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浴锅上冒着热气，有机试剂刺激的气味借着水汽的热量一起蒸发进空气里，我戴着厚厚的口罩，依然没能阻挡那气味顺着呼吸流淌进肺里，血液里，让我直觉得胸口闷得厉害。现在是几点了？实验室里没有挂钟，想必就是怕实验员急着回家，把实验做得潦草。我抬头看看窗外，阳光已经变成了金黄色，稀稀落落的有人提着包或开着车出了大门，应该已经快到下班的时间了，而今天注定又是个加班的夜。

在这稀稀落落的人流里，有个人始终徘徊在门口，没有出去，是我们的门卫大爷，他拿着扫帚在门口不停地扫着地上的碎屑。我总能看见他，并不是在收发室，而是在门口，就像现在这样。

我很少和他说话，也很少见他和别人讲很多的话，我猜想我们都是一样不善言谈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固执地活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我和他讲话最多的便是在取快递的时候，作为借调到单位不久的年轻新人，平时工作与单位老同志交集又不大，很少有科室之外的人认识我，他是第一个，叫得出我的名字，认得出我的号码。并不是因为我的快递太多，他认识我们单位所有的新人，每一次看见我们路过的时候，他都会打开小窗说一句，谁谁谁，你的快递到了，或者谁谁谁，你们屋某某的快递到了。他从未叫错过，甚至还时常打电话提醒我们许久忘取的快递。这在科长都还会记混我们名字的时候，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常笑谈，大爷是我们见过最热心最称职的大爷，甚至比快递员还要称职。

第一次和他寒暄是在某天下班的时候，我又看见了他，在大门附近的位置清扫着垃圾。天气并不算好，有薄薄一层雾霾，隐约能闻到灰尘的气味。我走到大爷附近，看见大爷戴着口罩，笑着问了声好，诧异他怎么雾霾天还在外面扫地。“埋汰了外人看着不好。”在大爷看来，这大门就是单位的脸。

“单位的脸面”这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或者说是我从没有意识到过的一个概念，工作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所谈论的，争取的，为之激动的，气愤的都只是个人的利益，并时常以消极怠工作为抗争的手段，而少有去想这座城市，这个单位，或者说这一岗位的荣辱。也许源于外来人的无法融入感，始终没有把这个集体这座城市当做自己的归属，从而去珍惜爱护，又或者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个人的身上本就缺少那样一种情怀，那种爱的情怀，付出的情怀。我不爱这里，不爱这个岗位，不爱这群人，我不想为此平白无故地付出任何东西，只想着劳有所得，想着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真的是所谓时代的进步吗？还是人性与品德的倒退？而我爱过什么？又甘愿付出什么？

大爷没再多说，我也没有过多表达自己怎样的情绪或者情感，只是那天之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他，关注他生活的方式，揣测他所执着的东西。然后我慢慢发现，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总会在单位院里的树下走走停停看看，他总会在每天的上班前和下班后出现在门口，或者扫扫地，或者手提着满满一桶的公共垃圾，他总会在空气不那么好的时候，戴上一个厚厚的口罩，双手放在兜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只微仰着头看向西边的太阳。

我是不惯于戴口罩的，即使在实验室也常常一副口罩手套都不戴的模样，不仅秉持着一套口罩无用论，更嫌弃那东西时常妨碍了我的视线，闷得我透不过气。我也乏于日常锻炼，就连每天十五分钟的上班路程都坚持站在公交站不惜等十分钟的公交，直觉得一天的工作已经足够疲乏，余下的多一点都不想动。直到有天发觉自己已不再能轻松爬上六楼，甚至到三四楼时就已气喘吁吁，我不得不开始反问自己，是不是太拿年轻当回事了，是不是太耗费所谓的年轻了。

也许年轻人和老年人看待事物的方式确实存在着差异，我们总觉得他们看到的只是“形式”，只是要采取措施来保护和改善，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实质”，是这样的方式方法究竟是否有用，或者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样的有用论往往让我们忽视了那也许只是微小的保护和改善意味着的实际上是对于生命本身的尊重。我不禁开始想，我们能活到多少岁呢，是否还能活到白了头。

我突然开始想象当我老了的时候，像大爷一样老甚至比他还老的时候，那时的我会不会还有一份可以让自己不至于太虚度时光的工作，会不会仍坚持每天在院里溜溜圈散散步透透气，看看书溜溜狗下下棋，而我现在这二十几岁便已记不清人名和时常脸盲的大脑，又是否能在那时依旧记得住每一个和我讲过话的人的名字，会不会放弃我的有用论与血脉喷张的人生理想，放过那个时刻不肯停歇的自己，也去做一些看似不必要却着实有益的事。

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里，我们活得太疲乏了，疲乏于对这世界的声讨，疲乏于自我利益的维护，疲乏于打着鸡血一样追逐那些看似高尚的理想和看似高贵的生活，疲乏于去扮演各种各样自己认为好或者别人认为好的角色。我们太在意认同，太重视呼声，却忘了摸一摸自己的胸口，问一问自己，你真的享受的是什么。奔波惆怅可以是二十岁的人生，信步闲庭也可以是二十岁的人生，不必要听信与效仿，只有真的发觉那些值得爱与尊重的东西，并学会爱与尊重，才能不虚空，不惘然。每当我看见大爷的时候，我想那也许就是他喜欢的人生吧，虽然只是旁观者，可他的热情与笑容让我觉得真诚，更让我自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