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读书人，对于曹聚仁或许并不陌生。他是集作家、学者、记者于一身的文化大师与爱国人士。据他自己晚年回忆，一生写作，不下四千万字。这个数字，不能不让人乍舌。今天著述量，有出其右者，恐怕是凤毛麟角。曹聚仁对于文艺批评，近乎苛刻，但往往卓见迭出，他不人云亦云，令人叹服。曹聚仁的《书林又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其中一篇《女作家》的随笔，深得我心。曹聚仁心目中女作家，张爱玲都不在话下，冰心早期的作品，他也不以为然。那么曹聚仁心仪的女作家到底是谁？还是让曹聚仁的文字来回答吧！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即如张爱玲，她是胡适之所最赞许的，我实在看不出一点好处来。谢冰心，该是‘五四’以后最著名的女作家，直到她写了《关于女人》，我才说她写得不错。其他，我认识的女作家，如冯沅君、谢冰莹、彭子冈、杨刚，她们的作品，也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倒钦佩陈衡哲与苏雪林，只不知苏小姐为什么那么跟鲁迅过意不去。

台湾的女作家，如琼瑶、孟瑶和郭良蕙，她们都还不够格，不在我评论之列。徐訏兄赞许了於梨华，自比那几位女孩子高明一点。我真正佩服的只有徐钟珮一人；我跟她并不相识，可是，她的集子，我差不多都看过，够得上‘言之有物’的水准。她是懂幽默的，也时常开她自己的玩笑。”

接着，曹聚仁又说道：

“在我心目中，觉得海外最了不得的女作家，还是凌孝隐；她的艺术成就在绘画，诗文乃其余事，却也和李清照一样，可以自成一家言。（如琼瑶那样，做她的生徒还不够格呢！）我也写过战地通讯，也曾读过欧尼派尔的《大战随军记》，仍觉得凌氏的《英雄前线素描》（香港《大公报》巴黎通讯），比萧乾还高明些。她的旧诗词，可说家学渊源，她的父亲也是诗画名家。她的诗词，其妙处不在于述旧，而在于创新，熔裁中外古今，别有风格，可说是别一格的新诗。我到过澳门，看过中央酒店，也看过周末传奇影片，可是，读了她的《揩钱乐》（Casino)，恍然大悟，她是近乎道的了。我曾引过萧瑜的趣语：‘太太是我自己的好，文章是太太的好。’凌孝隐氏，她自己也说：‘在家从父，从父学画；出家从夫，从夫学文。’她在《秋兴》八律中，也有‘从来夫婿称夫子，嫁与萧郎诚得之’之句，或许，八百年前的李清照和她的夫婿赵明诚，会有这样的雅趣吧！”

文学界，能够得到曹聚仁垂青的人不多，女作家更是少之又少。读书至此，不禁对曹聚仁心仪的海外女作家凌孝隐，更是生了几份敬意。不瞒读者说，笔者孤陋寡闻，在曹聚仁的书里，才第一次知道“凌孝隐”这名字。我于是上网搜索，赶快补补课，但凌孝隐的条目，还是寥寥无几，颇感遗憾。

在七八年前，有学界的王鹏先生，在研究香港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时，偶然发现了署名“孝隐”所写的不少文章，也对“孝隐”产生了兴趣。“孝隐”是何许人，却不得而知。为此，他经过一番考证与查询，“孝隐”终于水落石出。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介绍道：

“1940年前后，正当二战时期，香港《大公报》不断刊载欧洲战场及战时欧洲生活的报道，如《战时的巴黎》、《欧战观感》（之一、二、三）、《英法前线素描》、《战时法国之外国难民》、《巴黎战时新阵容》、《血战中的巴黎》、《大时代的巴黎》、《法京迁回巴黎之前夕》、《封锁中的战时法国》、《饥饿线下的巴黎》等等，描写细致生动，看得出，笔者身临其境。这些报道的署名为‘孝隐’。

‘孝隐’何许人也？‘凌寄’与作者有何干系？如果‘凌’系作者姓氏，那么作者是否叫做‘凌孝隐’？而这个‘凌孝隐’又是谁呢？这一连串的疑问，引起了我的兴趣和追索。利用当今最为便捷的工具互联网查询，我一无所获。笔者不甘，又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查阅旧书报，终于查到了有关凌孝隐的一些不连贯的资料。再后来，听说台湾正中书局曾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过有关她的书籍，旋即找到台湾朋友帮助查询，终于查到《凌直支凌孝隐父女画集》等，如获至宝。原来，凌孝隐是一位女画家。”

