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是达到了很高的高度的。但是南宋灭亡以后，宋词也就没落了。元朝的文人骚客没有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宋词，而是另辟蹊径开创了元曲。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情形的出现，难道是因为元朝文人的文学底蕴不如宋朝，还是元朝文人没有深入掌握填词的规律或者是其他原因所致？就艺术性和文学性来说元曲和宋词进行比较那个的高度要高一些？
这是个“说来话长”的题目。
首先，“元曲”，是“中国元代杂剧、南戏、散曲的通称”，题主说的，很可能只是“散曲”。若如此，便不可对“元曲”一概而论。
其次，清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先秦有《诗》有楚辞，然后是汉赋，魏晋是骈文，唐宋有诗词有散文，然后有元曲，时代递进，体裁翻新，各领风骚，很难以“后不如前”概括之。
再次，“元曲”，如果确仅指“散曲”的话，也不是突兀地产生于“元”，而是中唐之后便露“端倪”。随着唐宋“白话古文”的兴起，“散曲”的产生，既是文学文本表达上的“革新”，也是文学平民化的体现。
学界大多将“元曲”中的戏剧，分为“北方杂剧”和“南戏”两类，其基本包括“曲词、宾白、科介”三个部分。唯杂剧一般一本四折，一折一个宫调，不相重复，分末、旦、净三类角色，全剧只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南戏则由若干“出”组成，数目不定，曲词宫调亦无规定，分生、旦、净、末、丑等角色，均可歌唱，还可对唱、合唱等等。
元代杂剧和南戏之艺术水准及成就，足可傲视世界。比如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就早了莎士比亚300年。
说回到“元曲”中的“散曲”。
中唐以后，文人们“争奇斗艳”，也不断创新，于是逐渐形成了“别是一家”的新诗体——长短句歌词。
两宋时期，此类诗体，经体式规范，进一步得到了高度发展，产生了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著名“长短句词人”。
此过程中，特别是宋金对立时期，一些民间兴起的“曲词”和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乐曲，慢慢融汇于中原的歌词之中。
至金末元初，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基本形成了，这就是当时流传于北方地区的“散曲”，亦称“北曲”。
“散曲”或曰“北曲”，主要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形式。
“小令”，是独立的“单曲”，或称为“只曲”。大多是原来流行于民间的词调和小曲。句调长短不齐，但有一定腔调。其与“词”之不同，先是在于用韵加密，几乎句句均要押韵；其是在于“平、上、去”三声互叶，不如诗词平仄韵一般不能通押；再是没有双调或三叠、四叠的调；最后是可以在本调之外加“衬字”。
大学文学专业讲“散曲”，往往会举以下两首为例。张可久《金华山中》：“金华洞冷，铁笛风生。寻真何处寄闲情，小桃源暮景。数枝黄菊勾诗兴，一川红叶迷仙径，四山白月共秋声，诗翁醉醒。”钟嗣成《失题》：“风流贫最好，村沙富难交，拾灰泥补砌了旧砖窑，开一个教乞儿市学，裹一顶半新不旧乌纱帽，穿一领半长不短黄麻罩，系一条半联不断皂环绦，做一个穷风月训导。”
此两首“散曲”，皆依《醉太平》调，但前一首仅八句四十五字；后一首，虽同调，但加了“衬字”，增至六十五字，“味道”也就完全不同了。
“套数”，沿于“宫调”，是由两首以上“宫调”之曲相连而成的“组曲”，一般均有“尾声”，且要一韵到底。其“宫调”即可同一，亦可变换；句数也可任意增加。就是说，虽有“格律”，但相当灵活。
“套数”中，成就最高者当属关汉卿。
要说的是，除去“小令”和“套数”之外，还有一种出于中间的“带过曲”，如“骂玉郎”带“采茶歌”、“雁儿落”带“得胜令”等等，亦不详述。
“散曲”，最初主要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后来发展为咏史、抒怀、歌唱隐逸和描写男女风情，也有揭露重大社会现象的作品，例如马致远的《借马》、刘时中的《上高监司》、睢景臣的《高祖还乡》等等，不仅极具时代特色，亦有较高艺术水准。
目前可考的“散曲”作者，有200多人；今存“小令”3800多首，“套数”450多套。
一般将“元曲”创作分为前后期。
前期著名者，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卢挚、贯云石等。后期，以乔吉、张可久、睢景臣、张养浩、刘时中等著称。前期作品，多朴实无华，语辞本色。后期，则辞藻清丽，感情浓厚。
前期，举马致远的《天净沙》为例：“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后期，举张养浩之《山坡羊》为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足见，“元曲”，包括其中的“散曲”，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最高水平，完全可以称得上与唐诗、宋词并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