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午六点，和往常一样，母亲打牌未归，我先做饭等她回来。自去年年底父亲自杀后，母亲的日常就变成了上午去敬老院陪姥姥，下午去麻将馆打牌。一块钱一局输赢不大，左不过用来麻痹她心中的伤痛和打发无聊的时光罢了。
这样对我也是一种解脱，她出去后家中就剩下我一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写稿子挣点生活费。母子二人不但精神不同在一个世界，彼此之间的沟通，似乎只有饭点儿她那几句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偶尔还是会破口而出“你谁都不如”。而我，往往只是闷头吃饭，许久才“嗯”一声算是回应。我无法改变总是怨天尤人和喋喋不休的母亲，也在试图抗拒和这个小县城的市井状态融为一体。每当下午等饭熟的时间，我习惯性掏出手机，通过朋友圈看大城市朋友的生活状态，他们或是灯红酒绿，或是砥砺前行，我给每一条动态都点赞。
正无聊的刷着朋友圈，手机震动，小宇发来一条信息：晚上七点去吃拉面吧，三哥。
我回复他一个OK的表情包，一边换衣服一边等母亲回来。打半年前我待业在家起，我和小宇隔三差五就要约饭，砂锅、烧烤、烩面、拉面，甚至是路边摊吃一碗凉皮，对我们来说吃什么无所谓，就是想在一起聊聊天，聊什么也无所谓，很多时候仅仅是互相吐槽家人和交换信息。我们不去大馆子，一来人少没必要，二来频繁的朋友婚宴早吃腻了。
揣着我的苹果手机，穿上我的耐克阿迪，把蓝牙头戴耳机套在脖子上，把棕竹苏扇拿在手里盘玩着。洗脸刮胡子后，我站在镜子前一丝不苟的打量着自己，对这身不潮不古的派头还算满意。以前在大学和女生去约会时我也很少穿这么郑重，如此煞有介事的态度让回来的母亲也有些诧异。在我看来，这是我无声表达自己内心要与这个灰头土脸小县城的保持距离。
“出去吃饭，小宇，你见过的，就是我那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兄弟，有点事找我。我把中午的鱼汤热了，饭菜都在锅里，你吃完早点睡。”说完我不等她答复，带上耳机就出门了。
（二）
三年前小宇去德国留学，在兄弟们这个小圈子里还一度引起轰动，对生长在十八线贫困县的我们来说，这是可以在酒桌上喝醉了吹牛的谈资。不料两年后他中途退学，混了一个国内一本毕业证后回到了我们小县城，接手家里的安防生意。
说再浅白一点，他的工作就是给人家安装监控器。我看他在人字梯上熟练的操作两回后，抱着好奇心自己尝试着安装了一个，发现自己学会了，我不由得心疼他。
或许和工作属性有关，他做的是安防，也渐渐成兄弟们中的“小灵通”。小县城本来就不大，小宇的父亲十年前开了我们这里第一个安防公司，本地有头有脸的企业和单位都是他们家的客户。小宇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接触到三教九流的头面人物，对本地官场商场等知之甚详如数家珍。要是我想了解一个人，只需要把名字还有知道的信息给他，不出一天他回馈的信息就可以组建一个档案。
一个月前，我小姑父的亲哥也是我们副县长被市纪检委带走的消息，就是他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我比在县委工作的小姑知道的还早。说这件事不是为了炫耀，在这种人情大于能力的县级生态圈，这也就意味着我要和别人在同一起跑线了。我小姑跟我说：“儿啊，悔不该拦着你去追梦啊，以后你只能靠自己了。”我装作无谓一笑，心里面自然明白这句话的重量。可我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无法去安慰姑父姑姑，我在周末把表弟表妹带出来吃顿火锅鱼。漫说我自己的人生规划，眼下只得苟且。
我之前为了逃离父亲的掌控，不想接受学医和毕业后直接进我们县医院的命运安排。在大学拼命挣扎，出书、创业、写剧本等等，在大三那年赚到过人生第一个一百万，并且去北京见到了偶像导演。紧接着经历了投机失败破产，想去北漂工作被父母阻挠，梦想到头一场空。
