也是经河井氏之手购往日本。
颜真卿的书法大展中为什么出现一件李公麟画作呢？或许是跟画后有黄庭坚和曾纡留下的两段题跋有关。
这件作品作为藏匿八十年不见的神迹重现人间，得之一观皆是福报！
二、“天下第一草书”《自叙帖》唐 怀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怀素和尚的《自叙帖》，也是十年未见的藏品。它是怀素流传下来篇幅最长的作品，通篇为狂草，人称“天下第一草书”。
怀素学书法以勤奋著名，曾经游历京师，向颜真卿等高手请教。公元777年，怀素摘录部分他人赠诗并且自叙生平大略，写成《自叙帖》。
《自叙帖》在宋代相传有三本，展览中展出的台北故宫藏本是现今仅存的一卷，历经各朝各代的公私收藏，在乾隆皇帝时收入清宫，定为“神品”。
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有关这件作品真伪的争议从未停止，近代参与讨论的学者，多认为《自叙帖》并非怀素真迹。台北故宫还曾请了日本的专家到场进行科学检验。
地位如此之高，争议如此之多的不朽名迹，在中国书法史现存的名作中，很难再找出第二件。但无论是真迹，又或者是摹本，《自叙帖》都早已成为中国书法史中的一部分。
中国古书画鉴定的权威傅申先生曾经评论道， “它仍然是怀素‘狂草’作品的唯一‘样本’，是不可或缺的‘狂草’代表作。如果没了它，唐代的‘狂草书史’将会苍白无力，大为失色！”
三、“一字一金”《小草千字文》唐 怀素 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
“草圣”怀素传世墨迹不多，展柜中紧邻着《自叙帖》的是怀素的另一件作品《小草千字文》。
虽然草书，章法上却没有荒率、急躁的感觉。字和字的直接连接很少，用笔轻松自然，却又讲究法度谨严。每行文字都在12字到15字之间，字距没有强烈的变化，全篇给人静谧、平和的美感。
作品中的每一个字放大了看，都值得细细品味，因而有“一字一金”的美誉。《小草千字文》有个更直接的名字--《千金贴》。
四、《孔子庙堂碑》唐 虞世南 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虞世南是王羲之七世孙书法家智永和尚的弟子，继承了王羲之的书风。
他69岁时所书的《孔子庙堂碑》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作品中笔法圆劲秀润，笔势舒展，有着宁静肃穆的气息。
碑原来是在贞观年间的唐碑，不久后被毁。据说唐太宗对原碑“仅拓数十本赐近臣”，北宋时期，原刻的拓本就已经不多见，而展览展出的这件唐拓本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拓本中最早、最完整的唯一一件。
黄庭坚曾写到：“虞书庙堂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
五、《九成宫醴泉铭》“天下第一楷书”唐 欧阳询 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唐太宗李世民设立了弘文馆作为国家藏书并且用来招纳文学人才的地方，所收的学生如不是皇亲国戚就是名臣子弟，而欧阳询和虞世南一同在弘文馆教授书法。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一生中最重要的楷书杰作之一，也是他七十五岁晚年的得意之作。
铭文中记载了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发现醴泉的事情。笔力刚劲清秀，字体结构险绝瘦峻，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楷书”或“天下第一正书”。
原来的碑立于贞观年间，由于频繁的捶拓，字迹几乎磨灭殆尽，虽然有做过重刻，但原有的风采已经消失。
现存的原石拓本最早的是宋朝的拓本。展览中展出的这件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就是宋拓，因而弥足珍贵。
六、《雁塔圣教序》唐 褚遂良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虞世南去世后，深得王羲之风范的褚遂良被推荐给了唐太宗。在初唐书法中，褚遂良是非常关键的人物，他上承接欧、虞，下开启颜、柳，在风格上以“遒逸”见长。
《雁塔圣教序》被评价为最有“褚家之法”，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有五十八岁，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在字的结体上改变了欧，虞的长形字，创造了看似纤瘦，实际上劲秀饱满的字体。
原碑的两块石头被嵌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入口处的两边。展览中展出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品是珍贵的宋拓本。
七、《黄绢本兰亭序》唐 褚遂良 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
虽然王羲之《兰亭序》已经在世间不得见，但好在唐太宗当年得到《兰亭序》后命当朝的书法家勾摹了书本，因而留下了一些著名的传世摹本，这其中褚遂良所摹的唐摹本格外珍贵。 而个性怪异，恃才傲物的宋代书法家米芾见此书作之后欣喜若狂，在卷后留下题跋。
紧接着登场的是褚遂良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卷》，由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珍藏并借展。
八、《千福寺多宝塔碑》唐 颜真卿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碑文内容主要记载了西京龙兴寺禅师楚金创建多宝塔的原委及修建经过，44岁的颜真卿被选中来书写碑文，当时的他正值壮年，碑中书法整密匀稳，秀媚多姿。书法中，唐人崇尚法度，《多宝塔碑》便是其中的代表碑刻。
