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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乌鸦飞向航天员的铁皮塑像。冬天提前到了。渡鸦半灰半白，就像叶子掉光的白桦。每当群鸦飞过广场和铁皮塑像上空，十三号床的契诃夫就发出一声叹息。
契诃夫七岁零三个月，自称耳朵能听见方圆五十公里内任何动物的呵欠，区区乌鸦拍打翅膀的声音自然不在话下。只不过没人有闲验证是否真有渡鸦飞过广场上空：出于安全考虑，普通病房的气窗很高很小；而且也没人想在灰色寒流到来时开窗。
七点钟到了。看护把铝盘放在契诃夫面前，上面是番茄汁，粥和香蕉。一眨眼功夫他就全部下肚。他想要更多食物。我们曾经向院方和更高的管理部门申请过增加供给，理由是这套为老人设计的食谱不可能满足一个精力充沛的七岁小毛头。但那些寄出的申请表没有回音。就像大部分老人都提交过的探视申请一样，不会有的。我每天要代人写一百份以上的申请。他们申请探视，退院，但最多的是安乐死。
本院是最出色也最昂贵的养老院之一。它以科学诊察和管理为豪，后台有足够大的数据库和足够出色的技术人员，能在发病之前作出可靠预测，制定相当完善的治疗方案，把老人们一次又一次带回人间。
被送进这所高级养老院的老人多半有重病，同时有不该死去的理由。有一些子女要申请行孝模范以提高社会声望，有一些不愿支付更高的遗产税，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出色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被社会认为有必要活下来成为敬仰对象。总之，子女或者关系机构支付一笔巨款，接下来就能掌握他们的生死。在关系方签字同意或资金枯竭前，无论抢救过程对病人来说多么痛苦或徒劳无益，都必须施救。多数老人起初会为自己能捡回一条命而高兴，在这里住上三年、四年、五年之后就不再会了。尝够濒临死亡的痛苦和恐惧之后，还有被拯救回来的痛苦，以及这个循环将无穷无尽的恐惧。他们每天躺着，无所事事，在轻柔的床铺和优质呼吸机的帮助下，渐渐萌生死意。
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至少在重症楼里，它早就成了一种风气。每当某个老人被抢救回来，推进房间，在担架床滚轮滑动的声音中，隔着林立的点滴架和各种检测器，剩下的人都会交换复杂的眼神。他们有老年人的谨慎和狡黠，从不向看护走漏一点口风。但是契诃夫什么都知道。契诃夫善解人意，从不乱讲话，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孩子。他身上有年轻，有将他送来这里的那个秘密。当他半夜饿醒，在床铺间无聊地走来走去时，没有人斥责他，他们或者闭目试图维护最后一点睡意，或者干脆注视着他生气勃勃的皮肤。月光从很高很小的气窗落进来，并被支架和病帘分割成条与块，契诃夫就这样饥肠辘辘地走来走去，带着他仍在生长的骨节和仍年轻健康的血液。老人们一声不吭。
2
契诃夫是一年前入院的，住在六号病房。病房里住着的一位俄国文学翻译家给他取了《第六病室》作者的名字。最初这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相互称呼的绰号，后来这个名字渐渐流传开来。所有人都知道有个叫契诃夫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愿意听，什么都不会说出去。从一开始就没人知道他的真名，以后也不会了。每天，我们都能听到各种方言，叫着这个拗口的外国名字。
为什么管理部门会批准一个小孩进入养老院？大概有某种特殊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契诃夫本人也不知道。
他渐渐成为了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翻译家总共在养老院住了七年，最后，在契诃夫入院后的第七个月，他去世了。医疗技术尽管已经神乎其神但最后也碰到了极限。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已经不能说话。他整天躺着，气管插着管子，只能用眼神和唯一一根能动的手指向外界示意。契诃夫很快学会了这套手语，就像他很快学会了翻译家过去那套充满妙语和外国故事的语言那样：屈起手指，表示满意或者赞许；抬起手指，表示痛苦；手指在空中旋转，表示虽然很痛苦但绝不需要医生。他每天跪在床边，给翻译家讲他用那奇迹般的听力听见的事情：春天已经降临院外的林荫道，鸦群飞离了城市，新的候鸟在高大的黎巴嫩柏树间穿梭；港口有艘新船正在下水；夜里街头的霓虹灯投在航天员的塑像上，塑像的铁皮呈现出各种色泽。“他就像快乐王子。”契诃夫说。翻译家屈起手指。他的眼神里有一丝羡慕和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契诃夫捕捉到了，我想这是他后来讲那些快乐王子故事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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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从翻译家去世开始的。护工们把他移走的那天夜里，我发现契诃夫跪在空空荡荡的床边，念念有词。我一来，他就默不作声。后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他常常跟老人们聊天，两边都颇感快乐，但每当护工走近，他就和老人一起心照不宣地陷入沉默。
这种秘密谈话我偶然听到过一次。
当事的老人是一位科学家。他是最早递交安乐死申请的那批人之一，据说曾经非常奋发有为，后来在数十年的肝肾问题和日渐恶化的视力拖累下，性格渐渐变得沉闷和乖戾。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像一棵厌世的枯树那样总是躺着，全无生意。
