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群雄割据虽然给后人带来了津津乐道的历史，也给百家争鸣提供了平台，但平心而论当时的百姓在连年征战下一定是民不聊生。

孙武的《孙子兵法》是春秋晚期之前集兵家思想之大成者，在传统兵学领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一部旷世兵书的出世又会给当时的百姓增添多少战乱呢？

孙武之前，老子的《道德经》便说过：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在孙武之后，孟子也说过：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

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都有明显的反战思想，既然如此，读者势必会问一部教人打仗的兵书又何来“仁慈”二字？

可大家是否有想过，孔、孟周游列国为什么无功而返，最后晚年只能著书立说？老子又为什么出函谷关远走他方？墨子“兼爱非攻”为什么没有实现？春秋战国时期那么多提倡偃武修文的学者为什么不能平息战争、安定天下呢？

因为通过战争统一当时诸侯纷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既是政治需要也是时代需要。

既然如此，与其继续无用地反对战争，还不如光明正大地承认战争，教会大家什么才是战争的目的，如何以最少的损失最快地达到战争的目的，如何用其他方式来代替士兵的拼杀，这何尝不是一种“慈悲”呢？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武开宗明义就已经点出了战争的重要性，明确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百姓和战士生死的大事，是当时诸侯国无法回避的存亡方式，已经是不能不去研究的事情了。

不研究不明察，只会让大家在战场上重复血腥的肉搏，徒增本可避免的伤亡。

兵者，诡道也。

明确战争是必须要使诈用计的，既然已经研究战争了就不必再给它带上“遮羞布”了。战场上不是讲“仁义”的地方，类似“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只会徒增伤亡。

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于无算乎。

这是谈到“庙算”，也就是战争之前的战斗策划。生命是可贵的，战争前充分的准备和策划，既可以让我方获胜，又可以减免不必要的伤亡，珍惜生命。

凡用兵之法……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指出战争对经济的损耗是极大的，为了支持一场战争全国百姓要承担着多大的负担，“路有饿殍、易子而食”。战争确实是残酷的，但是既然不可避免就只有尽快地结束它，所以才有：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正因为战争是野蛮残酷的，所以战场不是让我们“潇洒飘逸”的地方，必须要兵贵神速尽快完结。知道这点的人才是“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才是“仁者”。

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对方屈服，而不是杀人和破坏。杀人和破坏是战争中不得已的“副作用”，所以孙武继续指出了一个重点：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所以战争最佳的结果是使敌国完整的向我们投降，而不是通过破坏杀人而使对方屈服。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这对双方的生灵都是一种涂炭，即使百战百胜也不值得提倡。能通过外交、谋略获胜，就不必去驱使将士奋力攻城。真正值得提倡的是通过不流血、不破坏等不交战的方式就让对方屈服，这才是战争最高明的地方。

这难道不是一个兵者无奈之下最大的一份“仁慈”吗？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这段话也是《孙子兵法》中著名的一节，全句的精华就在于劝诫用兵者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战。主帅将领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喜怒而贸然开战、涂炭生灵。情绪可以平复，但是贸然开战后造成的生命的凋谢是不可能恢复的。谁说兵者没有“仁心”？

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这是《孙子兵法》最后一篇“用间篇”中的经句，主旨在于告诫用兵者要不惜金钱做好情报信息工作，战前有用的信息和情报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士兵的伤亡。如果吝啬而不肯花钱获取情报，这种人是不配作为将领的。这里非常明确了生命的价值远重于金钱，爱惜生命重于爱惜名禄。

孙子从没有好战的言语，也没有给战争涂脂抹粉，反而处处承认战争的残酷和伤亡，以此点醒用兵者正确地看待战争，如何利用战前、战场之外的资源和方法减少主战场上双方士兵的伤亡，如何用非战争的方式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在无法避免战争的情况下如何最好地使用好这个“不祥之器”，这难道不是孙武《孙子兵法》的“仁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