自古以来，学颜体者多从此碑下手，学子描红、士子举业、居士写经、坊间印书，都竞相仿效。至今都是适用非常广、影响十分巨大的书法作品。
展览中的这件是相当重要的一件宋拓本。传世的多个版本中，宋拓最为珍罕，其中影响最大的两件，一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另一件便是此次我们可亲眼目睹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清代的书法家伊秉绶为这个拓本隶书“宋拓仅存“四个大字。
九、《行书李白仙诗卷》北宋 苏轼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十分推崇颜真卿。宋代书法更在乎抒发意趣和宣泄个人情感，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宋四家的实践，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
苏轼取法于颜真卿，因为习惯伏案写字，字形形成了宽扁的风格。《行书李白仙诗卷》是苏轼58岁的作品，用记录李太白两首诗的方式写出对李太白的崇敬。
“颂太白此语，则人间无诗，观东坡此笔，则人间无字。”
十、《金刚般若经开题残卷》平安时代 空海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日本的空海法师，是日本书法的祖先、日本的书圣，有“日本的王羲之”的称号。他跟随时代的潮流，学习奈良以来传统的王羲之的书法，并加入唐朝书法的韵味。
《金刚般若经开题》是空海四十岁左右所作的流利草体，是他草书的代表作，更是日本被标记为国宝级的文物。
作为空海草书的代表作，书风可以同怀素的《小草千字文》相媲美，展览中两件作品同时出现，更觉惊喜。
这样高规格的中国书法展览在日本东京举办，网上爆发了不少诸如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字画拿去日本展览，中国人书画大家的真迹先被日本人看了的争议。事实上，自古以来，中日两国就保持着书法交流上的密切联系。
唐朝佛教传入日本，大量的出家人东渡后也把书法和绘画作品带去了日本，为中日书法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后，日本也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文化，平安时代更是日本书道史的黄金期。
在这个阶段，日本在吸收中国书法特点的同时加入了自己的特色，涌现了像空海、桔逸势等一批书法家。
其中空海曾来唐取经，学习王羲之、颜真卿的书法，他的成名书法作品《灌顶历名》草稿，有着明显的颜真卿《祭侄文稿》笔意。
展览中专门开辟出第四篇章，展出空海、嵯峨天皇的作品，突显了日本对唐代书风的理解。
正是在中日文化不断地交流中，书法艺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这些展品的文化源头，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只要做好保护，适当展出，让更多人能一睹书法瑰宝的的风采，那一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颜真卿最为世人所熟悉的是楷书。学书法的人都知道，颜体是启蒙。他44岁时写下的《多宝塔碑》，从古至今都被作为正楷入门的模板。
颜真卿和柳公权并称“颜柳”，来自宋代范仲淹的总结：“曼卿之笔，颜筋柳骨”。颜真卿、柳宗元、欧阳询、赵孟頫并称“颜柳欧赵”，从唐楷四大家的生平来看，欧阳询最古，但是颜真卿的地位排在他的前面。
而这次的展览，不是一个颜真卿的个展，是一个中国书法史，以及中国书法史对日本影响的全方位梳理展。
颜真卿出身名门，颜氏一族，家传有序，其祖先可上溯到鼎鼎大名的颜回，位居孔子七十二弟子之首。南北朝时期诞生的《颜氏家训》，号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是中华文化历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家教范本。颜真卿本人曾经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太子太师。
其次，我们常说“字如其人”。颜真卿的人品忠烈，非常受到后世赞赏。他不幸遇害后三军将士为之痛哭，遗体后来被恭迎回朝，为表悼念，唐德宗废朝五日，追赠其为司徒，谥号“文忠”。
他寄情翰墨，书艺精湛，正书端庄谨密，行草奇绝生动，忠义之气都横溢于字里行间，他的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宋代最为显赫，苏黄米蔡都十分推崇。
尤其苏东坡，几乎是不加掩饰的赞美：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事毕矣”
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因为结体规范，用笔整饬，凝炼，比较适合初学，他的《麻姑仙坛记》，《自书告身贴》等，结体开阔，宽博，用笔沉雄，浑厚，适合反复临摹，。
所谓“多力丰筋者圣”，用来形容颜书也是非常合适的。“颜体”的“筋”，不仅表现在楷书上，更在于颜真卿把“筋”贯穿於他的整个书法生涯，辐射于他的行、草、楷几乎所有书体，而成为千古典范。
除了技法上的纯熟，他由笔迹传达出气象，格局的宏伟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的表现。“笔所未到气已吞”，这也是颜书最难，最高贵的地方。
曲终奏雅，籍表微忱，敬献诸君，同参粲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