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电视荧屏，民宿类的“慢综艺”扎堆。湖南卫视的《亲爱的客栈》和东方卫视的《青春旅社》不约而同播出首期节目，浙江卫视推出了《漂亮的房子》，江苏卫视的《三个院子》也开播在即……慢综艺的走红，不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与竞技类“快综艺”不同的味道，更在于其贯彻的一种“慢生活”和“远方想象”击中了现代人的内心。
这些慢综艺，在选址上可是有特别讲究的。《亲爱的客栈》录制地点选择了泸沽湖，这是一个无论怎么拍都美的地方；《青春旅社》则选择在莫干山，这里同样风景优美，是度假胜地；《向往的生活》是北京城郊的“蘑菇屋”；《中餐厅》则选择了泰国旅游胜地象岛……慢综艺不约而同地构筑了一种远方想象：远离现代都市的城市森林和车水马龙，到某一个安静美好的地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自然亲近，与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在地谈天说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这样的远方想象，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症候。无论是早前某位女教师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我要去云南”，高晓松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还是营销号屡试不爽的“逃离北上广”活动，都在舆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们共同昭示的是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对远方的一种渴望。关于远方的想象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远方真的有关于生活的所有真谛吗？
谁的远方?
首先，谁在说远方？
每天凌晨就得起来扫大街的清洁工阿姨，每天在建筑工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工，或者富士康工厂流水线上的年轻人，他们不是《新世相》的目标读者群，估计也没听过《感觉身体被掏空》，相较于高晓松他们更熟悉的是凤凰传奇，因此他们不会总嚷嚷着什么远方。早就实现财务自由的上流阶层，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聊时就坐个飞机到伦敦广场喂喂鸽子，他们想要的远方早就触手可及，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因此，在说远方的，往往是夹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人，你可以称呼他们为小资、中产阶层，或者统一称为之为都市白领。都市白领，既是远方的践行者—比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主人公，他们也是远方的忠实信徒—比如“逃离北上广”的参与者。
与远方相对应的，是眼下生活的苟且。都市白领对于远方的召唤，首先意味着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和逃离。这与都市白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有关。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消费体系都不断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理念：他们是社会的中间（也是中坚）阶层，只要勤勤恳恳工作就可以过上甜腻而体面的生活。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奔走在大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疲于应付职场中的快节奏与复杂人际，庸庸碌碌、浑浑噩噩，不过是“流水线”上的“高级劳动力”；固然大城市机会多，但竞争也尤为激烈，阶层流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加之买不起的房子、还不完的贷款和账单、令人心烦意乱的堵车：不少都市人感到的只有累。
沉重的现实里，他们自然会有“灵魂出窍”的时刻。“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他们想挣脱现实臃肿的肉身，到远方寻求美与自由。“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呈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在我们的下面，是我们的恐惧和悲伤之所，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和同仁，而现在，他们都在地面上，微不足道，也无足轻重。”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里准确描述了这种“逃离”的心理。远方不仅仅是一个旅行目的地那么简单，它还被建构成一种可以逃离现实，实现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庇护所。
现实秩序外的片刻想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也有一群年轻人发起了类似走向远方的运动。他们是著名的“垮掉的一代”。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美国青年，几次横越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高谈东方禅宗，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作鸟兽散。他们过着一种脱离了惯常轨道的生活，放荡、四处流浪。在“垮掉的一代”这里，远方不是某种疲倦后的想象和意淫，它是无时无刻地“在路上”；远方既是自我放逐，更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当下中国社会的远方想象，并没有从“在路上”获取任何精神资源，恰恰相反，我们的远方是剔除掉种种反叛、残酷、硌人的东西的。舆论中常常提到的远方目的地，包括云南大理、西塘乌镇、厦门、西藏，不丹，或者某些欧洲国家，这些目的地是氤氲在某种理想、自由与文艺气息当中的。都市白领青睐的是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描述的远方：“旅途上总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狡黠的女性的流盼在睫毛下一闪，什么时候在远方会露出陌生城市的塔尖，在天际会出现重载船舶的桅杆，或当你看到狂吼在阿尔卑斯诺峰上的大雷雨时，会有什么样的诗句在脑中涌现，谁的歌喉，会像旅人的铜铃般对你唱起，述说合苞待放的爱情的小调。”