父亲去世后，母亲病着姐姐还未出阁，作为家里仅剩的男人，我无法逃避只得支撑门户。这几个月，靠稿费和代写各种论文，我勉强能撑得住婚丧嫁娶的随礼还有自己的开销，姐姐在高中教学那两千多的工资全部贴补家用不说，连周末都去家教中心兼职给学生补课，只为了那一小时三十块的薪酬。每逢她在饭桌上抱怨自己好累，我真想把头埋到碗里。
上个月份子钱支出两千六，这个月支出一千六，还好我尚未欠债。上次喝酒贺哥笑着说他在小额贷款上还有几千块没还清呢，日息万分之五，一天少抽几根烟就可以了。贺哥是我另一个饭友，也是一个木偶，线牢牢地在他父亲手里攥着。
大学毕业后，贺哥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手段，在一所大学院校谋到了副院长助理职位，一个月到手六千的工资，还不用操心吃住花销。每天在校园里，青春靓丽的女大学生们让他倍感赏心悦目，连工作都没那么枯燥乏味了。可惜没有两个月，就被他父亲和姐夫开车绑架回家。他姐夫的父亲是我们县城中医院的副院长，贺哥被塞到了后勤电工班，在没转正前一个月只有一千块的底薪。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朋友结婚随礼都是五百起步的，抹不开面子找家里要钱的贺哥，只好用有息借贷去完成我们戏谑随礼的“无息存款”。
综合我们的现实情况，饭局的组织者往往是小宇。他虽干的是父亲安排的活儿，但财务上他父亲甚是开明，一直都是鼓励他去社交。我和贺哥是我们圈子里为数不多留在小县城的人，就这样我们仨无论是朋友结婚，还是自己小聚，都常常坐一个桌上吃饭喝酒。这次还是我们仨，说的是吃拉面，碰头后临时起意去吃烩面。
（三）
三碗烩面，三个菜，三瓶啤酒。开场白是小宇说的，他今天去给开封菜（KFC的戏称）装监控，我们县城第一家肯德基这个月二十六号开业。贺哥说他揽了一个私活，给医院清洗空调，昨天晚上忙到凌晨三点，估计再有几天就完工了。净收入会有五千，补窟窿差不多够了，一边说一边嘚瑟着给我们看他手上的老茧。我没什么说的，好几天都没接到活儿了，投三篇稿子也黄了，默默地吃菜。
“三儿，你真不进医院，还想着考公务员？公务员哪里有当医生好，别看我工资低，医院一线人员都是四五千的，”停顿了一下，他又低声补了句，“在咱县这工资不低了。”贺哥又一次提起这个尴尬的话题。他问过我无数次，尽管每次我回答都一样，他还是会问。
我不禁想起刚回来组局的时日，回回我们都要喝大醉，一遍一遍重复往日的荣光，互相吹捧完回家睡觉。不知从何时起，往昔用来吹牛的“光辉岁月”，我们仨都很有默契的不再提及。追忆由感慨郁郁不得志变成恐惧，想想更多的会感到悲哀。好比是泡了很多遍的茶叶，沉淀在杯底还没什么，浮起来的时候反而碍口和恶心。
“还是那句话，我爸在的时候我就死活不去，他死了我要再走他给我安排的路，越想自己越不是东西。他走了，给我丢一个烂摊子，眼下我一个月挣五千只是苟活，再少点谈何糊口。咱俩不一样，说句你不爱听的，你又不用靠工资活着，你还有一座山，你还有你家老头儿给你攒的五百万。”
小宇趁机起哄，“贺哥，我们俩也不想别的，过两天肯德基开业，咱仨去搓一顿去？”贺哥掏出钱包，把钱一五一十摆在我俩面前，“就一百一十块钱，够吃咱就去。”我及时岔开话题，“什么时候和迪姐结婚啊，份子钱我都准备好了。”贺哥和迪姐自打我们认识那年就开始恋爱，如今已然十年长跑。
贺哥自斟自饮一杯啤酒，点上一根烟。“结个屁呀，她爸看不上我。”迪姐的父亲是我们县一个局长，清水衙门的一把手，在我们眼里，他的地位要排在某些油水单位副职后面。
“我艹，就咱贺哥这高富帅还看不上，他们家有什么呀，他不就是个正科嘛，咱老爹（贺哥父亲）当年还是种子公司总经理呢。”小宇为贺哥打抱不平。
“就是，人迪姐还是专升本呢，哪像咱贺哥，直接就是本科，学历长相家境哪一点配不上他闺女。”我在一旁随声附和。贺哥苦笑着摇摇头，“工作。”说完后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我们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一时的插科打诨不足以改变现状，反倒是倍感无奈。
记得上次小宇买醉是因为他和父亲提出去想出去闯荡一番，因为他觉得县城是养老的地方，他认为干的活只是机械性的单调重复，什么也学不到。他父亲只回了一句话——谁都可以说不干，唯独你不能说。那天晚上我们仨喝完了一箱红酒后，在按摩店里吐的七荤八素。