我听到契诃夫在他床边跪下，清了清嗓子，“我要烧掉这里。”
“我看过你们的安乐死申请书。你们所有人都希望从现在没完没了的治疗流程里解脱，对吗？我要当快乐王子，帮你们实现幸福。”他用一种过于早熟的坚定口吻继续这段奇怪的谈话。“我要在宵禁之前偷到钥匙。然后，等到十点，悄悄溜到仓库，从那里的缝合线烧起，一直烧到顶楼。这样你们就可以解脱了。”
“那你怎么办？”科学家反问道，“你会留下来吗？或者逃出去——他们会逮捕你，枪毙你。”
契诃夫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我要爬到航天员塑像顶上，在那儿看着这里烧完。他们不会发现我的。”
他握住科学家满是针孔的、浮肿的手。“很痛苦吧？很快就会解脱了。”
“要是能帮你弄到白磷就好了。”科学家模棱两可地回答。
这是快乐王子故事的第一个版本。我相信还有很多，每个都有所不同，但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老人们基于他们不同的经历，给了契诃夫种种建议，令这个纯粹出于臆想的计划产生了千奇百怪的可能。养老院的秩序依旧井然有序地维持着。与此同时，超过一半的老人们躺在病床上，想象着整洁压抑的白墙化作熊熊火海，而契诃夫那张幼稚的脸渐渐与上一个时代留下的航天员塑像化为一体，在霓虹灯般的火光里静静凝视着一切。
4
契诃夫入院九个月，也就是他的七岁生日时，院方破天荒地批准了一小笔经费，用于他的身体健康。很快，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为他执行科学制定的食谱，并且每天监督他锻炼以确保健康。他再也不会半夜饿醒了。但是他的快乐王子计划似乎还毫无进展。
有一天我问契诃夫：“现在你弄到白磷了吗？”
他没听清，请我再说一遍。这时定期检查的时间到了，他快乐地跑出走廊，并承诺下次让我问完这个问题。
他的拖鞋声响起时，我能感到病房内奇特的气氛。
也许是贪婪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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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后来契诃夫去世了，没有实现他的纵火承诺。有一天，他给二楼花园的冬青树剪枝的时候，从红凳子上摔了下去，砸中了头，当时没人在旁，因此也没有得到及时施救。我从那时起才知道契诃夫入院之前的经历。他来自人满为患的孤儿院。根据某种资源整合计划，孤儿院和养老院方签订了器官捐赠协议，把一部分孤儿分流到还有余力的养老院。契诃夫也许只是个试点，但总之，现在这件事必须争分夺秒了；他很快被抬上了手术台，所幸器官几乎完好，分别移植给了六位老人；快乐王子取下了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交给了不幸的人。
那些被帮助的人获得了幸福吗？在用柑橘味熏香微弱地掩盖了消毒水气味的一间又一间高级病房中，我无数次想着这个问题。漫长的死亡是极大的惩罚。我看着他们在无微不至的照料中忍受这种惩罚，又在得到新的营养后，接着忍受下去，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新一轮惩罚来临。
六个人里只有科学家不同。他决定离开养老院。他被安排移植了角膜和肝肾。休养了一个月后，有一天他忽然一改之前的厌世态度，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联系了各种负责人，得到了出院批准，准备指导团队开始新的研究。据说是像火箭发射那样，可以改造生命的研究。这个过程就像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天启——我们心知肚明，但又不完全明白。他们还在为他申请另外一项移植。
他搬到了更高级的、有正常窗户的病房，接受最好的术后恢复，等待出院。在一个冬天的清晨，他请我把窗子打开。寒风呼啸而入。他拄着拐杖走到窗口，凝视着广场上的铁皮塑像。
“你知道那个人吗？”
我说出了航天员的名字——快乐王子塑像真正的名字。他松了口气。“我以为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了。”
“主持火箭研发事业的是我的朋友，他把这个人送上了天”他说，“你听过他说的话吗？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人类现在还软弱，但已经改造了地球表面。以后他们可以改变地球表面、海洋和大气。他们要像控制地球一样控制气候和太阳系。他们会穿越我们的星系，他们会到达其他太阳那里寻找新的能源，代替已经老化的太阳。”
我们的目光在远处的航天员塑像和窗下养老院的白色围墙间跳跃。距离傍晚还有很久。养老院和它近乎完美的技术是一个摇篮。在三点整的阳光下，这个中型的白色摇篮井然有序，温柔地关怀着被困在其中的人。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被关爱和保护并不是解脱了。但申请安乐死是解脱吗？
摇篮里有解脱吗？
“我做完手术那会儿常常看着它。那时候我忽然知道了，我的解脱在别的地方。”科学家说，“尽管是自私的解脱。航天员和快乐王子不一样。你见过火箭发射吗？某个人的手按下按钮，就在那一刻，推进器给火箭提供能量，不可思议的能量，然后脱落。火箭必须飞离摇篮。是的，尽管是自私的解脱。火箭要飞离摇篮。”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想象着那个时刻：仿佛一头大象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山岭与河流般，他看清了塑像风化的关节，锈蚀的铁皮，与全无悲伤的坚定眼神。野心，秘密和某种固执像热浪般膨胀上升。像洪水一样无情。但进入历史的人没有对错。
“就在海边，我们要站稳脚步——”***
***《青铜骑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