换言之，都市白领渴望的远方，是一种柔性化的远方，一种充满美、意境和格调的远方。这样的远方，既与远方的残酷和贫穷无关—都市白领渴望的远方，肯定不是梁鸿笔下的“中国梁庄”，也不可能是刘绍华笔下的“凉山兄弟”；这样的远方，也与真正的反叛无关，远方不过是他们在现实秩序外的片刻想象，他们不会在远方扎根生活，过过眼瘾、拍拍照片后，还是规规矩矩行色匆匆的上班族。
柔性化的远方想象如何形成？这首先是都市白领不自觉地“文化区隔”。布尔迪厄在《区隔》中指出，一个阶层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资本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文化区隔是中产阶层的惯用手法，他们通过品位、中产趣味来明确自己的阶层边界。大理、西塘、乌镇、凤凰等成为都市白领的“根据地”，因为这些目的地都带有某种小资与中产式的格调和气息。
其次，远方早就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都市白领成了后工业时代文化旅游观光产业的主力军，消费主义捕捉到了都市白领的需求，它们先是充分迎合，并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的包装和改造，以及狂轰滥炸的广告宣传，对都市白领进行新的引导和规训。时下不少旅游景点打出的口号都是“小清新”“寻找心灵自由”“精神洗礼”，旅游被包装成一种结合心灵寻觅、健身、休闲、时尚等诸多元素的高级运动；虽然目的地大多千篇一律，“从一个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一样，散落在全国各地，那里一定有台湾奶茶铺、有火柴天堂、有烤鱿鱼炸臭豆腐、有义务廉价工艺品、有时光邮局、有青年旅社，也一定有酒吧”。
远方没有一劳永逸
电影《革命之路》中，莱昂纳多和温斯莱特扮演的夫妻，在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和沉闷无聊的家庭生活中丧失了激情。夫妻俩都渴望寻找自己可能的另一种未来，过上梦想中充满艺术气息的生活，重拾爱情的火焰，他们决定搬到巴黎。巴黎就是他们逃离现实困厄的远方。然而，他们最终并没有成行。男主角在面对职场的晋升时动摇了，女主角在绝望中通过自残让自己流产，死在了医院里。
《革命之路》就像是一个关于远方的悲观预言，面对现实的困厄，远方或许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救赎，并不是出去转一圈回来，就能改变世界了。首先，远方多半只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远方其实就是身处远方的人的“眼前的苟且”。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中关于尼泊尔、不丹等“幸福”国家的报道，但事实是，尼泊尔、不丹都属于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列，这里贫穷、匮乏都是常态，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平均寿命低于全球平均值。我们只不过是和我们不太了解的事物互为远方，“远方”的滤镜屏蔽了当地人的困苦。
其次，如果我们无法勘破现实，那么远方里也没有关于现实的答案。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这样写道，“‘通向N市的任何一条道路，都会把你引向世界的终点’但是，一旦你把世界看了个透，世界的终点就与你出发时的N市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而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想通，那么走遍全世界你依旧无法想通，甚至走向远方反倒成了对现实的逃避。
很多人就成了英国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笔下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好像总是游荡在废墟间，或者是瀑布旁，或者是山里；他们总是在思考永恒，或者在发疯；而且众所周知，他们都认为满怀希望地旅行比抵达终点要更好。在无法忍受的境况中无休止地说理，却依旧被这样的境况所限”；或者毛姆笔下的“心智平庸者”，“他心智平庸，却孜孜追求高尚娴雅，因而从他眼睛里望出去，所有的事物都蒙上了一层感伤的金色雾纱”。于是，出去玩一趟回来，发现一切如旧，什么也没有改变。
说到底，想象远方并没有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也没有错。只是很多人犯了两个错误。一方面，他们将眼前的苟且与诗和远方截然分割对立起来了，可实际上，眼前既有苟且，也有诗和远方，工作再忙碌，总可以抬头看天上的月亮。另一方面，他们将诗和远方具象化了，诗就只是诗歌，远方就必然是某个度假村或旅游胜地，可实际上，“诗和远方”更近于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它还可以指涉一种心灵空间、生活想象和生活方式。远方，可以是心灵的远方，即便囿于鸡零狗碎，也不放弃对自由和美的热爱和想象；远方，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再快，也应该给自己放空的时间，慢下来、静下来，想想初心再出发。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心有远方，热爱当下，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