所有的话题其实早就聊尽了，每次的重复除了徒增伤感和苦闷，毫无意义。应酬空谈和尴尬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领会其中精髓。这样看来，沉默着吃东西反而有种莫可名状的轻松。
工作这两个字完全挤压掉剩下的食欲，仨人清了杯中酒后，小宇去结账，我和贺哥在门外享受饭后一支烟。贺哥突然问我，“三儿，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项目？”我想了想，笑道：“买彩票算吗？”并掏出上午刚买的双色球彩票给他看，贺哥弹了一下彩票纸，心疼地说，“这可是一包烟啊。”我打趣道，“只要我中了一等奖，咱俩就门当户对了。”
想起来还是去年年底，我在国外一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损失掉最后半个比特币，之后再也没碰过任何私募和所有的交易平台。不开心了就去买彩票，不知不觉成了我的习惯，几乎不去兑奖，我想买那种有点盼头的感觉，可以让我撑过去一个又一个两天。
（四）
谁都不想早点回家，打着散步消食的名义，我们仨奔向全县唯一的大型公共休闲场所——县人民广场。大爷大妈们跳着广场舞，占据着广场中央；零零散散的小摊子散布在四周，吸引着带孩子出来乘凉的家长；一群十七八的小混混吹着口哨滑旱冰，不时传来一阵夸张的笑声。不远处的海盗船，只载了两个孩子在摇荡。纵观整个熙熙攘攘的人潮，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屈指可数。
我们漫无目的的走着，走到文化台阶下面时，小宇突发童心，问我们俩有没有爬上去过。我们仨像小孩子一样比赛连阶跳着到了最上层，那里本无一人，我们站在上面，喘着粗气对视而笑。一阵凉风吹过，我闻到淡淡的水腥气，好像又要下雨了。
贺哥给自己加戏，他帅气地抹了一下自己的留海，老神在在地闲侃道：“据我夜观天象，今天晚上有雨。”小宇捏住喉咙学女人尖叫；“要下雨啦，回家收衣服啦。”就因为没人看到他们的丑样儿，本来的无意为之发展成俩人像对台本一样你一句我一句玩的不亦乐乎，这一刻我有些恍惚，我仿佛是站在古老的戏台边，他们两个是被人遗忘的戏子，我是唯一的看客。
我闭上双眼深呼吸，《黄帝内经》上说雨气通于肾，此刻我只想捕捉空气里那一丝清新湿润。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意兴阑珊消停下来，小宇用胳膊肘拐了我一下，问我在干嘛。我也不晓得哪来的念头和勇气，走到台阶最前面冲天空大喊了声——我在等风来。小宇没有说话，走来拍着我的肩膀轻轻叹了一口气，倒是身后的贺哥嘟囔了一句，“你想的有点儿多。”他的语调里没有丝毫起伏，像极了今晚沉闷的空气。
从上面下来，我们仨沿着原路返回，本来第一个要告别的人是我，走到我们家路口前我执意要送送他们俩。我们又约定在中间站就是贺哥他们家店前分别，可稀里糊涂的走到终点站小宇他们家门前。我看了一下时间才晚上九点，说要不咱们去蛋糕店坐会儿喝杯咖啡。贺哥对此嗤之以鼻面露不屑。的确，在我们这里，蛋糕店那几套桌椅，大多时候坐的都是相亲男女或者带着孩子的妇女，这个观念在大家意识里根深蒂固了。
回家路过街角蛋糕店的时候，我在橱窗前停留片刻。一个多月前，小宇回国一年来第一次对相亲对象某个女生有好感，女生因被他父母查了个底朝天对小宇大发雷霆。小宇父母看不上那个女生的家境，暗示小宇不要再联系她。小宇和家里大吵一架，带着满腔怒火约我倾诉。当晚我和小宇吃完饭在这里坐到十点半店铺关门。出来的时候，小宇回过头看着还在闪烁的霓虹灯，喃喃自语道：“汉诺威的咖啡店是不打烊的。”
我犹豫着是否给小宇发信息让他再过来坐会儿，打开微信，划过众多的编剧群、作者群、炒币群、期货群、同城老乡群，找到小宇的头像。他的头像一直没换过——他一个人坐在玛诗湖畔，面对着水天一线的蓝天碧水，貌似无比惬意。点击头像那一刹那我放弃了，我实在想不起来两个人还能再聊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