王鹏先生在文章的末尾，不禁对凌孝隐的身世感慨万千。他写道：“凌女士作为一代才女，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三千多幅画作和五六十万字的文稿，其为人处世更是无可厚非。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林语堂先生这样评价凌女士：‘她口未尝出一恶语，手未尝作一恶事，心未尝起一恶念，她天性之厚也。’凌女士逝世后，她的留学母校纽约州Syracuse大学，把她的绘画作品长期展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也开辟纪念室，长期陈列她的遗物。但现在祖国内地的读者很少有人提到她，其才艺和德行似乎已被历史湮灭了。”

时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徐铸成先生，曾在《旧闻杂记》的回忆录中追忆此事：“有一天，收到一封从巴黎围城中寄来的厚厚的航空信，拆开一看，有四五张密密的蝇头小楷，署名‘孝隐’，字迹十分工整而秀丽，内容则是描写马其顿防线被突破后，法国统治者如何惊慌失措，举棋不定，以及巴黎围城中各阶层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写得十分生动，文笔极好。我喜出望外，翌日就作为专栏刊出。来信仅写‘凌寄’，孝隐是作者的真名还是笔名，就不得而知了。”

凌孝隐的家乡的报刊，曾推出一个由袁晓庆撰文的专版，介绍凌孝隐、凌昂姐弟的事迹，对其生平介绍比较详细。我抄录一些内容在这里，便于读者对凌孝隐的了解。

凌孝隐（1905－1957）画家、诗人、记者。本名凌卓，乳名银贵，自号孝隐。泰州人。画家凌文渊次女。1921年留学美国，就读于纽约锡拉丘兹（雪城）大学教育系和美术系。回国后，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执教于教育学院。1933年定居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香港《大公报》驻法特约记者。出版有《孝隐诗文选》、《凌直支凌孝隐父女画集》等。

《一粟札记》有曰：海外女作家中，曹聚仁先生推崇凌孝隐。凌孝隐说：“在家从父，从父学画。出家从夫，从夫学文。”其《秋兴》八律中也有“从来夫婿称夫子，嫁与萧郎诚得之”之句，雅趣堪比八百年前李清照与赵明诚。而其夫萧瑜的一句话也甚为有趣：“太太是我自己的好，文章是太太的好”。

1933年6月，凌孝隐和萧瑜在上海结婚，8月前往欧洲，之后他们基本上生活在了海外。凌孝隐在法国巴黎建“凌霄画室”，前后20年专习西画，同时又流连在祖国传统的诗词之美中，与萧瑜步韵，与林语堂、顾毓琇、李石曾唱和，她的家成了文艺之家。

1951年春，喜欢法国南方地中海风景的凌孝隐，由巴黎移居戛纳，一年后在外出作风景画时，不慎平地滑倒，跌断腿骨，几个月不能动弹，偃卧中她以《甘城苦海》（引者按：甘城即戛纳）一绝叹云：“万紫千红画境新，安知为画竟伤身。天公妒忌分颜色，不许诗人作画人。”萧瑜和韵云：“一榻依依断骨新，石膏硬化软腰身。百思无计分酸痛，枉作良人对病人。”林语堂亦和云：“可恨红花格外新，隔膏搔痒难翻身。遣春无法休惆怅，权请良人当佣人。”

1952年11月，林语堂夫妇特来接凌孝隐出游，凌孝隐说这是她卧床半年后第一次涉足城市，“漫游海滨，因赋谢一绝”：“半年闷损卧高楼，病起驱车似纵囚。一带浪花还识我，纷纷迎上海滩头。”林语堂和韵云：“半年蹀躞上高楼，为欲贪闲探病囚。万里南游分袂去，何时共话湘江头。”诗中，林语堂道出了凌孝隐和萧瑜将游南美，他与夫人亦将返回纽约的分别之情。1957年凌孝隐因肝癌去世。

凌孝隐，作为一代才女，扬名海外，可谓是无愧于自身，也无愧于祖先，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女作家，在国内其名不彰，实为憾事。但愿通过这篇小文，让才女“凌孝隐”，又一次进入读者的视野！