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寒开始反思了，不仅反思了他的退学，还反思了他的写作。他说：“杂文这东西，无论起初‘三观’多正，写着写着，会发现自己容易变成一个鸡贼的人，往往情不自禁想怎么样煽动更多人的情绪，当我发现自己有这方面倾向的时候，就反思和停止了。”

        对“鸡贼”的解释，百度上说是北京方言，指小气、吝啬、抠门，耍小聪明、狡猾，算计，还暗含着行为猥琐、上不得台面、暗藏私心等意思。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话。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名号竟然落在了写杂文的人的头上。这话从韩寒嘴里说出来，有点“大盗”做不成，才去做“鸡贼”的味道，正如写不成小说或搞不成学问了，才去写杂文一样。韩寒这样说写杂文的人，一定会让那些杂家们很郁闷。

      韩寒是因长篇小说《三重门》出名的，但真正使韩寒成名的却是杂文。他的《三重门》我没有读过，只是在方舟子与韩寒的骂战时，才知道有人怀疑《三重门》是捉刀代笔的“伪作”。但还是没有引起我读它的欲望，这也许是中年人的普遍感觉吧，以为那时的韩寒并没有多少知识和阅历的积累，不太可能写出什么上乘之作。其实，人们对《三重门》的兴趣，更多的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位退了学的肄业高中生。这或许是我的偏见，巴金写《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时候也很年轻啊，不应该低估年轻人的能量。

        可我却喜欢了韩寒的杂文，但绝对没有如人所说的有了“将来的鲁迅”的感觉，只是觉得比较睿智机敏，敢于说话，那些“反讽”也很到位。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不是“鲁迅的时代”，也正因为不是“鲁迅的时代”，才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像闻一多说格律诗是“戴着镣铐跳舞”一样，“规矩”越大、“禁忌”越多，越是对作者智慧和功力的考验。

        正当一些人盼着“鲁迅再生”的时候，韩寒却选择了“反思”。这让有些人感到难堪。看来韩寒是很有责任感的，当他发现自己将要变为一个“鸡贼”，正在情不自禁地“煽动更多的人的情绪”的时候，便断然停止了“犯罪”。可很多人却没有这样的觉悟，他们依然在继续“煽动更多的人的情绪”，很可能已经变成了“鸡贼”。其实，变成“鸡贼”是小事，而“煽动更多的人的情绪”则是大事，这个帽子一戴上，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韩寒说他之所以将要变成“鸡贼”，是因为写了杂文的缘故，而且是“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变成的。杂文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性？好像没有这样的先例。如是，不知是杂文改变了鲁迅，还是鲁迅改变了杂文。但对韩寒来说，这杂文实在不是东西，竟把一个好端端的“三观”很正的年轻人变成了“鸡贼”！韩寒甩锅杂文，确实高明，但能否真的甩掉则另当别论。

        在中国，杂文是有特定内涵和历史传承的，这个特定内涵和历史传承皆来自鲁迅。一说到杂文，人们便会想到“匕首和投枪”的比喻。这个社会上，尤其是精神文化领域，在正本清源、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长矛和大刀”，也需要“匕首和投枪”；不仅需要有当头棒喝和大喊一声，还需要有旁敲侧击和诙谐幽默。这便是文学形式的多样性。杂文在中国已经成为精神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色彩和营养。但小说与杂文毕竟各有特点，如果说小说是兵团作战的话，那杂文便是短兵奇袭。在杂文的写作上，更需要作者的睿智、深刻、韧性和老辣。因此，我觉得年轻人不适合写杂文。年轻人血气方刚，感情充沛，有一股冲劲，而阅历和韧性却相对缺乏，经不住各种世俗的引诱，很难持久作战。故应该趁着血性十足去做“大盗”，而不是叽叽歪歪地当个“鸡贼”。

        韩寒或许是个特例，不仅有名作问世，还写了不少杂文。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的小说了，现在又因为“鸡贼”终止了杂文。有人说，韩寒已经心智成熟了，学会适应这个社会，放弃了对与错，而选择了利与弊。那意思是说，韩寒现在是个有钱人了，变得现实起来了，于是与世俗达成了妥协。这些因素或许都有，但最根本的还是精神和境界的问题。“对与错”是价值判断，而“利与弊”是利益判断，当一个作家选择了利益判断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其实，韩寒早已被符号化了，人们喜欢的是那个具有叛逆性格的玩世不恭的还略显青涩的韩寒，而且希望他能沿着这个轨迹走下去，没想到他会突然“变轨”。韩寒的市场价值就在于他的青涩，一旦红润了、成熟了，便很快会腐烂掉。他“变轨”的结果就是颠覆。

        最近见到两个作家朋友，一个说正在写“剧本”，一个也说正在写“剧本”。看来写“剧本”已经成为写作界很摩登的东西了。韩寒既不写小说了，又因为“鸡贼”而放弃了杂文，那他在做什么呢？告诉你，他已经“后会无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