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金兀术打出“搜山检海捉赵构”的旗号，企图活捉宋高宗，并一举消灭南宋小朝廷。如果条件允许，不排除安排剥光宋高宗的衣服让他穿上狗皮装站在滚烫的沙子上跳“华尔兹”，像他的父兄一样。赵构自知不敌，便一路南逃，最后甚至一度漂浮在海上。从此以后，宋高宗在历史定格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胆小懦弱，忘恩负义，枉杀忠良的“赵跑跑”形象，直至今天。
真实的宋高宗赵构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能“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北宋选拔禁卫军军官标准），“靖康之变”前夕，金人要求北宋政府派宰相亲王为人质，赵构自告奋勇，主动要求前去，临行前还告诉父兄:“朝廷若用兵，勿以亲王为念。”相反倒是宰相张邦昌痛哭不已。宋高宗书法更得其父真传，在南宋一代首屈一指，行书更是出神入化，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对他的书法推崇备至。他在临安行在的宫室规模和装修更是简陋得让人笑掉大牙，为了节约开支，宋高宗更是创造性地发明了“多功能宫殿”——即一宫多用，同一座宫殿经常变换宫名牌匾，以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退休后宋孝宗为表孝心对高宗所居的德寿宫进行扩建，他才有了像样的居所。南渡后漂泊不定，三餐不继也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很早便适应了粗茶淡饭。这样一个君主，放在以前，肯定是个不世出的明君圣主，可是，他是“赵跑跑”。
如果以上的情况确是史实无误，“赵跑跑”为什么要跑？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历史的时间线拉长一点，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汉朝为什么可以解决匈奴问题？唐朝为什么可以大败突厥，征服吐谷浑？而两宋始终摆脱不了辽金西夏？以及后来的明朝解决不了蒙古问题？那是因为，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掳掠，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并不是以占领土地为目的。匈奴，突厥，吐谷浑，皆是如此，虽然他们战争成本低，战斗欲望强烈，但是这些民族大多“逐水草而居”，没有本民族固有的生产，生活资料。而且和儒家文化圈没有根本交集，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花些时间，解决他们不成问题。但是宋朝不一样。首先，它不是统一的国家，由于重文轻武，军队战斗力低下。宋朝解决边患的重要手段就是花钱买和平，诚如范仲淹所言:“自古兵马精进，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花钱买和平后，双方贸易往来增多，中原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也促进了他们的民族觉醒。结果是“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用文化的统一实现了政治上的不统一。但是有个致命的问题出现了。孟子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近于中国则中国之。”儒家文化的民族认同不是看血缘，而是文化。所以辽道宗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金海陵王南侵时俨然以中原正统自居。问题于是发生了实质变化，以前的民族战争的目的是政治统一，到了宋朝便是争文化正统。
宋高宗在位时期同时是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在位时期，这个时期是金朝的汉化从萌发、发展、定型的时期，加上金朝在军事实力始终在南宋之上，胜算几乎没有。即使岳飞可以“恢复中原”，和金朝隔河北对峙，又能撑多久呢？北宋军事力量在南宋之上，和辽对峙一百余年，金朝灭辽，数年而已，何况南宋军事实力远不如北宋，打得过吗？况且“迎回二圣”徽宗已死，钦宗归来，高宗何以自处？自刘裕篡晋，尽屠司马氏，皇帝这个职业的危险性呈指数倍增加，要么做皇帝，要么做尸体，很少有中间选项。不要说作为一个皇帝，就是作为一个人，这是最基本的求生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