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年代，买米、面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家电、缝纫机等要工业品票，各种各样的票琳琅满目不可胜数。农村还可以自己种粮养鸡，对于城镇居民，没有票基本无法生活。当时的粮票还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全国粮票是全国通用的，地方粮票只能在本省用。

我88年入学时，福建省已经完成物价改革，买东西都不要票，这些票成一堆废纸了。志丹师兄告诉我家，在北京全国粮票还有用。我是教师子女，就住在学校里，我妈妈和老师们一说，大家就把家中没用完的全国粮票都送给我，有好几百斤。老师们还发动亲戚朋友找票，其后我每次放假返乡，都能收到几百斤全国粮票，直到北京也停用。

北京粮票和整版邮票一样，在一张薄薄的纸上印了几十张一斤粮票，用针眼缝分隔，使用时一张一张撕下来，制作非常粗糙，要在今天估计谁都可以仿造。而全国粮票单张制作，用纸精良，印刷精美，两相比较真有云泥之别。

北大男生定额是一个月32斤粮票，女生少点好像是28斤。粮票在食堂不能直接使用，要先换成饭票，一斤粮票加两毛可以买一斤面票，加一毛六买一斤米票，加一毛二买一斤粮票。

我们南方人饮食以米为主，普遍食量较小，以我为例，早餐二两粥，午晚各四两米饭或面食，一天最多一斤，偶尔还会下馆子或到老乡家打打牙祭，一个月32斤绰绰有余。而北方同学以面食为主，大一时我下床的太原崔德龙同学，一餐就要3个馒头用掉6两面票，缺口实在是大。

买饭票的时候，我很纳闷怎么还有粮票，因为从没吃过小米和玉米，不知道粮票是买这些用的，也就没有买。后来到食堂看见大家排队买小米粥，我拿出米票大师傅说不行，后面的同学赶快拿出多余的粮票和我换。当时我还很感激那个和我换票的同学，事后想着不对，粮票比米票便宜，我吃亏了。

刚入学时全国粮票是硬通货，第一次和小贩换鸡蛋三斤粮票就可以换一斤鸡蛋，第二次就要五斤了，后来要八斤、12斤。在20斤粮票只能换一斤鸡蛋时，我果断的把手头全部粮票都换成鸡蛋，几个月后北京停止使用粮票，没用出去的同学都窝在手里了。

宿舍楼下卖煎饼果子也收粮票，我用七斤换过一个。煎饼果子名声在外，有个新鲜的鸡蛋还热乎乎的，当时是殿堂级美食，美中不足油条不是现炸凉了太老。还记得卖煎饼果子是个瘦削的小伙子，真没觉得有啥过人之处，最近才知道这小伙竟然先后娶了两个北大女生，比我们励志多了。

刚入学班主任沈毅雄老师组织一次聚餐，请了一个马来西亚归侨老师帮忙做饭，第一次去了菜市场，才知道买猪肉还要肉票。那次买菜还有个趣事，我在老家看到的都是小葱，沈老师买完大葱后叫我买蒜，我说你手上不是拿着还叫我买。

学生没有条件开伙，按理是用不到肉票的，但是我们屋从实验室偷来了一条电阻丝，自制了一个电炉，不时会到菜市场买点肉炖汤改善生活，肉票成了急需解决的难题。

我经常到黄庄老乡家改善伙食和看球赛，他们夫妇都在中科院工作，女儿已经读大学，有个儿子正在读高三，正是最能吃肉的年级，我找他家要了几斤肉票后，实在不好意思再要了。

怎样利用手头这些肉票买到更多的肉？我想起高中时经常赖在集邮协会的柜台，最后搞得营业员不忍心，给我办了张会员卡的经历，这个方法可以用。

我到菜市场肉摊，找准了一个慈眉善眼的大婶，先找她买了一斤肉。那时凭票供应，肉价很便宜，记得才两块九一斤，但一次至少要一张票没得找，我手上的票是一斤的，一次一定得买一斤足。过两周再去，这个大婶当值我才买，买的时候唠唠嗑，就想让大婶能记得。

第三还是第四次再去时，大婶主动给我打了个招呼：“小伙子，又来了。”有戏！我跟大婶商量：“大婶，我票不多，您能不能卖我贵点不要票？”大婶笑了：“俺这可是国营的，没票怎么行？”看着我满脸的失望，大婶不落忍：“这样吧，今天我只剩这块了，要买你要全拿走。”

那块肉接近三斤重，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和同屋同学分享可真便宜大家了。但是摸了下口袋里的肉票，我拿出一张十块钱：“买，但您得帮我分下。”大婶乐了：“您还蹬鼻子上脸了，我可不会切肉，给您分成两块得了。”回到宿舍，把肉放进饭盆，分两次炖熟了，全宿舍都分享到了。

有次在烧电炉时，楼长大爷上来检查，有个同学喊了声：“老头来了！”我赶快拔掉插头，把电炉踢到衣柜下。张成友同学用浓重的唐山腔问道：“nei个老头？”刚转入我们屋的湛江崔海疆同学听岔了：“奶油老头？”大爷走后，我赶快把电炉拉出来，温度太高已经把柜底烧黑了。

没多久肉票取消了 ，价格一下子涨到一斤五块左右。我和林丰找到了吃羊肉的好地方（后面《学四》篇会详述），也就不再去菜市场买猪肉了，和卖肉大婶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默契仅仅使用了这一次。

那个电炉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役了，只在衣柜底留下一片乌黑的烧痕，还有“奶油老头”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